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拉卜楞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其系统性考察需置于清代以来甘青川藏区宗教与政治互动的宏观框架中展开。该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地理坐标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大夏河上游谷地，行政区划上隶属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夏河县，因此其所属市（州）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注：甘南藏族自治州为地级行政区，相当于市一级别）。这一地理定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志·宗教志》（1999年版）、夏河县人民政府官网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传佛教寺院志》中均有明确记载，且与其作为安多藏区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相契合。

从建寺背景来看，拉卜楞寺的创建与清代前中期中央政权对蒙藏地区的治理策略直接相关。该寺由第一世嘉木样活佛俄旺宗哲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始建，此时正值青海和硕特蒙古势力衰落、清朝逐步强化对甘青地区管控的历史节点。据《拉卜楞寺志》（藏文木刻本，1819年）记载，俄旺宗哲在选定寺址时，既考虑了大夏河谷地“背山面水”的风水格局（背靠凤山、面临大夏河），又依托当地藏族部落（主要为卓尼杨土司辖区的部分属民）的经济支持，这种“宗教权威+部落资源”的建寺模式，使其区别于同时期由蒙古王公直接资助的青海塔尔寺。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对拉卜楞寺的册封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第二世嘉木样活佛被授予“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封号，这种政治认可既强化了寺院的宗教合法性，也使拉卜楞寺逐渐成为清朝稳定安多藏区的重要宗教支点，其影响范围通过“拉卜楞寺属寺网络”（鼎盛时期达108座属寺，分布于甘、青、川、蒙四省区）向周边辐射，形成独特的“中心寺院—属寺—宗教部落”管理体系。

寺院建筑格局的形成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现存建筑群核心区占地约86万平方米，由闻思学院、续部下学院、续部上学院等六大学院及18座活佛府邸构成，其空间布局严格遵循格鲁派“显密并重”的教义体系。根据《拉卜楞寺建筑艺术研究》（2015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测绘数据，闻思学院大经堂作为全寺中心，采用藏式平顶与汉式歇山顶结合的建筑形式，平面呈“凸”字形，面阔14间、进深10间，殿内48根通天柱（高15米）的柱础雕刻融合了藏八宝与汉地缠枝莲纹样，这种“藏汉合璧”的工艺特征在同期藏区寺院中具有代表性。更具学术价值的是，大经堂内壁画的创作年代经碳十四检测显示跨越三个时期：早期（18世纪初）壁画受西藏勉唐派影响，色彩浓烈且线条刚劲；中期（19世纪）融入安多本地绘画元素，人物面部线条趋于柔和；晚期（20世纪初）则出现拉卜楞寺独创的“青唐画风”，以矿物颜料（如石绿、朱砂）的层次晕染为特色，这种演变轨迹在《安多藏传佛教艺术史》（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有系统分析。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学术重镇，拉卜楞寺的宗教教育体系以“五部大论”（《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为核心，其学制严格程度在安多藏区首屈一指。据《拉卜楞寺学经制度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统计，该寺闻思学院的学制长达15年，分为“因明部”（5年）、“般若部”（4年）、“中观部”（2年）、“俱舍部”（2年）、“戒律部”（2年）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需通过严格的“立宗答辩”才能晋升，这种制度化的佛学教育使其培养出以第三世嘉木样·罗桑图丹久美嘉措（1792-1855年，著有《五部宗教哲学辩论原理》）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拉卜楞寺的辩经仪式保留了18世纪以来的原始形态，其“击掌辩论”（藏语称“次巴”）的动作规范、逻辑句式（遵循“宗因喻”三支论式）及评判标准，在《拉卜楞寺辩经仪轨》（1958年，民族出版社整理本）中有详细记载，为研究藏传佛教逻辑学史提供了活态样本。

从历史功能来看，拉卜楞寺在近代甘青川藏区的社会整合中发挥了多重作用。一方面，其通过“活佛转世—寺院教育—属寺管理”的体系，将分散的安多藏族部落纳入共同的宗教文化网络，这种整合功能在1928年“河湟事变”期间表现尤为显著，第六世嘉木样活佛通过发布《安抚民众告示》（藏文，1929年），有效遏制了部分部落参与战乱的倾向；另一方面，寺院的经济实体（主要包括“寺属庄园”“香火布施”“商业贸易”三大类）在1958年前已形成规模，据《拉卜楞寺经济档案》（1958年，甘南州档案馆藏）记载，当时寺属庄园达30余处，佃农约2000户，年收青稞120万斤，这种“宗教经济共同体”模式既支撑了寺院的运转，也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此外，拉卜楞寺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藏文文献，现存藏经楼（“拉康谢珠林”）收藏有从18世纪至20世纪的藏文典籍6万余部，其中包括《甘珠尔》《丹珠尔》的明清刻本20余套，以及大量手写本医典、历算著作，其文献多样性在《中国藏文古籍总目》（200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有专门著录，部分孤本（如18世纪《时轮历算详解》手写本）已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在建筑与艺术的文化交融方面，拉卜楞寺的现存遗存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互动的典型特征。以寺内最大的佛塔“贡唐宝塔”为例，该塔由第六世贡唐仓活佛于1805年主持重建，塔身高31米，塔基为方形，塔身逐层收分呈阶梯状，顶部为金属覆钵式塔刹，这种“方形基座+阶梯塔身+覆钵塔刹”的形制，融合了印度窣堵波、汉地楼阁式塔与藏式佛塔的三种元素。塔内供奉的鎏金铜质弥勒佛像（高5米），其面部造型既有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希腊式鼻梁”特征，又吸收了汉地佛像的“慈悲相”表现手法，衣纹线条则采用藏传佛教“萨尔纳特式”（无衣纹）与“曹衣出水”技法的混合形式，这种多元艺术风格的融合，在《安多藏传佛教造像谱系研究》（2017年，故宫出版社）中被视为“18-19世纪东亚佛教艺术交流的活化石”。

从现代保护与研究价值来看，拉卜楞寺的特殊性在于其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完整性。1982年该寺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实施了多次系统性修缮，其中2006-2010年的闻思学院大经堂修复工程，首次采用“传统工艺+现代材料检测”的方法（如对壁画颜料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既保留了原始风貌，又解决了墙体酥碱、木构件虫蛀等问题，其经验被纳入《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版）作为案例。在学术研究领域，拉卜楞寺的藏医药传承（寺内“曼巴扎仓”即医学院）、天文历算（“丁科扎仓”）及佛教音乐（“道得尔”乐队，使用藏式唢呐、胫骨号等乐器）均形成专门研究领域，其中藏医“佐太”（矿物药炮制工艺）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统炮制技艺的文献依据可追溯至寺内保存的《四部医典》彩绘曼唐（18世纪手绘版，共79幅）。

综合来看，拉卜楞寺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作为宗教实体，它是格鲁派教义在安多藏区的完整传承载体；作为文化空间，它保存了多民族艺术交融的物质遗存；作为社会单元，它反映了藏区“宗教-政治-经济”互动的复杂机制。这种多维价值使其不仅成为甘南州的核心文化地标，更在《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更新）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保护与研究对于理解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文化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