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春天，平壤大同江畔的垂柳刚抽出新芽。二十五岁的李英姬站在羊角岛国际饭店的大堂里，反复练习着那个标准的职业微笑。作为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她被分配到旅行社，专门接待来自中国的商务考察团。

今天要接待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经济学教授和他的团队。英姬提前拿到了客人的资料：林文渊，四十二岁，清华大学教授，曾留学欧美，这次是应朝鲜贸易省邀请来进行经济合作研究。照片上的他戴着金丝边眼镜，笑容温和，眼神却透着学者特有的锐利。

“又是一个外国专家。”英姬心里想着，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胸前的金日成徽章。母亲昨晚还念叨着要给她介绍对象——一位人民军的中尉军官，“当过兵，上过大学，多好的条件”。在朝鲜，这样的男性是婚姻市场的抢手货，而像英姬这样能说流利中文、从事涉外工作的女性，更是被期待与体制内的优秀男性结合。

考察团抵达的第三天傍晚，英姬按计划带他们游览大同江畔。林文渊却突然提出想看看“普通的平壤市民生活”，而不是那些展示给外国人的样板景点。

这个要求让英姬有些为难。她请示上级后，只能带他们到距离江边稍远的一个公园。那里确实有些市民在散步、休息，但每个人都衣着整洁，行为规范，见到外国人来，都保持着礼貌而疏离的态度。

“他们的衣服颜色很统一。”林文渊忽然用中文对英姬说，声音很轻，仿佛只是随意观察。

英姬愣了一下，这是三天来他第一次主动与她闲聊。“是的，我们提倡朴素整洁的着装。”她按标准答案回答。

“我在首尔做访问学者时，明洞街头人们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林文渊推了推眼镜，“不是说哪种更好，只是不同的选择。”

这句简单的话在英姬心中激起了涟漪。她读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从未有人如此平静地将平壤与首尔相提并论——在朝鲜的叙事中，那是一个不值得提及的地方。

考察进行到第二周，林文渊需要一些朝鲜的经济统计资料。英姬陪他去平壤人民大学习堂查阅文件。在等待工作人员调取资料时，林文渊注意到阅览室角落里有一些中文书籍。

“这些书可以借阅吗？”他问英姬。

“原则上只对本国研究人员开放。”英姬回答，但看到林文渊眼中的失望，她犹豫了一下，“不过……如果您有特别想看的，我可以试试申请。”

那天下午，英姬拿着林文渊写下的书单，找到了图书馆的管理员。书单上有《国富论》《经济学原理》等经典著作，也有一些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审批过程比想象中顺利——上级指示要“满足中国专家的合理需求”。

但英姬自己却偷偷记下了几个书名。夜深人静时，她在员工宿舍里，借着手电筒的光，翻开了林文渊归还的《变革中的中国经济》。书页间偶尔有他铅笔写下的批注，字迹清秀而有力。在一段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融合”的文字旁，他写道：“任何制度都需要适应人的需求，而不是让人适应制度。”

这句话让英姬彻夜难眠。她想起父亲——一位机械厂的工程师，经常抱怨生产效率低下，却从未想过制度本身可能需要改变。

行程临近结束时，英姬带考察团参观万景台。按照惯例，她背诵着金日成同志童年事迹的标准解说词。林文渊听得很认真，但在她讲解完毕后，他突然问：“如果没有成为领袖，您觉得他会选择什么职业？”

这个问题太过出格，英姬一时语塞。旁边的朝鲜陪同人员立刻接过话头：“伟大领袖天生就是人民的领导者。”

林文渊点点头，不再追问。但在接下来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故意走在队伍最后，低声对英姬说：“在我家乡湖南，出了很多历史人物。我小时候常想，如果他们生在普通家庭，人生会怎样。”

“您相信命运吗，教授？”英姬不知哪来的勇气问道。

“我相信选择。”林文渊看着她，“即使在最受限的环境中，人仍然有选择——选择如何思考，如何感受。”

那一刻，英姬感到心中某种坚硬的东西裂开了一条缝。她突然意识到，这位中国教授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不同：他不评判好坏，只是观察和理解；他不强加观点，只是提出问题。

考察团离开前夜，旅行社为中方团队举办了欢送晚宴。英姬作为导游代表出席，被安排与林文渊同桌。

宴会上，一位朝鲜官员举杯致辞，强调中朝友谊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林文渊礼貌地听着，但在官员提到“我国人民享有完全的幸福和自由”时，英姬注意到他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宴会进行到一半，英姬被叫到一旁。旅行社领导关切地问：“李英姬同志，这几天工作还顺利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她立刻明白了话外之音。“一切顺利，领导。中国专家很专业，也很遵守规定。”

“那就好。”领导点点头，“你是我们重点培养的涉外人才，组织上对你寄予厚望。下个月，人民军文化部有个联谊活动，我推荐了你参加。”

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她的婚姻不属于个人事务，而是组织需要统筹安排的“人才资源”。在朝鲜，涉外工作人员与外国人结婚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经过层层审批，而审批的标准极其严苛——通常只批准与“友好国家”高级政治人物的联姻，普通人的跨国爱情基本不会被考虑。

英姬回到座位时，林文渊正在与旁人讨论朝鲜的经济特区政策。他说话总是那样从容不迫，既不过分批评，也不盲目赞美。英姬静静看着他，忽然感到一阵尖锐的痛楚：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他们却活在两个几乎不可能相交的轨道上。

送机那天，平壤飘起了细雨。在顺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厅，英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专业态度，帮助考察团办理登机手续。

所有手续办妥后，离登机还有二十分钟。林文渊走到英姬面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书。“这是英文原版的《经济学通识》，比中文版内容更全。留给你做个纪念。”

英姬接过书，手指微微颤抖。在朝鲜，私自接受外国书籍是严重违规的，但她没有拒绝。

“谢谢教授。”她低声说，不敢看他的眼睛。

“李导，”林文渊第一次用这个中国式的称呼叫她，“你是个很优秀的姑娘。如果将来有机会到中国留学，清华随时欢迎你。”

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仿佛只是一句客套。但英姬听出了其中的深意：他知道她几乎不可能获得留学许可，但他仍然说出了这个假设。

登机广播响起。林文渊伸出手，英姬犹豫了一秒，握了上去。他的手温暖而干燥，握住的时间比礼节性的握手长了那么一点点——也许只有半秒，但对英姬来说，却像一个完整的时空。

“保重。”他说。

“一路平安。”她回答。

考察团成员陆续通过安检。林文渊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隔着二十米的距离和熙攘的人群，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没有挥手，没有微笑，只是静静地对视了三秒钟。然后他转身离去，消失在通道尽头。

英姬站在原地，手中紧握着那本书。封底有一行铅笔写的字，字迹很淡，显然是后来加上去的：“思考是自由的，即使身体不是。——给英姬”

回市区的车上，英姬翻开书的内页。在第56章《发展经济学》的开头，林文渊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旁边写着一行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数字的增长，还是人的幸福？”

车窗外，平壤的街道整洁而空旷，行人不多，每个人都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行。英姬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在我们朝鲜，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在的位置。”

她的位置就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体制中。而那个中国教授的位置，在遥远的北京，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的相遇只是两条平行线在某个维度上短暂的错觉，一旦回到三维现实，依然是无限接近却永不相交。

眼泪终于落下来，滴在书页上，晕开了那个铅笔画的问号。英姬迅速擦干眼泪，深吸一口气，重新整理好胸前的徽章。车停在旅行社大楼前，她换上标准的职业微笑，走进那栋她可能一生都无法离开的建筑。

有些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有些问题，还没提出就已经有了答案。在大同江的这一边，她将继续做那个优秀的朝鲜导游李英姬；而在江的那一边，他将回到清华园，继续做他的经济学教授林文渊。他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一条江，还有整个时代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