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珍珠其实是蚌类体内的一种寄生物，它是因外伤或异物侵入贝类而产生的。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发现了珍珠，在四千多年前的《尚书·禹贡》里就有“河蚌产珠，珠可饰人”的记载。历经岁月流转，珍珠逐渐成为了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1893年，日本御木本幸吉发明了现代珍珠养殖技术，他通过在蚌壳内植入一种特殊材料制成的核粒，培育出了圆润质优的圆珠，因此被誉为“珍珠之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科研机构也紧随其后，先后攻克了海水珍珠试种难题和淡水珍珠养殖的技术，且凭借着周期短、门槛低的优势，使得淡水珍珠养殖面积迅速扩张，中国的珍珠产量也悄然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珍珠产量第一国。
若要问中国珍珠的核心产地在哪里？那答案必然是浙江诸暨，这座越国古都、西施故里，自古便与美结缘。而撑起这份美誉的，正是其下辖那座名不见经传的山下湖镇。但谁又能想到，如今这个全球最大的淡水珍珠集散地，起初其实与珍珠产业毫无任何关联。
早在1969年，山下湖镇就有人开始养河蚌，不过那时候人们养殖河蚌都是用于喂养鸡鸭的。当时谁也没能料想到这灰扑扑的河蚌竟会掀起一个世界级产业。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个常州商人来到诸暨寻找能产珍珠的蚌，找来山下湖镇的村民何木根与何柏荣带路。二人从商人的口中得知，家家户户养殖的、用来喂鸡养鸭的河蚌，竟是能孕育“高贵”珍珠的载体，背后藏着难以估量的市场潜力。这让两位带路人捕捉到了商机。
1972年，何木根率先在自家后院的小池塘里尝试养蚌育珠。没想到他竟真的收获了700克晶莹剔透的珍珠。当他捧进浙江省医药公司杭州门市部，换回相当于10头肥猪价值的497元现金时，整个山下湖镇都沸腾了。当地乡亲们一下意识到，原来这水塘里的不入眼之物，竟能产出比种地赚钱百倍的宝贝。
于是，一场“全民育珠”的热潮就此席卷山下湖，村口湖泊、家前屋后的小池塘，无不被河蚌占据。昔日的带路人何木根，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珍珠养殖的拓荒者与领路人，被乡亲们尊为“第一代珠王”。
谁也没能想到，这粒偶然种下的“珍珠”种子，却在山下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开始了一个产业的传奇。
养殖只是第一步，但是产业要想壮大，开拓销路才是关键。但是这世界上，总不缺披荆斩棘开山铺路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山村村民詹仲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快嗅到了商机。二话不说，便在自家门前空地支起几张桌子，扯出“珍珠市场”的横幅。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区域名号，这个简陋至极的地摊，便是山下湖珍珠市场的雏形。
慢慢的，这个小小市场开始有了点名气，吸引了周边省内外养殖户纷至沓来，原本设立在小操场上的市场变得拥挤不堪。
1985年，詹仲华将市场迁至桃山，搭建起毛竹棚与油毛毡，50个摊位构成了第一代广山珍珠市场；
1987年，与村集体联营的第二代西江农贸市场在乡政府对面落成（1992年，西江乡与泌湖乡合并设山下湖镇），1989年底日交易人数突破了2000人；
同年，在乡政府的主导下，第三代市场亮相，毛竹换铁架、油毛毡改彩钢瓦，1992年年交易量多达360吨。
但是，当时的珍珠市场多“伪装”成农贸市场，不敢公开打珍珠市场的名号。直到1992年邓总师南巡谈话后，经济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诸暨珍珠市场”的招牌这才正式悬挂。
由镇政府、市工商局、国营珠宝公司联营的第四代市场，以钢筋混凝土结构筑牢根基，还配套成立珍珠研究所，1998年年成交额达9.1亿元。
2000年，由于政策不允许政府参与市场经营，第四代市场逐渐被第五代市场所取代，市场面积也拓展到了50余亩的规模，2005年这里的珍珠交易量占据了全国的80%。
2006年，香港民生集团携手本地龙头企业斥资30亿元，打造华东国际珠宝城。随着2008年的正式开业，这里也成为了山下湖的第六代珍珠市场。诸暨也由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中心，2020年更是获得了世界珍珠大会永久会址的殊荣。
山下湖从一个人的小市场，到如今拥有近3000家门店的国际珠宝城，它见证了“中国珍珠之都”的一步步崛起。
早期中国的淡水珍珠多为无核品种，其珠不仅直径小、且正圆率低、颜色单一，致使价格低廉，仅为海水珍珠的十分之一，在国际市场上几乎看不到中国淡水珍珠的身影。而国际追捧的海水珍珠，却凭借着人工植入的贝壳珠核，珠径普遍能达到9毫米以上。
为了突破技术难关，2001年成立的诸暨市佳丽珍珠养殖场，肩负起了技术攻坚的使命。董事长詹伟建带领科研团队，每个月都会花费一周的时间在湖北咸宁养殖基地，经过8年的苦心钻研，终于在2011年攻克了“淡水河蚌插核技术”，并以“爱迪生”命名这款淡水有核珍珠。
“爱迪生”珍珠，无论是在尺寸、还是形状与光泽上都可与海水珍珠相媲美，但价格却更为亲民。当年，还登上了《纽约时报》，被称之为“品质卓越且适合中产阶级消费的珍珠”。
但技术突破的浪潮远不止于此。在山下湖，众多珍珠企业持续深耕研发，不仅不断提升优质珍珠占比，更是掌握了国际领先的漂白增光与染色工艺，使得国产淡水珍珠慢慢摆脱了“低质”标签，跻身高端珠宝的行列。
在2020年胡润全球珍珠企业创新品牌榜50强中，中国有24家企业上榜，其中15家就来自于诸暨。阮仕珍珠、爱迪生珍珠、千足珍珠更是跻身全球10强，用技术与实力改写了国际珍珠市场的格局。
曾几何时，山下湖镇传统粗放的养殖模式，一度让诸暨珍珠陷入困境。养殖户为了追求珍珠快速生长，大量地投喂鸡鸭粪便与有机肥料，导致水体发黑发臭。水体的污染不仅制约了珍珠品质提升，也让产业发展触碰到生态红线。
2017年，诸暨甚至喊出了“既要珠光宝气，更要碧水清波”，一纸“禁养令”，让诸暨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倒逼产业转型。
浙江清湖控股集团打破传统养殖方式，开始使用自动化管网式养殖技术，一招破解了“投肥污染水源，不投肥蚌就不长”的两难困境。
在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主水管道下悬浮挂养的珠蚌，享受着传感器实时监测水质、藻类精准投喂到克、水温自动调节的待遇。这套悬浮式自动升降挂养装置，如同给珠蚌配备了一个专属“奶瓶”，通过“奶嘴式”的精准投喂实现定量定时喂养。这不仅让珠蚌吃饱吃好，而且又避免了残饵与排泄物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把饲料的利用率提高到了40%以上，珠蚌的成活率也提升到了95%，珠蚌的养殖周期缩短了近30%。
不仅如此，科研团队更是研发了“以蚌治水”的生态技术。他们发现，珠蚌是天然的水体净化工程师，它能显著提升水体透明度、抑制藻类暴发。基于这一特性，清湖控股联合同济大学共同研发的“智能生物链治水·靶向养殖技术”，通过生物法原位清淤、污水资源化再利用、富营养水体修复等，荣获国家专利十余项。
其搭配的养殖尾水生态处理、净化水草种植、“蚌+鱼”“蚌+藕”套养的模式，使得山下湖实现了生态与效益的双赢。如今，养殖区域水质达到Ⅳ类以上，每亩河蚌养殖密度也从之前的千余只提升至6000多只。昔日令人作呕的“臭水湖”彻底蜕变为了“清水湖”“珠光宝气湖”。
当第六代华东国际珠宝城的繁华尚未落幕之时，第七代市场已在数字浪潮中开始崛起。
白天，采购商与顾客在16万平方米的珠宝城内寻货问价，熙熙攘攘；一到入夜，3000多名主播就开始登场，夜如白昼。平均每天4000场的直播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同步开启，靠着“直播开蚌”的新奇体验、“直播带货”的高效转化，让山下湖赶上了浪潮，迈入了又一个新时代。
直播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销售渠道，也重塑了产业生态。那些曾经靠着原珠批发薄利多销的商户，也在多元化客户的需求推动下，开始转向研发设计与品牌培育的高附加值赛道。
比如头部企业“天使之泪”，也不再局限于为周大福、老庙等品牌供应原料，而是推出了智能化、应于时代而生可测心率的珍珠首饰、融入西施传说的文创设计。直播间里，价值10万元的澳白项链一晚能卖出十条。
AI技术的加持更添助力。如今，山下湖正与高校合作开发专属AI大模型，强化设计适配性；全国首个新媒体珍珠主播培训基地、首个珍珠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相继在诸暨成立，为未来产业的高端化发展保驾护航。
不仅限于线上，华东国际珠宝城的线下场景同样升级，从以前的单一销售转向服务、展示、研发、设计、文旅体验一体化的“珍珠+文化+旅游”复合型产业。珍珠白、西施之泪等主题游线不仅串联起了西施故里、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等，也开启了特色研学，让青少年亲身参与开蚌、打磨、DIY，珍珠的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人心。
如今，在山下湖镇这片仅有40多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足3万的土地上，却聚集了9000多家珍珠相关企业，规模以上企业6家，从业人员超过了2万余人。2024年，山下湖镇的销售额已突破500亿元。
阮仕、千足（上市公司）、天使之泪、长生鸟等骨干企业引领行业，淡水珍珠年产量占全国80%以上、世界73%左右，构建起了涵盖养殖、研发、加工、设计、交易的全产业链条，被誉为“中国珍珠之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建设》中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而山下湖早已先行一步：在第七代市场的数字化转型彰显智能化实力，绿色养殖与技术创新践行绿色化理念，一二三产业融合、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交融则诠释了融合化发展。
在国内珠宝玉石首饰产业8200亿元市场规模、珍珠产品市场规模同比激增46%的大背景下，诸暨珍珠的未来更具想象空间。
浙江珍珠行业协会指出，下一步需通过人才上新、科技创新、产业焕新延伸产业链，同时确立淡水珍珠设计品类名称、打造国际自主品牌，让中小企业共用品牌资源、共享行业影响力。
一粒珍珠，一座小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与崛起。山下湖的逆袭故事，不仅是一个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史，更折射出中国实体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时代浪潮中，这座江南小镇必将续写更多璀璨传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