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沿着大同江缓缓行驶，车窗外是平壤四月略带凉意的清晨。来自浙江的退休教师陈文涛扶了扶眼镜，目光追随着街上骑着自行车匆匆上班的人们。这是他第一次来朝鲜，也是他退休后“社会主义国家巡礼”的第一站。

“各位游客，我们即将到达今天的第一个参观点——平壤第一百货商店。”导游金英淑用流利的中文说道，她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朝鲜女性，胸前别着两枚徽章，笑容得体但保持着某种距离。

车里坐着十二名中国游客，大多是像陈文涛这样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唯一例外的是坐在前排的一对年轻情侣，女孩正小声抱怨早餐没有咖啡。

陈文涛的注意力被街边的一个场景吸引：几个穿着深色服装的妇女在肉店前排着整齐的队伍，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小的配给簿。店铺的橱窗里，肉品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数量不多。

“金导，我有个问题。”坐在陈文涛旁边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突然开口，他是来自上海的私营企业主王建国，“朝鲜人平时很难吃到肉吗？”

车里瞬间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

金英淑脸上的微笑凝固了一秒钟，但很快恢复如常：“感谢您的关心。朝鲜实行的是配给制，每个家庭根据人口和工作性质，每月都能分配到一定数量的肉类。”

“那具体是多少呢？”王建国不依不饶，语气中带着一丝探究，“我听说有些月份可能根本没有？”

这次金英淑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些。陈文涛注意到她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声音依然平稳：“具体配额会根据国家生产情况有所调整。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分配系统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基本营养需求。”

“基本营养需求……”王建国小声重复，嘴角扬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转头对妻子说，“听见没？基本需求。”

陈文涛皱起眉头。他注意到金英淑的眼神黯淡了一瞬，但导游的专业素养让她很快调整好状态，继续讲解即将到达的百货商店的历史。

平壤第一百货商店比陈文涛想象中要宽敞明亮，商品种类也算丰富，只是顾客不多。在纺织品柜台，陈文涛看到一位朝鲜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挑选布料。大一点的是个女孩，约莫七八岁，小手紧紧抓着一块深蓝色布料；小的那个男孩，看起来四五岁，眼睛直勾勾盯着食品区方向。

“妈妈，今天会有肉吗？”男孩用朝鲜语小声问。

母亲蹲下身，抚摸着孩子的头：“如果这个月爸爸的工作评级是优秀，我们就有额外的肉票。”

陈文涛不懂朝鲜语，但他从母亲温柔而疲惫的神情中读懂了什么。他想起自己孙子每天挑食不吃肉的样子，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看什么呢，老陈？”王建国走过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唉，所以说还是咱们中国好，想吃什么肉随时能买。”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陈文涛淡淡回应，目光仍追随着那对母子。

当晚，旅游团被安排在一家涉外餐厅用餐。菜品很丰盛，有鱼有肉，甚至还有啤酒供应。王建国举杯高声说：“来，庆祝我们在朝鲜吃上肉了！”

几个游客跟着笑起来，但陈文涛注意到，金英淑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她默默为每位客人添茶，动作轻缓而专注。

晚餐过半时，餐厅经理匆匆走来，在金英淑耳边低语几句。金英淑点点头，起身向游客们致歉：“各位请慢用，我有点事情需要处理。”

出于好奇，陈文涛借故离席，悄悄跟了过去。他看到金英淑和经理走进后厨，随后传来低低的交谈声。

“只能匀出这么多了，我们自己的配额也不够。”是经理的声音。

“孩子正在长身体，医生说她需要蛋白质……”金英淑的声音很轻，但陈文涛听出了一丝颤抖。

透过门缝，陈文涛看到金英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小心翼翼地将几块用油纸包好的肉放进去。他瞬间明白了一切——这些肉很可能来自他们这桌游客的晚餐配额。

第二天，旅游团前往参观一所中学。王建国依然时不时抛出一些敏感问题，金英淑始终礼貌回应，但陈文涛注意到她眼下的乌青和略显苍白的脸色。

课间休息时，陈文涛故意落在队伍后面，等金英淑走近时轻声说：“金导，您昨晚……那些肉是给家人带的吧？”

金英淑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平静下来：“陈先生，我们的规定是……”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陈文涛打断她，“我只是想说……我理解。”

两人沉默地走了一段路。操场上的孩子们正在踢足球，笑声清脆响亮。

“是我的女儿。”金英淑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她身体不太好，需要补充营养。这个月我们的肉票用完了，所以我……”

她没有说下去，但陈文涛已经明白了。他想问“为什么不多买点”，但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愚蠢——在配给制下，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在朝鲜，吃肉意味着什么？”陈文涛换了个问法。

金英淑思考片刻，望着远处奔跑的孩子们：“意味着节日，意味着庆祝，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和健康。我们不像一些国家那样把肉当作日常，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吃肉都变得特别而珍贵。”

她转头看向陈文涛，眼神清澈：“您知道吗？在我的国家，一块肉会被小心翼翼地分成几份，每一口都细细品味。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点食物，因为我们知道它来之不易，知道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劳动。”

行程的倒数第二天，意外发生了。大巴车在前往南浦的路上突然抛锚。司机检查后说需要更换零件，但最近的维修点在一个小时车程外。

当时正值中午，阳光炙热。游客们开始抱怨，王建国的声音最大：“这什么条件啊？连个备用零件都没有！”

金英淑不停道歉，用手机联系调度中心，但信号时断时续。最麻烦的是，车上准备的午餐因为保温设备故障，部分食物已经开始变质。

“这肉都有味道了，怎么吃啊？”一位女游客抱怨道。

金英淑检查了食物，脸色变得凝重。她沉思片刻，突然站起身：“请大家稍等，我去想想办法。”

陈文涛看着她走向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大约半小时后，她带着一位朝鲜老人回来了。老人手里提着一个盖着白布的篮子。

“这位是村里的朴大爷。”金英淑介绍道，“他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简单的午餐。”

朴大爷腼腆地笑着，掀开白布——篮子里是十几个烤得金黄的玉米饼和一罐泡菜。

“我们村今天正好有小型庆祝活动，所以多做了些。”朴大爷用简单的汉语说，“请别嫌弃。”

游客们面面相觑。王建国小声嘀咕：“就这？连点肉都没有……”

“在朝鲜，客人来了，我们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金英淑平静地说，“朴大爷的玉米是自己种的，泡菜是妻子亲手腌制的。这代表着他们的心意和尊重。”

陈文涛第一个接过玉米饼，咬了一口——温热、扎实，带着玉米天然的甜香。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那时候一块白面馒头都是奢侈品。

“朴大爷，您也一起吃吧。”陈文涛用刚学的朝鲜语说。

老人摆摆手，指了指村庄方向：“我吃过了，村里今天有肉汤分配，我得赶回去。”

“肉汤？”王建国捕捉到了这个词。

朴大爷点点头，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我儿子在工厂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励了额外的肉票。今天全村一起分享。”

最终，大巴车在下午三点修好了。临行前，陈文涛悄悄塞给朴大爷一些中国带来的糖果和一小盒茶叶。老人起初坚决不收，直到金英淑帮忙解释这是中国的礼节，他才腼腆地收下。

“请一定再来。”朴大爷握着陈文涛的手说，“下次来，我一定请您吃肉。”

回程路上，游客们异常安静。王建国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突然开口：“金导，对不起。”

所有人都看向他。这位一路上问题最多、言辞最直接的企业家此刻脸上带着少见的诚恳：“我为我的不礼貌道歉。我今天才明白，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金英淑微笑着点点头，没有说话。

陈文涛想起朴大爷说到“全村一起分享肉汤”时眼里的光。那不是对物质的贪婪，而是一种集体获得荣誉后的喜悦，一种分享带来的满足。在中国，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样的眼神了——当吃肉变得稀松平常，那份珍惜和喜悦也随之消散。

离开朝鲜的前一晚，旅游团被邀请观看阿里郎大型团体操表演。十万表演者整齐划一的动作让陈文涛震撼，但更触动他的是表演间隙的一个小场景。

由于座位靠近后台，他无意中看到一群刚刚结束表演的朝鲜孩子排队领取晚餐。每个孩子得到一个小小的饭盒，饭盒打开，是米饭、泡菜和一小块煎鱼。

“今天有鱼！”一个男孩兴奋地说。

“因为我们是优秀表演者！”旁边的女孩骄傲地挺起胸。

孩子们没有争抢，没有抱怨分量少，而是小心翼翼地吃着，连一粒米饭都不浪费。吃完后，他们仔细清洗饭盒，整齐地交还给工作人员。

陈文涛突然想起自己孙子吃牛排时挑剔的样子，想起家里因为饭菜不合口味而被倒掉的剩菜。他感到一阵深深的自责和反思。

表演结束后，金英淑向每位游客赠送了小礼物——一个手工制作的朝鲜娃娃。轮到陈文涛时，她多给了一个小包裹：“这是给您的孙子的，希望他健康成长。”

包裹里是一小盒朝鲜糖果和一张手写的卡片，上面用中文写着：“珍惜每一份食物，就是珍惜生活。”

飞机在北京降落时，陈文涛的手机响起一连串消息提示。家庭群里，女儿在抱怨猪肉又涨价了，孙子说不想吃幼儿园的午餐因为“没有麦当劳好吃”。

陈文涛没有立即回复。他打开行李，拿出在朝鲜拍摄的照片——肉店前排队的妇女、分享玉米饼的朴大爷、领取晚餐的表演孩子们，还有金英淑在阳光下微笑的侧影。

“爷爷，朝鲜好玩吗？他们真的吃不上肉吗？”晚上视频时，孙子好奇地问。

陈文涛沉思片刻，缓缓回答：“他们不像我们每天都能吃肉，但正因如此，他们更懂得食物的珍贵。你知道吗，在朝鲜，一块肉可以连接整个社区，一次吃肉可以是整个家庭的庆祝。”

孙子似懂非懂地点头。陈文涛知道，这个六岁的孩子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的话，但他希望至少能种下一颗种子——关于珍惜、关于分享、关于在物质之外寻找生活意义的种子。

挂断视频后，陈文涛翻开日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朝鲜的七天，我看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逻辑。那里的人们用有限的资源创造了丰富的意义，用集体的分享弥补了个体的匮乏。吃肉对他们而言，不仅是营养摄入，更是社会关系的体现、集体荣誉的象征、家庭团聚的仪式。而我们，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是否丢失了某种对食物的敬畏和对分享的喜悦？”

他合上日记，望向窗外北京的万家灯火。这座城市从不缺少肉香，但也许，缺少了一点分享肉汤时朴大爷眼里的那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