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学校旧址内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铜塑今年暑假，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举办的“追寻大钊先生足迹”City Walk活动。我走访了两条研学线路：“北大红楼—北大二院旧址—《新青年》编辑部”线路和“蒙藏学校旧址—李大钊故居”线路。“北大红楼—北大二院旧址—《新青年》编辑部”线路“北大红楼—北大二院旧址—《新青年》编辑部”线路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历程。北大红楼曾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陈独秀曾在此任教。北大二院旧址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教育变革与思想启蒙。《新青年》编辑部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场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在此发展起来，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思想解放，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参观北大红楼，我了解到：李大钊在北京期间，发起或指导成立了多个进步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等。1919年7月，《少年中国》杂志创刊，李大钊担任编辑部主任。1920年12月2日，为推动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这是中国首个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研究目标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日刊》曾刊发其成立启事。同年8月，李大钊出席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团体在陶然亭慈悲庵举行的座谈会，建议各团体应明确主义、加强联合。此次会议发表《改造联合宣言》与《改造联合约章》，号召青年“到民间去”，以实际行动推动社会改造。当我走进北大二院旧址，展墙上那些关于社团的文字与影像瞬间攫住了我。透过老照片与文献记载，我仿佛看到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走街串巷、用通俗话语传播进步思想的身影，看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们围坐讨论、在经典著作中探寻真理的专注，也能想象到《曙光》杂志社成员以笔为刃、抨击旧弊的热忱。站在展墙前良久，我联想到如今高校里的社团活动。从当年以传播新思想、探寻救国路为使命的革命社团，到现在涵盖学术科研、文化艺术、志愿服务等多元领域的校园组织，时代在变化，社团的使命也有所不同，但那份“以社团为纽带，汇聚力量、追求进步”的精神从未改变。我是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ASTV学生电视台的一员。就像百年前革命社团借刊物传播进步思想一样，如今，我用镜头作为媒介：院内歌手大赛时，我为选手们拍摄宣传片，捕捉舞台上同学们的精彩表演与台下的欢呼喝彩；篮球比赛中，我记录下篮球进网的瞬间、团队协作的默契，将拼搏精神传递给更多同学......“社团”精神的传承让我明白，我们这一代青年与百年前的先辈们，从未在精神上疏离。“蒙藏学校旧址—李大钊故居”线路我研学的第二条路线是“蒙藏学校旧址—李大钊故居”线路。蒙藏学校旧址作为近代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的重要场所，静静诉说着党早期民族工作的初心。
晌午的阳光透过李大钊故居的窗，暖阳照射在屋内的旧书桌、木书架上，泛起岁月的柔光。那磨得光亮的木椅，叠放在床上的旧棉被，整齐摆放在书桌上的台灯、砚台与纸张，每一件物品都如沉默的见证者，无声诉说着这位“播火者”的日常与坚守。故居院中进行的沉浸式导览讲解《守常先生》，更让我如穿越时空，来到李大钊先生身旁。当演员身着长衫，用温润而坚定的语气重现大钊先生与青年探讨救国道路的场景时，我清晰地听见他话语里藏不住的热忱，真切感受到这位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党组织时的执着。研学路上，我意识到：强大的革命力量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精神的引领。作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出发前，我就有拍摄红色宣传片的设想。在李大钊故居，我设想用近景镜头捕捉书桌上书本的纹理，再搭配暖黄色的光线，展现出历史的厚重感；
走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时，我又思考如何用跟拍镜头，模拟当年编辑们在屋内忙碌的场景。设计宣传片脚本时，我计划用“先生的一天”这样鲜活的表述，来更贴近青年的视角。如今，多数人还需亲临场馆才能感受历史的温度。那么，如果以vlog（视频播客）的形式，推出“大钊先生的一天”“陈独秀与《新青年》的那些事”等主题短视频，用通俗的语言和生活化的视角呈现历史，一定可以让更多人隔着屏幕爱上这些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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