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康有为拜谒第二代恭亲王溥伟，第一次来到青岛。

此行令他对青岛眷恋不已，六年后他选择在这里安度晚年，并留下对青岛著名的评价，“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车、中国第一”。

青岛的确拥有令人一见钟情的法力，这里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鸟逗船帆、晓吟星月，最出名的莫过于翻滚的海浪，啤酒和蛤蜊。

而跳出旅游和城市形象范畴，青岛也是海洋商业文明孕育下，中国最早接触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

2016年，青岛GDP首次突破了万亿大关，成为中国北方，为数不多可以匹敌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的万亿之都。

在靓丽的荣光之下，人们从不吝啬对它的盛赞。

它被冠以“国家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性港口城市”，“东方瑞士”等诸多头衔，一度“青岛制造”成为了“中国制造”的缩影。

然而，近年来，在互联网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青岛似乎开始变得沉默。

2018年，其GDP由原来的12001.5亿元下降至10949.38亿元，全国排名从原来的12名下降至16名。

它保持了近二十年的“北方第三城”的殊荣，也在郑州等城市的压迫下，变得岌岌可危。

青岛如何在全国经济排名中做到一骑绝尘的？

曾经坐拥“一线城市”资本的青岛，为何长期在二线力争上游？

当传统制造业无法支撑城市的命运，失落的“北方第三城”又该何去何从？

很多人说，青岛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概念，也是山东最开放最直观的一面镜子，它的优势与问题，皆是山东乃至中国北方城市的最大公约数。

昂扬与奋起，挫折与低迷，众多不同的特质构成了这座城市不同的一面。

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

今天，我们来聊聊万亿之城，滨海青岛。

有人说，在神秘的北纬三十七度穿行之处，尽是人类文明荟萃和文史胜迹云集之地。

从希腊雅典，到美国旧金山，再到意大利西西里，无一不是纬度与海洋、陆地的完美结合。

而青岛，也同样被这条神秘纬线贯穿而过。

青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部，胶东半岛南侧，旧称“胶州湾”或“胶澳”。

它的建制史并不长，最初它只是隶属于即墨县，一处无人问津的小渔村。

1891年，会办海军、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山东巡抚张曜，进行了北洋海军成军后的首次大阅。

他们一起来到胶州湾视察，勘查后却发现，胶州湾“环山蔽海，形势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

李鸿章随即上奏朝廷，当年6月14日，光绪皇帝批复，在胶州湾设防。

第二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进驻胶州湾。

他们先后在当地修建了总兵衙门、炮台、栈桥、铁码头、水雷营等军事设施，并开辟了青岛口至内地的道路。

原本守着有山、有海、物产丰盈的富饶之地的渔民，因此打开了与外界连通的大门。

他们获得了便利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加开放的视野，各色商铺纷纷涌现，围绕着胶澳湾，出现了商贾云集、货栈相连的盛景。

到了1897年，这里的作坊、店铺，有近70家，进出口货物每年都在30万担以上，光是海关税收，年均便可达到白银3万两。

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持续了六年。

1897年11月1日晚上，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今隶属山东省菏泽市）突然发生了一起恶性命案，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和红缨枪的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两名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

这一“巨野教案”事发突然，德国神甫受袭原因不明，袭击者也不详，六天之后，消息传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震怒，当即下令要实施军事报复。

驻扎在上海吴淞口的德国东亚舰队随即开船，十三天后，以“皇帝”号为旗舰的三艘德国远东舰队，率先驶入胶州湾。

清军守将章高元立即派人前去探询，德国人给出的说辞是，来此游历。

然而一天后，700多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就分乘小船从铁码头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断电报线，抢占弹药库，控制住了清军总兵衙门和兵营。

清军对此毫无戒备，不到24小时，便不战而退，将胶州湾拱手让给了德军。

四个月后，清廷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被迫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清政府与德方约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先以99年为限。

但实际上，整个事件，自始至终都是德国人的一场预谋。

19世纪中后期，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飞速崛起，一跃成为了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国。

与此同时，促进德国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去世，随着德国社会军国主义欲望日益膨胀，德国人也迅速加入了争霸海外殖民地的列强行列。

在与第一殖民大国英国的较量中，德国希望能像英国占有香港那样，也在中国获得一块类似的、能够稳定拓展的殖民地。

在1861年到1868年期间，普鲁士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便跟随普鲁士外交团体，对中国进行了多次考察（殖民情报搜集），回国后写成了一部巨著《中国》。

在这本书的第二卷，写道，胶州湾是最适合德国占领的理想地点。

他们认定，胶州湾是中国少有的良港，非常适合做海军基地和贸易港口。

同时，作为山东及中国北方的出口口岸，这里还拥有辽阔的腹地，再加上邻近的潍县有煤炭资源支撑，十分利于修建铁路和进行殖民活动。

因此，急于扩张的德皇威廉二世，早已决心将胶州湾这块沃土拆吃入腹。

1898年10月12日，胶州湾顺利入手后，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有别于清政府统治，将租借地的市区，命名为了青岛。

他决心在这块土地大展拳脚，美其名曰，将青岛建设成“德国远东海军的根据地和模范殖民地”。

很快，大批德国国内一流的建筑设计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应召来到青岛进行实地勘查设计。

原本只有三百户人家胶州湾小渔村，瞬间变成了最火热的建设场。

1899年，德国先后修建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港，这座城市开始有了机车、船舶业。

随后，为了满足机车维护及民用船舶的制造和维修，德军又分别于次年在四方地区和大港内，修建了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和青岛造船所。

并且，为了配合德国人的口味，专用于酿造啤酒的设备也通过轮船运抵青岛，由英国、德国商人共同出资建设的“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开始运营，而这正是“青岛啤酒”的前身。

短短几年时间内，行政机构、现代医院、教堂、港口、车站、银行、电影院、德式风格的店铺以及工业区相继建成。

德国当局对青岛的欧洲人区、华人区及工矿区的建筑，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规定，花园面积、建筑高度、卫生设施以及建筑用材都必须符合标准，否则建筑申请一律不获批准。

因此，市区建筑虽风格各异，却显得错落有致，浑然一体。

1913年，在一篇对青岛的报道中，记者将其描述为“从海上眺望青岛城，只见其坐落在一片旖旎风光之中，简直像是德国的一个小小剪影。”

据统计，德国人在青岛投入的资金高达数亿马克，仅仅用于青岛港和市政建设的投资，就高达1.82亿马克。

德国这一切行为的初衷，是为其攫取利益服务，但不可否认，在它的殖民建设与经营下，青岛逐渐展现出了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海港城市的样貌。

并且，德国将青岛定义为了“在远东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及“重要和繁荣的商业中心”，因此，这些工业大多被用于哺育军事及商贸城市的建设。

也就是说，在济南还在被清政府的政治势力笼罩时，青岛已开始尝试接纳自由贸易的商业文明。

国内各大商号纷纷来青岛设立分支机构或分号，外资企业的买办、新式商人也随之移居青岛。

就连青岛周边黄县、即墨、烟台等地区的乡绅和旧式商人，也纷纷带着资金来青岛创业，开办贸易行、设立公司、兴建新式工厂，成为了最早的工商业主。

在商户簇集的情况下，青岛出现了最早的工商会馆。

这些会所是商众们为排难解纷，自行成立的正规商人组织。

青岛的商号大多聚集于天后宫附近的市场，因此最大的“公所”也就设在天后宫内，商人们公推瑞茂酒馆老板胡增瑞为会首。

并且，由于青岛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青岛人出于竞争的需要，一些实力较大的华资商家，还会以乡党、亲友、世交等多种名义，发展同乡会等形式的行帮。

这段时期，诞生了经济实力最强、商号数量最多的同乡会齐燕会馆，它旗下的黄县帮、掖县帮、即墨帮、栖霞帮四大行帮，被称为青岛“四大家族”。

他们在青岛乃至山东商贸界都有一定影响，比如，齐燕会馆是青岛市唯一一家银钱兑换的固定市场，后来青岛实行“废两(胶平银)改元(银元)”，也是从这里的钱市开始的。

在胶济铁路即将通车之际，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周馥乘坐马车，到访了这个原本属于他管辖范围的土地。

他对与印象中截然不同的青岛大为震惊，并深感德军统治下的青岛实为威胁。

返回省城后，他便与袁世凯策划，联合做出了济南开埠的决定。

当时，他们修整了济南的大运河、小清河，希望通过畅通水路与胶济铁路抗衡，同时从省金库拨款，向矿山投资，希望与德国人竞争，限制青岛发展从而抵制德国。

在后来几任山东巡抚的执政方针中，“经济上削弱青岛”都是重要施政主题之一，青岛和济南的命运，也就短暂地滑落到了同省相生，同台竞争的轨道。

但事实上，清政府的一系列动作，并未对青岛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到1913年，青岛已成为了山东对外贸易中心。

山东农村大量劳动力纷纷“闯青岛”，他们拖家带口，成为了青岛第一批产业工人。

而在清政府倒台后，青岛也成为了清朝遗老遗少的最佳避难地。

这些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大多地位显赫，“党羽”遍布全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和经济资源。

他们的到来，对青岛后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山东巡抚周馥，后来作为“前清遗老”，举家迁居青岛，隐居在湖南路与蒙阴路交汇处的大宅门里。

他的长子周学熙，出资购买了当时停业5年的德华剿丝厂，改建为棉纺织厂，定名“青岛华新纱厂”，一度成为了青岛最大的华商企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8月出兵山东，青岛人的命运也随之摇摆。

倾力于欧洲主战场的德国无暇东顾，驻青岛的德军也大部分撤回本土，随后，日军占领原来德国所强占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并宣布强占德国在青岛、山东的所有权益。

日本人对青岛的渗透是循序渐进的，1915年，日商代替德商成为青岛崂山汽水厂的持有人。

第二年，日本人又以50万银元买下了青岛啤酒厂，并更名为“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青岛工场”，设立了麒麟、朝日、扎幌、青岛四个品牌。

日本独霸青岛引起群情激奋，经过长达七年的反抗后，1922年12月，中国以6100万日圆，合银圆5445万元的代价，从日本手中赎回青岛及胶济铁路的主权。

同时，北洋政府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将青岛与北平、天津、上海并称为特别市，享受直辖权利。

虽然这一时期，青岛由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交替统治，但是青岛的纺织业、火油业、烟草业、染织业、机械业等主体经济，基本上还是处于日商的垄断中。

除了垄断工商业经营，日本人还开办洋行，进行资本输出，由此更加全面掌握青岛地区的经济命脉。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再次被日军侵占。

为达到其战略目的，日本在青岛经营工商业“尤为巨细不捐，自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以至极细的修缮铁工，无不捷足先登，或且占为己有”。

日本人首先沿袭了德军的建设风格，继续加强港口、运输等行业的发展。

同时，他们将绝大多数德国遗留的工业厂区和设施进行重建并投入生产，并且依据德国未完成的城市规划，新建、扩建了大量厂区。

日本人新建的厂区，主要是棉纺织厂房。

1917年到1923 年间，日商沿胶济铁路线先后建起了大康、钟渊、富士等六座大型纱厂，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青岛因此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纺织城市。

在战争扩大带来巨大的需求及充足的原料供给双重作用下，经过德、日25年的殖民开发，青岛的工业，无论从产量和建设上都迎来了鼎盛的时期。

当时的青岛港可以与经营了60年的香港相媲美，胶济铁路则协助青岛港，将经济贸易活动的触角伸至胶东半岛、山东内地，乃至黄准流域。

人们将上海、青岛、天津“三足鼎立”的局面，并称为“上青天”，青岛已经迈入了国内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行列。

但好景不长。

进入1944年，日本战争形势恶化，青岛的工业产量和建设量受到冲击，开始急剧下降。

到抗战胜利之初，青岛的工业生产和建设已经基本停止。

1948年5月3日，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向青岛市郊守敌发起进攻，吹响了青即战役的号角。

一个月后，晚8点30分，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中，后来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杨洁，播放了当天的第一条消息。

青岛解放了。

解放后的青岛，百废待兴，如何整理这座几近破败的工业城市，是一个被摆到台面上的问题。

1949年，青岛直辖地位被撤销，归属山东省管辖。

一场围绕青岛原有工业的全面改造工作，率先拉开了序幕。

当时的政策是，在坚持纺织工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的同时，青岛本地继续迅速发展和扩大各项新兴工业与企业规模。

凭借扎实的工业基础，青岛的机械、钢铁、化工、家电电子等产业，在政策的哺育下恢复迅速。

1952年，青岛四方机厂自行研发生产了新中国第一辆蒸汽机车，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制造火车的历史。

此后，青岛四方机厂又连续创造出第一批铁路客车、第一列双层客车等，属于中国铁路工业上的第一。

青岛的“鹰轮”牌缝纫机、“金鹿”牌自行车、“金锚”牌手表等“三大件”，也成为了当时身份的象征。

因产量有限，供不应求，还要凭票购买。

这里简单提一下，在青岛大力发展之时，济南也抓住了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机遇，并行进了同一条赛道。

中国重汽、济南钢铁等重工业企业相继在济南诞生，中国第一部重型载重车、第一台小机床、第一台龙门刨床等产品在济南相继下线。

济南与青岛，逐渐开始显现齐鲁之地应有的气派。

1984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风头正盛的青岛市名列其中。

但也是这一年，中央领导人来青岛视察，路过一向令青岛人引以为傲的中山路、太平路一带时，一位中央领导人却突然发问，“你们还在吃德国人的饭？”

事实上，这不是青岛第一次遭受质疑。

1977年，在参加全国黑白电视机评比会上，青岛电视机厂所产的一台35寸黑白电视机，因经不住震动试验散了架，被当作废品扔到一边。

一年后，出口至香港的一瓶青岛啤酒中，又被顾客发现里面有一只洗瓶毛刷，青岛啤酒因此被迫停产整顿。

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对整个青岛制造业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在德国的制造业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段“德国制造”等同于假冒伪劣的时期，然而，后来的“德国制造”，却成为了德国人的金字招牌。

承袭了德国工业基础的青岛，也开始了转变。

当年，青岛政府先是设立了黄岛经济开发区，旨在希望青岛能够跳出德国人遗留的老城区，向西部扩展。

同时，借助沿海开放城市的优势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历史机遇，青岛开始通过技术引进大集团和工业园区等战略，调整制造业发展结构。

这一时期，国家政策也在利好青岛。

中国那时还没有“一线城市”的叫法，但1986年，国家批复同意青岛市，以全国13名的成绩被设为了计划单列市，并同意在青岛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但当时，整个山东都陷入工业指标下滑的状态，工业基础扎实的青岛，责无旁贷地挑起了“振兴山东”的重担，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正逢中国企业创业元年，北京的柳传志下海创办联想，深圳的任正非成立了华为。

而青岛企业家们，也与他们一同走入了市场洪流之中。

当时在青岛政府部门任职的张瑞敏，被外放到了一家即将破产的电冰箱厂出任厂长。

张瑞敏初来乍到时，一位顾客想买冰箱，但最终他在厂子里挑了许久，发现大部分产品都有毛病，最后只能勉强拉走一台。

张瑞敏当即领头，说问题冰箱要全部砸掉。

后来，凭借着张瑞敏用锤子“砸”出来的斗志和一套“激活休克鱼”理论，四年时间后，这家小厂便摇身变成了闻名遐迩的海尔集团，获得了中国电冰箱史上第一枚质量金牌。

几乎同一时期，双星集团的总裁汪海，穿着皮鞋参加了一场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之前在大众的一贯印象里，双星只能做运动鞋，面对美国记者“你是‘中国鞋王’，请问你脚上穿的是不是双星鞋？”的责难时，汪海却把鞋一脱，当众证明双星也能做皮鞋。

后来，这位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全世界在美国公开脱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苏联的赫鲁晓夫．脱鞋在联合国砸桌子，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汪海。

除此之外，黄海冰柜厂也迎来了第十一任厂长，35岁的鲁群生，“澳柯玛”横空出世，一跃成为青岛电器行业“老三”。

同样35岁，喜欢做高考题的周厚健，接手了电视机总厂，后来这家厂子从日本引进了先进技术与生产线，当年安装，当年投产，成为了青岛第一个“走出夜郎国”的国有企业海信。

就在海尔、海信、澳柯玛蒸蒸日上之时，“真正世界名牌”的青岛啤酒也开始驰骋疆场。

1996年，青啤开始了突飞猛进，在与燕京啤酒的短兵相接中，重新赢回啤酒业“老大”地位，并开始“跑马圈地”，大量中小啤酒企业被整合或被淘汰，中国啤酒业的秩序被重塑。

1989年3月，青岛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日用工业产品争创“青岛金花”活动的通知》，希望用榜样力量，走品牌化道路。

首届“青岛金花”评选出了11个“金花产品”，其中，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五朵金花”尤为亮眼。

青岛的“品牌战略”大获全胜，评选结束后，国家第一批全国质量奖也公布，名额只有5个，而青岛就荣获3个。

“青岛制造”从那时起开始享誉全国。

从1985年到1996年的11年时间，青岛工业产值突破千亿元，达到1117.4亿元。

不少兄弟省份的城市，纷纷来到青岛取经，踏破了齐鲁大地的门槛。

一时间，青岛风光无限。

但青岛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

1995年，上海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当年以GDP2462亿元，在全国大陆地区城市排名第一位。

同时，大连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以GDP645亿元，排名第12位，是人们口碑中的繁华城市。

青岛紧随其后，以GDP642亿元，排名第13位。

在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带领下，青岛将大连作为学习的目标和榜样，提出了“学上海、赶大连”的口号。

青岛在新世纪开局之际一路开疆拓土，仅两年后青岛GDP首次超过大连，将口号变为了现实。

2000年，青岛GDP再次超越大连，同时也越过了沈阳，成为京津之后的“北方第三城”。

紧接着，青岛更加大手笔经营这座城市，向着“大青岛”的梦想进发。

东西快速路、滨海公路、跨海大桥、海底隧道、大炼油、造船厂及港口西移等次第铺开，其发展格局由带状发展变为多点开花。

2012年，青岛在编制《青岛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时，又第一次把眼光放到全域。

以西海岸新区、青岛高新区（红岛）和蓝谷为代表的“一谷两区”，支撑起了青岛发展的大框架，无论老城区腾笼换鸟的工厂搬迁，还是新招引的重大项目，纷纷涌向了“一谷两区”。

有人曾说，青岛细腻、浪漫，是一座不像北方的城市。

但如今青岛经济极度粗犷的膨胀风格，却在向世界昭告它的野心。

2016年，青岛GDP达到10011.29亿元，成为全国第12个GDP“万亿元俱乐部”城市，竞争力甚至在天津之上，是北方唯一制造业能与珠三角、长三角抗衡的城市。

一年后，青岛GDP突破1.1万亿，再创巅峰，规上工业产值达18280亿元，与1978年的38.43亿元相比，四十年的时间，青岛的GDP增长了286倍。

当年，它与苏州、上海、天津、深圳，被并称为中国五大制造业中心。

省会济南与青岛，再一次被放上了同等比较的竞技台。

1997年经济资料显示，青岛市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7亿元，和济南市732亿元的总值相差无几。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实力算得上各有千秋，青岛经济总量凭借口岸优势略优于济南，而济南则依托省会地位增势强劲。

然而，后来的济南作为省会，却没有抓住改革开放的浪潮，用一些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一直在原地踏步，自我满足。

因此，到了2017年，两者的差距高下立判。

当年，青岛在工业领域的市级重点项目共有89个，总投资1408.4亿元，主要分布在汽车和高速列车方面。

但济南市当年的制造业提升项目却仅有38个，总投资更是只有371亿元，不及青岛的五分之一。

如果要是按照经济发展的话，那么青岛当仁不让地是全省第一。

在青岛制造业的宏伟版图中，家电业一直举足轻重。

2006年，在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中，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实现工业总产值540亿元，占青岛当时的六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一。

青岛经贸委有关负责人，随即向媒体宣布，青岛是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

“北青岛，南顺德”划定了全国的家电业版图，转瞬间人尽皆知。

然而，搅局者突然出现了。

2007年，安徽省政府高调宣称，要把合肥市打造成与广东顺德、山东青岛并肩而立的家电制造基地。

在其计划中，八到十年的时间后，合肥将超越顺德和青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之一。

在当时看来，合肥此番话语，颇有以卵击石的意味。

然而，令看客跌破眼镜的是，三年后合肥家电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突破千亿大关，中国家电制造基地版图，瞬间从“北青岛、南顺德”变为“合肥、青岛、顺德”。

家电业“失守”只是开端，几乎同一时期，青岛“五朵金花”也接连陷入麻烦。

2000年，澳柯玛上市，鲁群生当时万分自信，说要带领澳柯玛走向多元化发展。

然而，从“相关多元化”进军“不相关多元化”，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操作后，澳柯玛年度净利润却同比下降幅度超过50%。

在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中，鲁群生当选，可就在鲁群生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澳柯玛空调停产了。

一年后，鲁群生成为青岛国有大型企业“下课第一人”，曾经澳柯玛高歌猛进的扩张之路戛然而止，经销商为追回货款、联合起来起诉澳柯玛的日子接踵而至。

几乎同一时期，2008年4月，双星集团的汪海也深陷内乱，曾经的心腹刘树利、韩俊芝就济南双星和成都双星股权的争夺，令双星深感疲惫。

次年，刚刚赞助完北京奥运会的青岛啤酒，发布公告称，朝日集团以大约6.665亿美元，购入了青岛啤酒19.99%的股权，关于朝日啤酒将控制青岛啤酒的风言四起。

与此同时，看似很遥远的美国次贷危机不断蔓延，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逐渐熄火。

作为山东对外开放前沿的青岛首当其冲，最先感知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比如，由于地缘毗邻，青岛一度被认为是韩国中小企业的投资天堂。

但从2007年下半年起，有关青岛韩资企业却纷纷不告而别，甚至“夜半逃逸”的报道屡见报端，仅青岛城阳区，就有140家韩资企业非正常撤离。

2013年起，青岛连续被第一财经旗下的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评为“新一线城市”。

然而，这却让青岛瞬间陷入了，这一称号是否能与其实力匹敌的质疑。

不少人认为，青岛虽然有“北方第三城”等城市称号，但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相比，依旧不在一个层级。

在青岛看似大好的荣光之下，危机早已伺机而动。

青岛的工业总产值在2015年达到峰值18019亿元后，一路下滑至2018年的11389.78亿元，3年间“蒸发”了超过三分之一。

2019年，青岛作为中国传统的制造业中心，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4182.76亿元，这一数字与它2016年的数据基本持平。

同为制造中心的宁波，却如同一匹蓄势待发的黑马。

宁波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782.9亿元，在前15城市中工业产值占比最高，占GDP的比重高达47.3%，风头瞬间压了青岛一头。

青岛制造业失语的同时，整个青岛开始滑坡。

2019年，青岛市的GDP总量为11741亿元，位列中国所有城市第14位，在山东省排名第一位。

但事实上，2017年，与排名高一位的南京相比，青岛GDP就几乎断层，差了700多亿元。

到了2019年，这个差距更是拉大到2200多亿元，整整差出了青岛市南区市北区两个区的GDP总和。

当年，中国GDP过万亿的城市数量，达到了17个。

青岛虽仍以1.17万亿元位列其中，但第14位的名次是它10年来的最低位。

它不仅与位居前列的杭州、南京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被宁波、无锡赶超。

但最令吃瓜群众在意的是，同属北方城市的郑州，GDP是11590亿元，与11741亿元的青岛，差距仅有区区151亿元。

要知道，自2000年青岛GDP超越大连和沈阳后，其位列京津之后的“北方第三城”名号，已保持足足二十年，如今，却几近被郑州等城市后来者居上。

“北方第三城”易主，青岛“失速”“没落”的声音，不绝于耳。

或许命运早在许久之前，就为青岛走到这般境地埋下了伏笔。

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高新技术产业、互联网行业迅速崛起。

在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颁奖典礼上，由于腾讯成功上市，马化腾获得了当年的新锐人物奖。

在领奖台上，主持人邀请马化腾向张瑞敏推销QQ。

马化腾介绍说，QQ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提高了沟通的便捷性，互联网以后肯定会深入人们的生活，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将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张瑞敏却微笑婉拒，“现在没有说服我，谢谢你刚才精彩的介绍”。

此举引发了不少议论，一种主流的声音是，“一个连QQ都不用的CEO，难怪海尔没办法转型互联网”。

一个不经意的插曲，成为了青岛乃至整个山东与互联网时代擦肩而过的缩影。

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成都、西安、合肥、南京，全然看不到青岛的身影。

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时间里，青岛创新型、科技型独角兽企业几乎为零。

当其他城市凭借新兴业态快速崛起之际，没有及时抓住消费市场和整体产业转移的机遇，也没有跟上几波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浪潮的青岛，早已落后人一步。

青岛传统产业占比极高，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之路举步维艰。

“20年前是海尔，今天还是海尔”，成为了很多人对青岛的直观印象。

并且，有人对近5年发展较快的制造业进行梳理，发现新型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生物医药制造、节能环保绿色制造等5大制造业发展速度最快，对经济贡献最大。

然而，在青岛，除了以高铁为代表的装备制造外，其他几大制造业上的布局，都比较欠缺。

而从2012年至今，金融业、房地产业、大健康产业等几大产业也高速发展。

但同样地，这些产业也多数扎根于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城市，青岛等北方城市也鲜有所为。

有些人将责任归结于山东传统的经商环境，曾有媒体点出：“山东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担当作为方面还有差距。”

2020年，经国家统计局重新核算后，青岛新披露的2018年GDP由原来的12001.5亿元，变为10949.38亿元，核减千亿元左右。

在这一年青岛的“两会”上，青岛市委书记直言：“从城市竞争的格局上来讲，作为北方第三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二十年前，青岛曾发出“学大连，赶上海”的呐喊。

如今，青岛和大连这两座城市已经“风水轮流转”，而这种向上看齐的习惯却被保留了下来。

进入新时代，青岛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对标城市，以加速发展。

2019年，深圳强势突围，以GDP 26927.09亿元，从1995年的第六位，跃升到第三位。

仅GDP而言，2019年深圳GDP是青岛的2.3倍，在营商环境、政府效率、发展质量等方面，深圳也都遥遥领先于青岛。

2019年3月5日，青岛市委书记正式宣布，青岛找到了新的发展“标兵”，一如二十年前一样，喊出了“学深圳、赶深圳”的口号。

随后，150名青岛干部开始在深圳进行持续100天左右的学习和实训。

对标深圳，青岛奋力追赶，下足了功夫。

除了学习优等生之外，青岛还沿袭了之前的经验。

2019年，青岛制定了《关于印发青岛市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行动方案的通知》（青政办字〔2019〕71号）。

其目的是再一次在全市掀起新一轮品牌创建高潮，用“青岛金花”品牌企业，引领高端品牌产业集群。

2020年8月26日，青岛发布《2020年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企业名单》。

不同于老的“五朵金花”，42家新金花后备军，不再是清一色的制造业企业，此次共有 20家制造业企业、10家服务业企业、12家农业企业在列。

除了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外，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制造业基因，打造 “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是青岛奋起追赶的重头戏。

一系列努力过后，青岛制造业正悄然重回全国第一方阵，这一点在多个榜单中得到验证。

2021年11月9日，工信部再度批复组建4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落户青岛。

这是本次获批创新中心里，唯一一个位于北方的。

二十天后，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单位赛迪研究院赛迪顾问发布《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1）》榜单。

青岛排名全国第7位，在北方城市中（北京、天津等直辖市不参与排名）排名是最高的。

除了这两个含金量十足的榜单外，数据也在持续向好。

青岛的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青岛规上工业利润达到571.9亿元，在连续4年下滑后终于强势反弹。

从经济总量方面来看，青岛2021年GDP位居全省第一，达到14136.46亿元，站上1.4万亿元新台阶。

青岛，依旧担当着整个山东的荣耀。

2022年1月6日，最新一版《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21-2035年）》正式印发。

新版规划中，提到16地市一共242次，其中青岛最多，达67次，济南其次，达61次，第三名烟台，断层到了32次。

有业内人士分析，这已经明确点明了济南和青岛的“双中心”定位。

作为山东省的政治中心，济南影响更大，青岛则偏重于经济中心的角色。

从远古走来，多种文化兼容并蓄，在山东这片土地上，生长出了独具一格的齐鲁文化。

然而，齐文化与鲁文化虽一脉连枝，但实则多有不同。

与鲁国内敛保守的文化相比，齐文化更富有扩张、包容精神，这种文化恰恰契合了现代商业文明的需求。

古属齐地的青岛，是这种文化演绎最好的注脚。

青岛高楼林立、霓虹曼妙，是梦想者开疆拓土的天堂，是商业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

但同时，青岛也是一座充满遗憾的城市，在时代的洪流中，它曾频频徘徊于风口之外，与诸多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如今，虽然青岛工业跑赢了北方大盘，但与“上青天”的时期相比，仍相距甚远。

2021年，青岛领先无锡40亿元，但被宁波甩开100亿元。

在南方城市集体加速的背景下，青岛、济南作为北方城市的代表，仍身处南方城市的重压之下。

如何突破南方城市的重围，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

所有北方城市都在等待青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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