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人到底恨不恨塞尔维亚人？当地人的回答让我意外

“‘喝咖啡吗？这是我杀第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地方。’在萨拉热窝的黄堡，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递给我一支烟，眼神平静的像在问路。”

我当时的脑子彻底短路了。

你要知道，这地方现在是网红打卡点。就在我左边三米，两对韩国情侣正在比着剪刀手自拍，背景是满城金色的夕阳和密密麻麻的红顶房子。空气里飘着烤肉和香草冰淇淋的甜味。

而这个老头，就在这么一个岁月静好的角落，用一种聊“今天白菜多少钱一斤”的语气，把那个血淋淋的词扔到了我脸上。

这就是波黑。

来之前，我也做过功课。看了书，查了资料，以为自己懂了什么叫“巴尔干火药桶”。我想象中的恨，是那种剑拔弩张，是街头巷尾的争吵，是写在脸上的愤怒。

但我错了。大错特错。

这里的恨，不是火。它是冰。它是埋在地下三十米深的冻土，表面上长满了鲜花和野草，你踩上去，软绵绵的，觉得挺舒服。

但只要你如果不小心往下挖一铲子，那种刺骨的寒气，能把你冻的骨头疼。

在这个国家晃荡了半个月，我被现实狠狠上了一课。

第一种残酷：你的邻居，就是你的狙击手

这一课，是我想租的一间民宿给我的。

房东叫埃米尔，一个四十多岁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也就是波什尼亚克人）。他带我去看房。那是栋老式的奥匈帝国风格公寓，挑高很高，墙皮有些剥落。

进门前，我注意到外墙上有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坑洼。像是被什么巨大的虫子啃过一样。

“这是装饰吗？”我嘴贱，问了一句。我以为是某种我不懂的东欧后现代艺术。

埃米尔正在掏钥匙的手停在半空。他转过头，看了看那面墙，又看了看我。

“那是弹孔。”他说，“1992年，这一面墙吃了大概三百发子弹。”

我不想用“震惊”这个词。因为那一瞬间，我感到的不是震惊，是尴尬。一种无知者的浅薄带来的巨大的尴尬。

进了屋，埃米尔给我倒了一杯波斯尼亚咖啡。那种铜壶煮的，极浓，底下沉着厚厚的渣。

我们聊开了。也是我想多了，我以为这种伤疤是禁忌。但在这里，战争就像是一场下了三年的暴雨，每个人都淋过，没人避讳谈论湿衣服。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埃米尔指了指窗外。

那个窗户正对着对面的一栋白色高楼。直线距离，我也就目测不到一百米。连对面阳台上晾的粉色内衣都看的清清楚楚。

“围城那几年，我就躲在这个窗帘后面。”埃米尔说，“而对面那栋楼的六层，住着一个塞尔维亚狙击手。我们就这么对着，对视了三年。”

“那是敌人？”我问。

埃米尔笑了，笑的很冷。“那一层住的是米兰。我的高中数学老师。以前每个周五，他还来我家给我补课，吃我妈做的果仁蜜饼。”

我的后背开始发凉。

真的，不是形容词。我是真的觉得胃里翻涌。

我们在国内看新闻，看历史书。战争是宏大的叙事。是“波黑军队”对着“塞族军队”。

是地图上的红箭头和蓝箭头。

但在埃米尔的叙述里，战争是他妈的具体的。

具体到，想要你命的人，不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恶魔，而是那个给你批改过作业、知道你爱吃甜食、甚至知道你家卧室窗户朝哪开的熟人。

“那你恨他吗？”我问出了那个愚蠢的问题。

埃米尔喝了一口咖啡，渣子沾在他嘴唇上。

“恨？我有资格恨吗？”他反问我，“那天米兰在对面楼上用步枪瞄准我的时候，我也正拿着一把土造的枪瞄准他。如果我的枪法准一点，死的就是他。我们是一样的。”

他顿了顿，又说：“我不恨米兰。后来听说他被流弹炸断了腿。我只恨那种让邻居变成野兽的力量。昨天我们还一起喝咖啡，今天你就必须杀了我，不然我就杀了你。这种力量，太恶心了。”

那晚我没睡好。躺在床上，总觉得窗外有一双眼睛。

这里的恨，不是因为陌生。是因为太熟悉。是因为这种仇恨撕裂的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同一个楼道、同一个教室、同一张餐桌。

这种撕裂后的伤口，根本好不了，只能结痂。

第二种残酷：过一条马路，你就换了一个“宇宙”

在萨拉热窝待了三天，我决定去看看“另一边”。

我要去东萨拉热窝。

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萨拉热窝其实是两个城市。一个是联邦首都，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为主；另一个叫“东萨拉热窝”，属于塞族共和国。

听起来很远？

不。我打了个出租车，司机是个大胡子。

“去东站。”我说。

“我不去。”司机把头摇的像拨浪鼓，“我不去那边。我把你放到边界，你自己走过去。”

边界？我脑子里浮现出铁丝网、哨卡、持枪士兵。

结果，车开了二十分钟，停在一个路口。司机指了指前面：“到了。过了那个红绿灯，就是‘那边’。”

我又愣住了。

没有铁丝网。没有士兵。甚至连个栏杆都没有。

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马路，甚至路边的草坪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付了钱，背着包，像个傻子一样走了过去。

哪怕没有物理上的墙，我也在踏过去的瞬间，感觉到了那种无形的屏障。

变化是瞬间发生的。

前一秒，路边的路牌还是拉丁字母（我们熟悉的ABC）。过了马路，所有的路牌、商店招牌、广告，瞬间全部变成了西里尔字母（像俄语那种）。

前一秒，路边飘的是清真寺宣礼塔传来的悠长祈祷声。这一秒，我看到了东正教教堂金色的洋葱顶。

前一秒，路边纪念品店卖的是印着“永不忘记萨拉热窝大屠杀”的T恤。这一秒，我在报亭里看到了那个被海牙国际法庭判为战犯的姆拉迪奇的画像，被印在打火机上，就在收银台最显眼的位置。

这就是所谓的“平行宇宙”。

我在一家叫“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坐下。旁边坐着几个年轻小伙子，穿着皮夹克，抽着烟。

我凑过去搭讪。这需要点厚脸皮。

还没聊几句，其中一个叫斯特凡的小伙子就看出了我的来意。他英语不错，带着浓重的斯拉夫口音。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坏人？”他直勾勾的盯着我。

“没有，我只是好奇。”我努力保持微笑。

“得了吧。所有的游客都一样。”斯特凡弹了弹烟灰，“你们去了老城，看了那些弹孔，听了那些哭诉。然后来到这里，看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怪物。在你们眼里，我们是屠夫，对吧？”

我没说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潜意识里确实带着这种滤镜。

“有人问过我们死没死人吗？”斯特凡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的叔叔就在那条马路对面被打死的。就在他家门口。他是塞族人，所以他该死吗？现在的历史书上，他们是受害者，我们是加害者。这公平吗？”

他指着那条看不见的边界线。

“我从来不去那边。”他说，“不是怕被打。是不想看那些眼神。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我欠了他们一条命。”

“那以后呢？你们会和好吗？”我问。

斯特凡笑了，那是和埃米尔一模一样的冷笑。

“为什么要和好？这样挺好。我们过我们的，他们过他们的。只要别互相开枪，就是最好的结果。别指望我们会拥抱。不可能的。”

我喝完那杯咖啡，逃一样的离开了。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地方。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现在的波黑，维持着一种极其诡异的和平。就像一对已经彻底决裂的夫妻，为了孩子（或者为了房子），不得不继续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用胶带在地板上贴了条线，规定左边归你，右边归我。

他们不吵架，不打架，因为他们根本不说话。

这种冷暴力，比热战更消耗人。

它让仇恨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的、平庸的、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隔阂。

第三种残酷：一座桥，连通了两岸，却隔绝了人心

如果你觉得萨拉热窝已经够分裂了，那你一定要去莫斯塔-尔。

那里有一座闻名世界的桥——莫斯塔-尔古桥。

这桥太美了。碧绿的内雷特瓦河水，白色的石桥拱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无数游客在这里拍照，看当地的小伙子表演高空跳水。

但在本地人眼里，这桥不是风景，是伤疤。

1993年，克罗地亚武装炸毁了这座桥。2004年，桥重建了。

不管是导游词，还是联合国的宣传，都把这座桥这叫“和解的象征”。我想当然的以为，这代表着两边的人又走到了一起。

但我就是个天真的傻子。

我在桥头遇到个卖画的姑娘，叫艾娜。她画的都是那座桥。各种角度，晨光里的，夕阳下的。

“你经常过桥去那边玩吗？”我一边挑画一边问。

河的西岸，住着克罗地亚人，信天主教。河的东岸，住着穆斯林。

艾娜手里的画笔停住了。

“我22岁了。”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我从来没去过西岸。”

我愣住了。

这座桥，一共也就三十米长。走过去，只需要三十秒。

“为什么？”

“不知道。”艾娜耸耸肩，“那边是‘他们’的地方。我不属于那里。我就在这里挺好。我有我的咖啡馆，我的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在莫斯塔-尔，有一种全世界最荒诞的学校，叫“同一个屋檐下的两所学校”。

还是那栋教学楼。穆斯林学生从左门进，上二楼，用波斯尼亚语教材，学一种历史。克罗地亚学生从右门进，上一楼，用克罗地亚语教材，学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

两拨孩子，在同一个操场上课间休息，甚至因为课间时间被刻意错开，他们连面都见不着。

这叫什么？这叫从幼儿园开始的“仇恨流水线”。

大人们不想打仗了，但他们也没打算原谅。于是，他们极其高效的、系统性的，把这种隔阂植入到了下一代的脑子里。

艾娜告诉我，她有个网恋对象。聊了半年，特别投缘。直到有一天，对方说漏了嘴，说他住在西岸。

“然后呢？”我问。

“没有然后。拉黑了。”艾娜说的干脆利落，“不可能有结果的。我爸会打断我的腿，他家也不会让他娶个穆斯林。长痛不如短痛。”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就像在说扔掉一双不合脚的鞋。

站在那座被全世界歌颂为“和平象征”的桥上，我看着下面流淌的河水。

桥连起来了，石头做的。心断开了，肉长的。

石头断了能修，肉长的心断了，可能这辈子都接不上了。

这才是真正的残酷。它不是鲜血淋漓，而是死水微澜。是艾娜这样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去恨，就已经学会了“放弃”。

放弃去理解，放弃去交流，放弃去爱。

因为“不想麻烦”。因为“就这样吧”。

这种麻木，比恨更可怕。恨至少还有一种热度，而麻木，是彻底的零度。

结语：我们只是过客，没有资格评判

离开波黑的前一天，我去了一趟著名的“隧道博物馆”。

那是一条在围城期间挖出来的生命通道。800米长，只有一米高。当年，全城的粮食、药品、枪支，甚至伤员，都靠这条烂泥里的洞进出。

我弯着腰，在里面走了几十米。幽闭，潮湿，空气里全是霉味。那是死亡的味道。

出来的时候，阳光刺的眼睛疼。

我突然想起那个黄堡上的老头。想起东萨拉热窝的斯特凡。想起没过过桥的艾娜。

你说，他们恨吗？

当然恨。那种恨已经渗进了DNA里。

但他们爱生活吗？

也爱。他们在弹孔旁边的咖啡馆里大声谈笑，他们在满是地雷警告牌的山坡下野餐。他们把子弹壳做成那种精美的工艺笔，卖给游客换钱买啤酒。

我们这些外人，带着猎奇的目光，带着那种廉价的同情心，跑过来问这问那。问人家恨不恨，问人家苦不苦。

其实挺无聊的。

我们没资格在他们的伤口上指指点点。我们也没经历过那种只要出门买个面包都要拿命去赌的日子。

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这种破碎的现实里，拼命地想要活的稍微正常一点。

“恨”太奢侈了，“原谅”太沉重了。他们选择的，可能仅仅是“忍受”。忍受过去，忍受现在，忍受那个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未来。

我把那支用子弹壳做成的圆珠笔塞进背包。笔尖划过手指，凉的。我没回头看那个摊主，转身钻进了通往机场的出租车。

文章结束

【旅游出行Tips】

1. 货币与支付：波黑使用“马克”（KM），它是直接和欧元挂钩的（汇率大概是1欧元=1.95马克）。虽然很多地方收欧元现金，但找零通常是马克。刷卡普及率远不如国内，尤其在小店和老城区，务必随身准备至少100-200马克的现金。

2. 交通大坑：不要以为这里只有几百公里就能很快到达。波黑全是山路，公共交通（大巴）虽然网络发达但速度极慢。萨拉热窝到莫斯塔-尔虽然只有130公里，加上路况和可能的延误，经常要跑3个小时以上。

火车是个不错的选择，风景绝美，但班次很少，必须提前查好时刻表。3. 地雷警告：这绝对不是开玩笑。波黑至今仍是欧洲地雷隐患最严重的地区。

在野外徒步或者开车路过偏僻山区时，严禁离开铺装路面或既定步道。看到画着骷髅头的红色三角形标志（Pazi Mine），一定要远离，千万别为了找个好机位去钻草丛。4. 咖啡文化：在这里，喝咖啡是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点“Bosnian Coffee”，千万别像喝意式浓缩那样一口闷。要等渣沉淀，先吃一口方糖，然后小口啜饮。这不仅是喝法，更是一种社交礼仪。

5. 饮食雷区：这里的食物分量巨大，且以肉为主。一道Cevapi（烤肉指）通常有5-10根肉条配大饼。并没有太多蔬菜选择，除了沙拉。

如果你是“中国胃”，建议带上榨菜或泡面，三天全是烤肉真的会顶不住。6. 敏感话题：和当地人聊天时，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否则尽量避免主动讨论1990年代的战争、种族责任或具体的死亡数字。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也都有不想触碰的伤疤。

保持倾听，少做评判。

这是一篇基于你提供的标题续写的完整纪实风格文章。

萨拉热窝的清晨，空气中混合着浓郁的土耳其咖啡香气和远处依稀可闻的清真寺祈祷声。走在巴什察尔希亚（Baščaršija）的老街上，你很难将这种宁静与三十年前那场被称为“二战后欧洲最惨烈”的战争联系起来。

除了墙壁上那些尚未修补的弹孔。

在来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之前，看过太多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纪录片，读过太多关于围城战的史料。带着这些沉重的预设，我不禁在想：在这片土地上，波斯尼亚人（主要是波斯尼亚克穆斯林）心中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究竟有多深？那应该是一种刻骨铭心、无法化解的死结吧？

然而，随着我深入当地，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萨拉热窝人交谈，他们的回答不仅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震撼的生存哲学。

“并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是‘切特尼克’ ”

我的房东艾米尔，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经历过那场残酷的围城战。当我小心翼翼地抛出这个问题时，他正熟练地为我倒上一小杯名为“Rakija”的烈酒。

“恨？这事情没那么简单，”艾米尔点了一支烟，眼神透过烟雾并没有聚焦在任何地方，“当年朝我们开枪的是塞族军队，是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叫他们‘切特尼克’。但我无法恨所有的塞尔维亚人。”

他指了指隔壁的公寓：“我的邻居就是塞尔维亚族。战争期间，当我们没有水喝的时候，是他冒死分给我家里半桶水。你说我该恨他吗？那些向山上开炮的人是‘野兽’，但生活在我身边的，是人。”

艾米尔的回答点出了一个关键：普通波黑人将“政治体制/军队”与“具体的个人”分得很清楚。他们痛恨的是那种试图毁灭他们的种族清洗意识形态，而不是那个甚至可能和他们说着同样方言、吃着同样食物的邻居。

年轻人的无奈：“我们也想恨，但我们更想活”

如果说老一辈人还带着血色的记忆，那么年轻人则展现出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的疲惫。

在萨拉热窝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了24岁的阿德南。他正在攻读IT学位，梦想是去德国或奥地利工作。

“你会听到很多政客在电视上大喊大叫，试图挑起仇恨，因为只有恐惧才能让他们保住选票，”阿德南无奈地耸耸肩，“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即使你是塞尔维亚族，只要你不否认曾经发生过的罪行，我们就没问题。”

“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阿德南继续说道，“如果我在公司里拒绝和一个叫斯特凡（典型的塞族名字）的人合作，那我就是傻瓜。仇恨太昂贵了，正如我们这里的物价一样，我们普通人消费不起。”

这让我非常意外。我原以为年轻人会被灌输复仇的火种，但现实是，经济压力和对未来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民族仇恨的浓度。他们厌倦了被过去捆绑，他们更恨那些利用战争伤疤来敛财的腐败政客，无论这些政客来自哪个民族。

莫斯塔尔的桥：裂痕犹在，但桥已重连

当然，说完全没有隔阂是撒谎。在波黑南部的莫斯塔尔，那座著名的古桥虽然重建了，但城市依然在无形中被分为了两半：河的一边住着克罗地亚族，另一边主要是波斯尼亚克族（虽然这里主要涉及克族和穆斯林的矛盾，但塞族的影子依然在）。

在波黑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作为波黑的一个政治实体存在，那里飘扬着塞尔维亚的三色旗。当你从萨拉热窝驱车进入东萨拉热窝（塞族控区）时，气氛会有微妙的变化。

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冷和平’。我不去那边找麻烦，他们也不来这边惹事。我们互相并不是拥抱亲吻的朋友，但我们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再回到1992年。”

这或许才是最真实的答案：没有热烈的爱，也没有失控的恨，而是一种基于痛苦记忆的理智克制。

尾声：宽恕不是遗忘

在离开萨拉热窝的前一天，我去了著名的“战争童年博物馆”。那里展示着战争中长大的孩子们珍藏的物品：一双破舞鞋、一个芭蕾舞 tutu 裙、一个用空投食品包装纸做的玩具。

看着这些展品，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地人的回答让我意外。

他们不恨，不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发誓永不遗忘，Never Forget），也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是因为他们深刻地体会过仇恨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人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懂得和平的易碎与珍贵。

这里的仇恨，已经被深深地埋进了坟墓里，压在了那些白色墓碑之下。而活着的人，选择带着伤疤，为了孩子，为了哪怕是一点点的光亮，继续走下去。

这不仅是波黑人的答案，也是人性的韧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