红安七里坪，大别山南麓的“红色心脏”，一座被长胜街的石板路串起、被苏维埃的旗帜染红的古镇。它的名字里藏着“七里长街，步步生辉”的古意，自元末设镇以来，便似一枚楔入鄂豫皖的赤玉，任岁月淘洗，始终葆着“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的热血与“烟火不熄，信仰长明”的坚韧。

七里坪的“七里”，不只是长度，更是一种时间的刻度——七里石板路，步步皆历史；七里长街，街街有故事。从元朝的商贸驿站到明清的繁华集镇，再到黄麻起义的策源地，这条街见证了七里坪从“商贸重镇”到“红色首都”的蜕变。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从这里出发，点燃了大别山的星火，也让“七里坪”三个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长胜街：石板路上的红色年轮

七里坪的灵魂，在长胜街。这条全长400米的老街，青石板被岁月磨出凹痕，像一行行未干的血书，每一道纹路都藏着一段烽火往事。街心的“七里坪革命旧址群”石碑，刻着“黄麻起义策源地”的字样，红漆在晨雾里泛着暖光，仿佛在无声诉说：这里不是普通的古镇，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

街两侧的明清老建筑，如今成了“活的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里，锈迹斑斑的土铳、补丁摞补丁的军装、泛黄的《红军报》、磨损的煤油灯，静静陈列在玻璃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残破的红旗，旗角焦黑，边缘撕裂，讲解员说：“这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移时留下的，战士们用身体护着它突围，血染的旗面至今能看到暗红的痕迹。”另一侧的展柜里，一本《识字课本》吸引了我的目光，扉页写着“扫除文盲，支援革命”，字迹稚拙却有力——当年苏区推行全民识字，连放牛娃都能念出“共产党”“苏维埃”的字样。

七里坪工会旧址的木楼上，还留着当年工人夜校的黑板，粉笔印迹模糊，却仍能辨出“打倒土豪劣绅”“劳工神圣”的标语。楼下的“工人纠察队”旧址，狭小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旧木桌和几条长凳，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和一本《罢工宣言》。讲解员介绍：“1927年，这里的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薪酬举行罢工，遭到反动派镇压，12名工人牺牲，他们的名字刻在街口的纪念碑上。”

这里还有列宁市苏维埃合作饭堂。粗瓷碗里盛着“革命菜”——南瓜汤、糙米饭、腌萝卜，简单的饭菜却让我心头一热。饭堂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一群红军战士围坐吃饭，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旁边的文字说明写着：“当时物资匮乏，红军战士每人每天只有一斤粮食，却喊着‘吃饱肚子打反动派’。饭堂的炊事员常说：‘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战士们吃热乎饭。’”

老街的居民，是红色故事的活载体。82岁的王奶奶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脚细密如当年的军鞋，鞋底的“千层布”是用旧衣裳撕成布条，一层层粘起来的，厚实耐磨。“我爷爷是赤卫队队长，叫王大牛，1928年在攻打黄安县城时牺牲了，才28岁。”王奶奶抚摸着鞋底，眼神温柔却坚定，“他牺牲前托人捎回话，说‘让娃好好读书，将来替穷人争口气’。现在我孙子在纪念馆当讲解员，天天给游客讲红军的故事，我这鞋底，也算替爷爷‘走’了当年的路。”她的孙女小慧穿着红色讲解服，正给一群小学生讲“郑位三雨夜送粮”的故事：“1933年冬天，大雪封山，郑位三同志背着几十斤粮食，走了八十里山路，送到红军伤员驻地。他自己冻得手脚麻木，却说‘同志们吃饱了，才能打胜仗’……”孩子们仰着小脸，眼睛里闪着光，仿佛看见了那个在风雪中跋涉的身影。

红土地：山水间的信仰与丰饶

七里坪的美，在红土地的厚重与慷慨。大别山的余脉在这里化作低缓的丘陵，红壤如丹，连田埂都泛着“革命的颜色”——这不是普通的红，是烈士鲜血浸染的红，是信仰燃烧过的红。春日的七里坪，油菜花铺成金海，与远处的“红军洞”“革命烈士纪念碑”相映成趣，金黄与殷红交织，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秋日的稻田翻涌成浪，收割机的轰鸣里，藏着“一粒米，一滴血”的传承——当年红军在此“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人第一次握住自己的饭碗，如今这片土地年产粮食超5万吨，仍是红安的“粮仓”，每一粒稻谷都凝结着先烈的期盼。

山水间藏着英雄的足迹。天台山的“红军洞”，是当年红军伤员养伤的地方，洞口被藤蔓遮蔽，需拨开枝叶才能进入。洞内潮湿阴凉，岩壁上留有明显的烟熏痕迹，角落里还有一个浅坑，是当年伤员们烧水用的。“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失利，30多名伤员转移到这里，附近的村民偷偷送来粮食和草药，用生命保护他们。”护林员老陈指着洞外的一棵老松树说，“这棵树是‘红军树’，当时伤员们常坐在树下晒太阳，树皮上还留着战士们刻的‘革命必胜’四个字。”如今，洞口的野葡萄藤长得正旺，果实紫黑如当年的信念，摘一颗放入口中，酸涩中带着回甘，像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香山湖的碧波里，曾映出红军渡河的木筏。湖边的“红军渡”石碑，刻着“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誓言。1931年，红二十五军在此渡过香山湖，前往皖西作战，村民们拆下自家门板做筏子，妇女们连夜赶制军鞋，孩子们帮忙传递消息。“当时湖水暴涨，渡河十分危险，但没有一个村民退缩。”老陈说，“一位老大娘把自家唯一的木盆捐了出来，说‘红军战士能过河，我这盆算啥’。”如今，湖边的“军民鱼水情”雕塑前，常有游客驻足，孩子们会好奇地问：“妈妈，什么是军民同心呀？”妈妈们总会蹲下来，指着雕塑说：“就是像当年爷爷奶奶那样，互相帮助，一起守护家园。”

最动人的是杨山河，河水清冽如当年的“红军茶”。岸边立着“妇女支前模范”的雕像：一位扎着蓝布头巾的妇女，背着装满粮食的布袋，迈着坚定的步伐。抗战时期，七里坪的妇女们成立“妇女联合会”，纳鞋底、做军鞋、送军粮、救伤员，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半边天。“一双军鞋要纳3000多针，一个妇女一个月能做5双。”讲解员介绍，“当时流行一句话：‘男人在前线打仗，女人在后方拼命，都是为了把鬼子赶出去。’”如今，杨山河边的“妇女支前纪念馆”里，陈列着当年的纺车、针线筐、军鞋样品，还有一封泛黄的家书：“娘，我做的军鞋已经寄出去了，前线战士说穿上很暖和。您放心，我会多做几双，让同志们都能安心打敌人。”

烟火人间：最难忘的是人的赤诚

七里坪的烟火气，藏在老街的巷弄里，像一坛陈年老酒，越品越香。清晨的“老张家早点铺”，蒸笼里冒着“红军馍”的香气——这是一种掺了红薯面的馒头，颜色深褐，口感粗糙却扎实，带着淡淡的甜味。“我们家的‘红军馍’传了三代，做法和当年红军吃的一样。”老板张建军掀开蒸笼，白雾升腾中，他指着馍说，“1928年，红军缺粮，老百姓就把红薯面和玉米面混在一起蒸馍给他们吃，虽然不好看，但能填饱肚子。现在日子好了，但我们还是按老法子做，让年轻人记住过去的苦，珍惜现在的甜。”隔壁“非遗工坊”里，老艺人李师傅正编“红军斗笠”，竹篾在他指尖翻飞，如行云流水，斗笠上的红五星鲜艳如初，针脚细密均匀。“这斗笠是当年红军的标配，遮阳挡雨还防子弹。”李师傅说，“我爷爷当年给红军编过斗笠，现在我也教徒弟，已经有十多个年轻人学会了。他们说，戴着这斗笠讲红色故事，更有感觉。”

老街的节庆，是红色文化的活态传承，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过去与现在紧紧相连。每年“黄麻起义纪念日”（11月13日），长胜街会举行“铜锣巡游”。清晨，十几位村民穿着粗布衣裳，敲着当年起义时的铜锣，锣声雄浑激昂，响彻云霄。队伍前面是“红军战士”的彩车，战士们手持步枪，目光坚毅；后面跟着“赤卫队”“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的方阵，孩子们举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语，老人们抬着写有“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的横幅，缓缓前行。沿途的店铺自发挂起红灯笼，居民们站在门口鼓掌，有的还跟着唱起《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歌声在长街上空回荡，仿佛穿越时空，与当年的呐喊声融为一体。

元宵节时，“红色灯谜会”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活动。老街的广场上挂满了红灯笼，每个灯笼下都系着一个灯谜，谜面多与红色历史有关：“红军长征走了多远？（打一数字）”“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谁？（打一人名）”“‘为人民服务’是谁提出的？（打一领袖）”。孩子们拉着父母的手，仰着头猜谜，猜中了就能得到一枚“红星”书签，书签上印着革命先烈的头像和名言。“我猜出来了！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举着手欢呼，奖品拿到手后，她小心翼翼地把书签放进书包，说要“送给同桌，让他也知道红军的故事”。

在七里坪，最难忘的是人的赤诚，像红土地一样质朴，像山泉水一样纯净。民宿老板刘大哥听说我是来写红色故事的，特意从里屋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皮上写着“红军战友名单”，字迹已经褪色。“这是我爷爷刘铁柱的遗物，他是1930年加入红军的，后来在战斗中失散了。”刘大哥翻开笔记本，里面用钢笔写着27个名字，有的名字后面画了圈，有的打了叉，“画圈的是牺牲了，打叉的是失散了，找不到下落。我爷爷临终前抓着我的手说：‘孩子，别忘了这些人，他们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死的。’”他转身走进厨房，端来一碗“红军茶”——用当地的野菊花、金银花和少量茶叶泡的，茶汤金黄，清苦回甘。“这茶我们家喝了一百年，我爷爷说，红军当年喝的就是这个，清热解暑，提神醒脑。现在我们也常泡，就像这红色精神，越泡越浓，越品越有味道。”

忽然懂了七里坪的“长胜”之意：胜在信仰如磐，哪怕血雨腥风，也从未动摇对光明的向往；胜在民心向党，家家户户用血肉之躯筑起革命的堡垒；胜在红色基因早已化作烟火日常，让每一块砖、每一缕风、每一个红安人，都成了“胜利”的注脚。真正的“长胜”，是精神不灭，是薪火相传，是这片红土地永远跳动着的，那颗赤诚而温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