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冬天不是冷，是啃咬。那种冷钻进骨髓里，带着咸涩的江风和燃料不足的暖气，一起刻进这座城市的骨相里。

李英玉第一次接待我们时，嘴唇是紫的。不是因为妆容，是冻的。她穿着国家配发的深蓝色导游制服，料子挺括却单薄，站在零下十五度的风中，像一株被强行钉在土地上的白桦。

“欢迎来到朝鲜，”她笑着说，嘴角的弧度精准得让人心疼，“我们国家四季分明，人民意志坚定，不畏严寒。”

行程乏善可陈。凯旋门、主体思想塔、万景台。每一个景点前，李英玉都背诵着同样的解说词。直到第三天参观少年宫，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表演完钢琴后，手指僵硬得无法弯曲，老师们却鼓掌称赞她“意志战胜了严寒”。

我看见李英玉别过脸去，喉结轻轻滚动。

傍晚时分，我们的大巴车在一处偏僻的居民区附近再次抛锚。司机去求援，游客们被允许在附近“有限活动”。李英玉站在一处水泥台阶上，望着不远处的住宅楼发呆。

“那些窗户贴塑料布的，”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仿佛自言自语，“是因为玻璃碎了，或者缝隙太大。塑料布比玻璃便宜。”

“你家里也这样吗？”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不会得到回答。

“我母亲有风湿，”她最终说，眼睛仍然盯着那些窗户，“一到冬天，膝盖肿得像馒头。但她还是要去纺织厂上班，因为旷工会扣掉全家的口粮配给。”

她顿了顿：“中国的老人……冬天也这么难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想起我外婆家里的地暖，想起她抱怨暖气太热要开窗。

那个晚上，旅行团被安排观看一场革命电影。放映厅里冷得像冰窖。李英玉坐在我旁边，我听见她牙齿轻微打颤的声音。我把随身带的暖手宝悄悄递给她。

她像触电一样缩回手，环顾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才接过去，紧紧捂在怀里。那一刻，我看见她闭上眼睛，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像濒死的人呼吸到第一口氧气。

“谢谢。”她几乎是用唇语说。

信任是从那一刻建立的。

两天后，我们参观一处农场。宣传板上写着“年产万吨粮食”，但田里的庄稼稀疏可怜。回程路上，李英玉忽然指着一片荒地说：“去年夏天，这里种过土豆。但八月一场冰雹，全毁了。”

“那农民怎么办？”“国家会调配，”她机械地回答，然后声音低下去，“但调配需要时间。那段时间，我叔叔家每天只吃两顿稀粥，孩子们饿得直哭。”

她看向窗外，侧脸在颠簸的车窗上晃动：“我表弟，七岁，去年冬天没了。医生说肺炎，但我知道是饿的。饿久了，身体就扛不住病了。”

她的语气平静得可怕，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行程最后一天，意外发生了。李英玉在带领我们爬阶梯时，忽然踉跄了一下。我扶住她时，触碰到她的手——那双手布满冻疮，有些已经溃烂流脓。

“没事。”她迅速抽回手，藏进袖子里。

那天晚上，我带着从中国带来的药膏和食品，敲响了她的房门。她开门时眼睛红肿，显然哭过。

房间里冷得像地窖。她让我坐在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床沿。我们之间隔着一米距离，却像隔着一整个世界。

“我能看看你的手吗？”我问。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伸出双手。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那些触目惊心的冻疮——新旧交替，有些结痂了，有些还在渗血。

“每年都这样，”她轻声说，“涂药膏要凭医疗券，我的券给母亲了。她说老人更需要。”

我默默给她涂药。药膏清凉，她微微颤抖。

“今天……是我妹妹的忌日。”她忽然说，声音裂开一道缝，“三年前，她在纺织厂工作，连续加班三昼夜。最后一天晚上，她在织机前晕倒，头撞在机器上。”

她抬起头，眼泪无声滑落：“如果厂里有足够的暖气，如果她不那么累，如果医院有更好的设备……她本来不用死。她那时刚满十九岁。”

房间里只剩下她的抽泣声。在朝鲜，眼泪是奢侈品，她却哭得像个孩子。

“你知道我最羡慕中国什么吗？”她擦掉眼泪，忽然问，“不是暖气，不是食物。”

“是什么？”

“选择死的权利。”

我愣住了。

“在我们这里，连怎么死、何时死，常常都由不得自己。”她声音空洞，“饿死、冻死、累死……都是被安排好的。但中国人，至少可以在暖和的地方，吃饱饭后，自己决定要不要活下去。”

这番话如此沉重，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离别前一晚，她带我去了大同江边一处废弃的码头。江风如刀，她却执意要站在这里。

“我有东西给你。”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本手抄的中文诗集。

“我自己抄的，”她说，“从各种渠道找到的中国诗。李白、杜甫，还有现代诗。这是我能接触到的，最自由的东西。”

我翻开诗集，纸页已经磨损，字迹却工整。在最后一页，她自己写了一首：

寒夜抄诗

手指冻僵时，墨迹也颤抖。每一个汉字，都是偷来的炭火。北风翻阅纸页，像秘密警察。而我固执地写：春天、花朵、远方。这些在朝鲜字典里，日渐消瘦的词汇。

“如果我被抓了，”她平静地说，“请记住，曾经有一个朝鲜女人，用冻僵的手，抄写过关于春天的诗。”

最后，她给了我一片冻疮药膏：“我自己留的最后一支。你带回中国去。当你在温暖的房间里，握着它时，请想起我们。想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为了不冻死，用尽全部的力气。”

我握紧那支药膏，塑料管体上还残留着她的体温。

第二天送机时，李英玉恢复了导游的完美笑容。只是在握手告别时，她用力捏了捏我的手，低声快速地说：

“请自由地活着。替那些不能自由的人，多呼吸一口温暖的空气。”

飞机起飞时，我透过舷窗看向平壤。这座城市在冬日阳光下，像一座精致的冰雕。美丽，却冰冷致命。

回到中国后，每当我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看着窗外飘雪却感受不到寒意时，总会想起李英玉那双满是冻疮的手。

我至今保留着那支冻疮药膏。它从未被打开，因为我知道，在某个寒冷的国度，有一双手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而我所能做的，只是记住——记住寒冷的感觉，记住在温暖成为一种特权时，人类最卑微的渴望不过是一双不痛的手，一个不冷的冬天。

那支药膏是我的道德温度计。在每一个温暖的冬日提醒我：世界上有些寒冷，是暖气无法驱散的；有些冻疮，长在看不见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