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清晨笼罩在一层薄雾中，街道上的行人像剪影般沉默地移动。我所在的旅游团正要前往万景台，李英玉已经站在宾馆大厅，她的笑容如同平壤街头的宣传画——完美却缺乏温度。
“今天我们将参观金日成的故居，”她用流畅的中文介绍着，“那里孕育了我们伟大领袖的革命思想。”
她的讲解无懈可击，每一个手势都经过训练。直到第三天，我们乘坐的巴士在一条偏僻道路抛锚，等待维修的两小时里，真正的故事才悄然开始。
司机修理引擎时，我注意到英玉站在路边，望着远处农田里劳作的人们。她的侧脸在晨光中显出一种与她职业笑容不符的疲惫。
“那些是农民吗？”我走近问道。
“是的，他们正为春耕做准备。”她回答，随后意外地补充，“我的父母也在类似的农场工作。”
接下来的沉默中，我拿出手机给她看我的家乡——中国东北一个普通小镇的照片：超市里堆满商品的货架、孩子们在公园玩耍、夜市热闹的烧烤摊。
英玉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手指不自觉地在屏幕上方轻轻滑动，仿佛能透过照片触摸到那些她从未见过的生活。
“在中国，”她突然低声说，“人们真的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吗？”
这个问题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沉重。
“大部分人可以，”我小心地回答，“当然，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限制，但至少选择比过去多得多。”
她点点头，目光投向远处的地平线：“我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成绩第一。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接触外部世界的书籍和思想。”她停顿了一下，“但他们分配我做导游，因为我的‘政治背景纯正’。”
巴士修好后，接下来的行程中，英玉偶尔会抛下那些标准讲解词，指着某栋建筑说：“这里冬天特别冷，暖气总是不足。”或者说：“这座桥的设计师曾在中国学习，他告诉我北京的变化令人惊叹。”
第五天晚上，旅行团观看阿里郎大型团体操表演。十万表演者整齐划一的动作令人震撼，也令人窒息。坐在我旁边的英玉轻声说：“我妹妹曾是其中一员，训练了整整一年，每天十小时。表演结束后，她病了一个月。”
表演进行到高潮时，英玉突然转向我：“你想看看真实的平壤吗？不是给外国人看的那种。”
这个提议显然违规。我犹豫了，但好奇心占了上风。
深夜，她带我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区。楼房陈旧，有些窗户用塑料布遮挡寒风。几个孩子在昏暗的路灯下玩耍，他们的笑声在寂静的夜中格外清晰。
“这里是普通朝鲜人住的地方，”英玉说，“没有宾馆那么暖和，没有商店里充足的食品，但这里有真实的生活。”
我们停在一栋五层楼前，她指着一个黑暗的窗户：“那是我叔叔的家。去年他尝试渡江去中国，被抓住了。现在全家都被送到偏远地区。”她的声音平静，却掩不住颤抖：“他们只是饿，孩子营养不良。”
回宾馆的路上，英玉的话匣子打开了，仿佛这些年的沉默都在此刻决堤。
“你知道吗？我们学习中国历史时，会学到改革开放。老师说那是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偷偷读过一些资料，知道那之后中国人不再挨饿。”她的脚步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祖母常常说起她年轻时，中国同志如何帮助我们。她说那时候两国像兄弟。现在……”
她没说完，但意思清晰。
离别前夜，我们坐在大同江边，对岸的主体思想塔在夜色中发光。英玉终于回答了那个我一直没再直接提问的问题。
“你问我怎么看待中国？”她看着江水中晃动的灯光倒影，“我羡慕，也困惑。我羡慕中国学生可以用互联网了解世界，羡慕中国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羡慕中国城市夜晚的灯火。”她抱起膝盖，“但我们也被告知，中国失去了纯洁性，被物质主义腐蚀。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表姐嫁到了中国延边，她在视频里笑着，家里有暖气，餐桌上有肉，孩子有玩具。而这些，我的大部分同胞都没有。”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力度大得惊人：“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朝鲜也改变了，请一定回来看看。看看我们是否也能在冬天取暖，能否自由阅读，能否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那一刻，我看到泪水终于从她倔强的眼中滑落，在月光下像珍珠般闪烁。
“还有，”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如果有机会，我想站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和中国人交流。不是作为被援助者或意识形态对手，而是作为人，作为同样渴望美好生活的人。”
第二天，英玉在机场送行时恢复了标准的导游姿态，微笑着挥手告别。但当她转身前，我注意到她嘴唇无声地动了动，从口型看，是“谢谢”和“记住”。
飞机起飞时，我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她偷偷塞给我的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工整的中文写着：
“大同江水冷，鸭绿江水流。愿君多保重，待春来，再话人间烟火稠。”
这二十个字，或许是一位朝鲜女子能表达的最大胆的渴望。
如今，每当我身处中国热闹的市场，感受冬季室内的温暖，或是在网上自由浏览信息时，总会想起平壤雾霭中那个矛盾的灵魂——她忠于自己的国家，却又渴望国家之外的温暖；她为体制代言，却为自由心动。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或许不是千山万水，而是站在同一片天空下，却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最动人的，莫过于在隔绝的高墙下，依然有人以微弱的声音，诉说着人类共同的渴望——温暖、尊严与自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