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华第一次见到朝鲜导游金英顺时，就觉得这姑娘太瘦了。

那是2017年深秋，他作为中朝友谊电厂的技术专家，带了个二十人的考察团去平壤。月台上，金英顺穿着洗得发白的橄榄绿制服，站得笔直，像一株在寒风里挺立的芦苇。

“欢迎各位中国同志。”她的中文带着东北口音，眼睛很亮，亮得不属于这个灰蒙蒙的早晨。

去酒店的大巴上，金英顺开始介绍沿途建筑。她声音平稳，每个数据都精确到小数点——纪念碑的高度，街道的宽度，住房的分配面积。赵明华注意到，她每次说完一段，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低头记着什么。

“金导游在记什么？”坐在前排的年轻技术员小李好奇地问。

“记各位同志的需求，”金英顺抬起头，笑容标准得像宣传画，“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本子是深蓝色人造革封面，边角已经磨损泛白。

第一天行程结束后，晚餐在涉外饭店。铜碗里盛着冷面和八样小菜，还有一小碟烤肉。金英顺安排好大家，自己走向角落的员工桌。赵明华不经意回头，看见她从布袋里拿出铝饭盒，背对着所有人，吃得很快，肩膀微微耸动。

第二天参观少年宫。孩子们表演节目时，赵明华注意到金英顺又掏出了那个本子。她低头写字时，一缕头发从耳后滑落，遮住了半边脸。窗外的光打在她身上，赵明华突然发现，她制服的肩部有细细的缝补痕迹，用的是接近但不完全相同的线。

中午在餐厅，赵明华故意最后离开，瞥见金英顺正在收拾桌子。她迅速将客人没吃完的几片烤肉夹进自己的饭盒，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发现赵明华在看她，她的脸瞬间涨红，手指僵硬地停在半空。

“我……我是想带回去给母亲尝尝。”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生病了，需要营养。”

赵明华点点头，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他知道，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施舍。

那天下午参观地铁。在深入地下百米的车站里，金英顺讲解着防空设施的设计。突然，她身体晃了一下，伸手扶住墙壁。赵明华离她最近，赶紧上前：“怎么了？”

“没事，有点低血糖。”她勉强笑笑，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用纸包着的东西，迅速塞进嘴里。赵明华闻到淡淡的甜味——是糖，最廉价的那种硬糖。

“你没吃午饭？”他低声问。

金英顺没有回答。她的本子从口袋滑落，掉在地上。赵明华捡起来，本子正好摊开在某一页。

正面是工整的中文：“王工有高血压，行程需放缓。李技术员对电力数据感兴趣，可多提供相关资料。赵团长观察细致，注意言行。”

背面，是密密麻麻的朝文小字。赵明华不懂朝鲜语，但他看见其中一行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十字——是医院的标志。另一行旁边画着个小碗，碗里只有几粒米。

他把本子递回去时，两人的手指碰了一下。金英顺的手冰凉，像在冷水里浸过。

“你母亲……什么病？”赵明华问。

金英顺抬起头，眼睛里的光暗了一下：“肺病。医院没有药了，只能靠土方子。”

“需要什么药？也许我们可以……”

“不用了，”她迅速打断，“组织上会解决的。”

但她说这话时，手指紧紧攥着本子，指节发白。

考察第三天，原定行程结束后突然下起大雨。回酒店的路上，大巴经过一片居民区。雨幕中，赵明华看见几个孩子赤脚在积水里奔跑，身上的衣服单薄得贴在身上。他们的笑声透过车窗传来，清脆得刺耳。

金英顺立刻调整了讲解词：“请看左侧，那是我们新建的文化中心……”

所有人都转向左侧。赵明华没有动，他一直看着右侧窗外。金英顺的声音有一瞬间的停顿，然后继续流畅地讲解下去。

那天晚上，赵明华在房间里整理资料时，有人轻轻敲门。是金英顺，手里拎着个布包。

“赵团长，听说您是电力专家，”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的意思，“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布包里是她手绘的电路图——一个简易取暖装置的设计，用的是最低限度的材料。图纸边缘已经磨损，显然反复修改过多次。

“我想给母亲房间装个取暖器，”她说，“但供电有限制，材料也……”

赵明华看了图纸十分钟。那设计很巧妙，但有个致命缺陷——安全系数太低，容易引发火灾。他拿起笔，重新画了一张图，增加了几重保护装置。

“这些材料……”金英顺看着图纸上的零件列表，眼神黯淡下去，“有些我弄不到。”

赵明华想起考察团带来的备用零件箱。他走到隔壁房间，敲开了技术员们的门。

十分钟后，金英顺抱着一个小纸箱站在走廊里，里面是绝缘胶带、保险丝、温控开关——都是些不起眼的小零件，但在朝鲜，每一件都珍贵如金。

“这……这太贵重了……”她的手在发抖。

“都是备用品，我们用不上。”赵明华说，“你母亲需要温暖。”

金英顺深深鞠躬，抬起头时，眼角有泪光。她没有擦，任由泪水滑落：“谢谢您。我母亲……她已经三年没有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了。”

赵明华这才知道，金英顺的父亲十年前在煤矿事故中去世，母亲独自把她和弟弟拉扯大。弟弟去年参军去了边境，家里只剩下她和生病的母亲。导游的工资微薄，大部分要上缴给组织，剩下的连买药都不够。

“你弟弟……”

“半年没有来信了。”金英顺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组织上说他在执行特殊任务。”

纸箱很轻，但她抱着它的样子，像抱着整个世界的重量。

考察最后一天，欢送宴上，金英顺终于和大家同桌吃饭。她面前摆着和其他人一样的餐食，但她几乎没有动筷子。赵明华注意到，她把烤肉、鸡蛋、甚至白米饭都悄悄包进手帕里，塞进制服内侧的口袋。

宴会进行到一半，金英顺被叫了出去。回来时，她的脸色苍白，眼睛红肿。

“怎么了？”赵明华低声问。

她摇摇头，勉强笑了笑：“没事，家里的事。”

后来赵明华才知道，那天下午，她母亲病情突然恶化，被邻居送去医院。医院说没有床位，也没有药，让带回家“休养”。所谓休养，就是等死。

宴会结束后，金英顺送大家到酒店门口。雨又下了起来，她在雨中站得笔直，和第一天见面时一样。只是眼中的光，彻底熄灭了。

赵明华最后一个下车。他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件厚羽绒服——那是他原本准备自己穿的。

“这个给你，”他说，“就说……就说中国同志送给朝鲜同志的礼物。”

金英顺没有推辞。她接过羽绒服，紧紧抱在怀里，像溺水的人抱住浮木。

“赵团长，”她突然用朝鲜语说，“您知道一个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吗？”

赵明华不懂朝鲜语，但他听懂了这句话里的绝望。

“是明明看见了光，却永远走不进光里。”她继续说，像是自言自语，“我每天带中国同志参观我们的幸福生活，我知道那些高楼里有暖气，知道少年宫的孩子冬天手指不会冻伤，知道医院里其实有药——只是不给我们这样的人。我每天记录你们的喜好，记录你们需要什么，可我自己的母亲需要一片退烧药，我都找不到。”

她说完，深深鞠躬，转身走进雨里。羽绒服在她怀里，像一团微弱的火，在朝鲜深秋的寒夜里，随时可能被雨水浇灭。

赵明华在酒店大堂坐了一夜。天亮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考察团回国前，有半天自由活动时间——当然，是在导游陪同下。赵明华请求去药店“看看朝鲜的医药发展”。金英顺愣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药店里药品稀少，柜台大半空着。赵明华买了所有能买的退烧药、抗生素、止咳糖浆，装了满满一大袋。结账时，他用的是自己的美元——在朝鲜，美元能买到朝元买不到的东西。

走出药店，他把袋子递给金英顺：“给你母亲。”

金英顺没有接。她看着袋子，看了很久，然后摇摇头：“我带不回去的。涉外药店的东西，出门要检查。这些药……太显眼了。”

赵明华这才明白，在朝鲜，连救命的药也分等级。

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赵明华把药拆开包装，混进考察团的技术资料里。资料要统一装箱托运，不受检查。箱子的钥匙，他偷偷塞给了金英顺。

“一周后，这批资料会运到你们外事部门，”他说，“你去取的时候，把药拿出来。”

金英顺握着那把小小的钥匙，像握着母亲的性命。

送别时刻终于到了。月台上，金英顺恢复了专业导游的样子，笑容得体，举止规范。她挨个和大家握手，说着祝福的话。

轮到赵明华时，她握得很用力，时间也比别人长了几秒。

“谢谢您，”她用中文说，“为我母亲做的取暖器……昨晚我装好了，她的房间第一次这么暖和。”

“药的事情，一定要小心。”赵明华低声说。

她点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像是重新燃起了光。

火车开动了。赵明华从车窗望出去，金英顺还站在月台上，在深秋的晨雾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

她怀里抱着那件中国羽绒服，像抱着一个不真实的梦。

回国后，赵明华每个月都会往一个地址寄东西：药品、奶粉、维生素。他知道这些东西很可能到不了金英顺手里，但他还是坚持寄。

半年后，他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纸上只有一行字：

“母亲熬过了冬天。谢谢您，中国同志。”

字迹工整，是用中文写的。赵明华把信看了很多遍，然后小心地收进抽屉。

他知道，在朝鲜的某个角落，一个瘦弱的导游姑娘还在每天带着中国游客参观“幸福生活”。她的小本子上，正面依然记录着游客的需求，背面依然写着自己的苦难。

但至少这个冬天，她母亲的房间里是暖和的。

至少这个冬天，有人记得她们的寒冷。

而赵明华也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一些东西——不是技术数据，是一些别的：金英顺说过的某句话，朝鲜孩子赤脚奔跑的样子，药店空了一半的柜台。

本子的正面是工作，背面是记忆。

有些记忆很重，重得让人夜里睡不着觉。但赵明华知道，他必须记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在用尽全力活下去，而记住，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又一个冬天要来了。赵明华又整理了一批药品，填好了寄往朝鲜的包裹单。

他不知道金英顺和她的母亲能不能熬过下一个冬天。

他只知道，自己会一直寄药，一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