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涟水河有仪式感。

一边是老桥的影子，木板声夹着河泥的湿气；另一边是新桥的冷漠钢筋，车灯像一排冷淡的眼睛。万福桥就在河那头，爷辈们总说它“老得像”，建于雍正四年，石拱低矮，岁月把边角磨成了斑驳的光。有人把它念成楚南的一处大观，也有人把它当作每天去集市的路标。

我家的名片是“山枣”。街口老人口中的“枣子坳”，是通往宝庆古驿道上的一个名字。枣树多，风一吹，红枣像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县志里有条短句：此地红枣丰，驿道人多驻足。那时候枣子不是拿去做甜点，而是路客的口粮，换来盐和布。

云霞亭在山上。它长得像一座城楼，石墙高而厚，刻着“云霞亭”三个字，旁边的石碑记着“朱名湘书，大清嘉庆十年”。我曾坐在通道两侧的长石凳上，看着碑文里时代的年号，脑子里却想的是那些年号背后的人们：谁出钱谁筑路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像是在和时间对赌。地方士绅、祠堂和朝山的香火，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缝合了通往南岳的路径。

行政体制也在改变这片地景。1995年，山枣、洪塘、莲花三乡合并成现在的山枣镇。文件上写得冷静：撤区并乡建镇。这句公文式的语气背后，是土地承包权的重新排列，是公路旁房子的起价，是年轻人去县城、去湘潭打工的流动。集市从河边搬到国道边，老茶馆冷了，手机店却开得红火。

涟水河并不是单纯的分界线。它是交通，是界面，也是脆弱的记忆承载体。每到雨季，河水会涨，河堤边老人就紧张。万福桥曾承担村庄的生活，直到洙津渡大桥在2005年为320国道而建。新桥保全了交通的效率，也把日常的节奏从缓慢推进到匆忙。有人说，新的车轮把乡愁碾得更碎了；也有人说，桥一修好，孩子们的大学生活更近了。

山里的土地会滑坡，云霞岭的山体曾崩塌过，导致云霞亭原本的城墙长度无法精确测量。史料里的数字变成了模糊的口述，石碑上的字迹被苔藓吃掉一部分。我们读县志，也读父辈的口述，像用放大镜拼贴历史的碎片。

商业化来了，也带走了一些东西。枣子不再只是路人的口粮，变成了礼品、成了电商图里的标签。镇上的人把自家果园的枣子打包，发到省城，写着“山枣特产”，但真正会边上树边剥枣吃，像小时候那样把果子当饭的人越来越少。节日里还能见到赶集的老规矩，香火和糯米饭混在一起，孩子们在桥头追逐，像是某个老照片复活了一瞬。

节日之外，还有一些被时间软化的权力关系。清代碑刻、祠堂的修缮捐款，曾是本地富绅的延伸。如今，修缮常常靠项目、靠乡镇的申报。文化遗产保护和交通建设之间，有时候是糊涂账。像万福桥，保护代替这两件事并不总能握手言和。

我常想，家乡的地名像一枚邮票，背后有一条路、一次迁移、一个祭祀。有人把山枣当作地名读；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段可以踩着旧石板走出来的时间。在云霞亭的关隘里，人们曾经把一夫当关的气概写进石门；现在的关隘是信息流、是货车、是回乡的知乎贴。什么被保存，什么被放弃，往往不是一个瞬间的决定，而是一连串平常的选择。每次回去，我都会顺着涟水河走一圈，捡一两颗已经掉在路边的枣，尝着过去和现在交杂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