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完所有手续，拖着行李箱走出平壤顺安国际机场的时候，金英哲同志正靠在一辆老旧的考斯特中巴车旁抽烟。

他穿着一身不大合身的灰色西装，领带松垮地挂着，头发用发蜡梳得一丝不苟，但看起来有些油腻。

看到我，他立刻掐了烟，脸上堆起一种标准化的、介于热情和职业化之间的笑容。

“您就是张先生吧？一路辛苦了。”

他的中文说得很好，字正腔圆，几乎听不出什么口音。

我点点头，把箱子递过去。

他没接，而是朝身后努了努嘴，一个更年轻的、皮肤黝黑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接过了我的行李。

“这是我们的司机，小朴。”金英哲介绍道，但没提小朴的全名。

小朴冲我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两排很白的牙齿，然后就把我的箱子和其他几个已经先到的游客的行李一起，利索地扔进了后备箱。

车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神情各异，但都透着一种相似的、小心翼翼的兴奋。

一个典型的中国夕阳红旅行团。

一对看起来像退休干部的老夫妻，坐姿笔挺；几个叽叽喳喳的中年妇女，正小声讨论着平壤的街道有多干净；还有一个独自旅行的年轻人，戴着耳机，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金英哲等我坐好，清了清嗓子，拿起一个连接着喇叭的话筒。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叫金英哲，是大家这次旅行的导游。这位是我们的实习导游，李真淑同志。”

他指了指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一个女孩。

那女孩闻声回过头，对着我们鞠了一躬。

她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梳着朝鲜妇女标准的齐肩短发，穿着一套天蓝色的套裙，胸前别着一枚领袖像章。

她的脸圆圆的，有点婴儿肥，眼睛很大，但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甚至可以说是……空洞。

“大家好。”她的声音很轻，像一阵风。

金英哲显然对她的表现不太满意，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然后又立刻恢复了笑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由我和李同志一起，带领大家领略我们朝鲜的壮丽山河和伟大成就。在旅途开始之前，有几项纪律需要向大家强调一下。”

车里的气氛瞬间严肃起来。

那几个中年妇女停止了交谈，退休干部模样的老先生推了推眼镜，坐得更直了。

“第一，绝对服从团队安排，不允许私自离队，更不允许擅自与我国人民接触。”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每一个人，像X光一样。

“第二，关于拍照。可以拍风景，可以拍我们安排好的场景。但是，绝对不允许拍摄军人，不允许拍摄任何你们觉得‘落后’的景象。所有照片在离境前，我们都会进行检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加重了语气，“尊重我们的领袖，尊重我们的制度。不要发表任何不负责任的言论。大家都是来做客的，希望我们能有一段愉快的旅程。”

他说完，车里一片寂静。

那是一种被无形压力笼罩的寂静。

我看着窗外，平壤的街道确实很干净，宽阔的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两旁是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墙壁上刷着巨大的宣传画。

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女交警，像个木偶一样，站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中央，打着标准的手势。

一切都像一个巨大的、精心布置的舞台。

而我们，就是被邀请来看戏的观众。

我们下榻的酒店是羊角岛饭店，平壤最涉外的两家酒店之一。

它坐落在大同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只有一座桥与市区相连。

“这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各位外国游客的安全。”金英哲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解释道。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潜台词。

与其说是保证我们的安全，不如说是方便管理，防止我们这些“行走的麻烦”到处乱跑。

酒店大堂富丽堂皇，铺着红色地毯，挂着水晶吊灯，感觉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前台的服务员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化着精致的妆，但脸上毫无表情。

拿到房卡，金英哲又强调了一遍：“晚饭时间是六点半，在一楼餐厅。晚饭后大家可以在酒店内自由活动，但绝对不可以离开酒店。明天早上七点，准时在大堂集合。”

我的房间在三十二楼，视野很好。

从窗户望出去，大半个平壤尽收眼底。

灰色的城市，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江水。

柳京饭店那巨大的、金字塔形的轮廓，像一头沉默的怪兽，矗立在远方。

我拉上窗帘，房间里顿时一片昏暗。

我有一种强烈的被监视感，好像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藏着眼睛。

我打开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正在播放一个女播音员慷慨激昂地播报新闻。

听不懂，但那语气，那神态，熟悉得让人心悸。

晚饭是标准的团餐，八菜一汤，分量很足，但味道寡淡。

我和那个独自旅行的年轻人，还有一对来自上海的年轻情侣，被分到了一桌。

年轻人叫周浩，话不多，吃饭的时候一直在埋头玩手机，我猜他提前下载了不少单机游戏。

那对上海情侣倒是很健谈，男的叫李昂，女的叫陈思，两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对朝鲜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哎，你们说，他们这里的人是不是真的都觉得很幸福啊？”陈思夹了一口泡菜，小声问。

李昂碰了碰她的胳尬膊，“别乱说。”

金英哲和李真淑就坐在我们不远处，和司机小朴一桌。

他们吃得很快，几乎不怎么说话。

我注意到，李真淑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只是偶尔喝一小口汤。

餐厅的服务员都是年轻女孩，穿着统一的粉色“则高利”，就是那种传统的朝鲜短上衣长裙。

她们穿梭在餐桌之间，动作轻盈，脸上带着和前台服务员一样的、毫无生气的微笑。

我的目光无意识地追随着其中一个。

她看起来比其他人更瘦小一些，脸色有些苍白，但五官很清秀。

她的动作很麻利，收盘子，擦桌子，但眼神总是低垂着，从不与客人对视。

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注视，她端着一盘空碟子经过我们桌旁时，眼角的余光似乎朝我这边瞥了一下。

那一下非常快，快到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但就是那一下，我捕捉到了一丝不同寻round的东西。

不是空洞，不是麻木，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深藏的悲伤。

第二天，我们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

上午参观万寿台大纪念碑，向两位领袖的铜像献花、鞠躬。

金英哲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他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强调鞠躬的姿势要标准，态度要虔诚。

“这是对我们朝鲜人民感情的尊重。”他说。

那两个巨大的铜像，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压抑。

我们每个人花二十块钱买了一束花，排着队，像一群被牵线的木偶，依次走上前，献花，然后九十度鞠躬。

我鞠躬的时候，偷偷抬眼看了一下。

铜像的脸在俯视着我，没有表情。

下午去参观主体思想塔，听金英哲滔滔不绝地讲解“主体思想”的伟大。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他背诵着塔顶的标语，脸上泛着红光，充满了自豪。

我看着塔下那些穿着统一校服、排着队来参观的学生，他们脸上也是同样的、被灌输出来的自豪。

可我总觉得，那自豪的背后，缺了点什么。

缺了点“人”的东西。

晚饭依然是在羊角岛饭店的一楼餐厅。

我又看到了那个瘦小的服务员。

她还是和昨天一样，低着头，默默地工作。

今天餐厅里的人比昨天多，好像又来了一个俄罗斯的旅行团。

服务员们明显忙碌了很多。

轮到我们这桌上菜时，她端着一大盘滚烫的石锅拌饭，走得有些急。

就在她侧身经过我座位的时候，脚下不知道被什么绊了一下，身体猛地一晃。

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了她一把。

我的手掌碰到了她的胳膊，很烫，不知道是石锅的热气熏的，还是她自己的体温。

“小心。”我低声说。

她站稳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惊慌。

“对不起，对不起。”她用生硬的中文小声道歉，然后几乎是逃也似的，把石锅拌饭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转身就走。

她的反应太激烈了。

就好像我的触碰是什么洪水猛兽。

同桌的李昂和陈思都看到了这一幕。

“哇，这里的服务员胆子也太小了吧。”陈思吐了吐舌头。

周浩从手机游戏里抬起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孩的背影，又继续埋头玩游戏。

我却坐在那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的手掌上，似乎还残留着她胳G膊上那惊人的热度。

接下来的几天，行程大同小异。

参观开城，参观板门店，参观“胜利”的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

金英哲的讲解越来越激昂，从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到南朝鲜傀儡政权的无耻，再到我们朝鲜人民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取得的辉煌胜利。

他的情绪很有感染力，那几个中年妇女听得连连点头，仿佛身临其境。

只有我，还有那个叫周浩的年轻人，显得格格不入。

我总是在走神，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那个服务员惊慌的眼神，和她胳膊上滚烫的温度。

我开始在每天的饭点，刻意地去寻找她的身影。

她好像负责我们这一片区域，总能看到。

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她有任何接触。

她似乎也在刻意地躲避我。

每次上菜，她都选择离我最远的位置。

我甚至觉得，金英哲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也开始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专心”。

有一次在从开城返回平壤的大巴上，他甚至主动坐到我身边。

“张先生，感觉这几天的旅途怎么样？还习惯吗？”他笑着问，但笑容不及眼底。

“挺好的，开了眼界。”我应付道。

“我们朝鲜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困难，但我们的人民精神上是富足的。”他像是在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不像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是丰富了，但人人都很空虚。”

我点点头，“您说得对。”

我不想和他辩论。

在这种地方，任何辩论都是愚蠢且危险的。

他似乎对我的顺从很满意，又聊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然后就回到了他的座位。

我看着他的背影，后背渗出一层冷汗。

我意识到，我的任何一点异常，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我必须更小心。

旅途的第五天，也是我们在平壤的最后一晚。

晚上的行程是观看阿里郎大型团体操表演。

但天公不作美，下午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表演临时取消了。

金英哲显得有些扫兴，宣布大家晚上自由活动。

“但是，”他再次强调，“绝对，绝对不可以离开酒店。”

这意味着，我们又要在羊角岛这个“孤岛”上，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夜晚。

晚饭的时候，餐厅的气氛有些沉闷。

大家都因为没看到阿里郎而感到失望。

我依然坐在老位子，心不在焉地吃着饭。

那个瘦小的服务员，今天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憔悴了。

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

我猜想，或许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

吃完饭，大家三三两两地离开了。

我磨蹭到最后。

我找了个借口，说想喝点朝鲜的啤酒，让服务员给我拿一瓶。

其他的服务员都在忙着收拾，只有她，站在不远处的备餐台旁发呆。

听到我的声音，她才如梦初醒般地走过来。

“您要什么？”她低着头问。

“大同江啤酒，有吗？”

“有的，请稍等。”

她转身走向吧台。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

我想和她说点什么。

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你辛苦了”。

但理智告诉我，不能。

金英哲和李真淑虽然已经离开了餐厅，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就在某个角落里看着。

她拿着一瓶啤酒回来了，放在我的桌上。

“请慢用。”

她说完就要走。

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刹那，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事。

我伸出脚，轻轻地绊了她一下。

力道很轻，刚好能让她失去平衡，但又不足以让她摔倒。

一切都和几天前那个意外一模一样。

她惊呼一声，身体向前倾倒。

我“恰好”伸出手，稳稳地扶住了她的胳膊。

“小心。”

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

这一次，她的反应没有上次那么激烈。

她没有立刻挣脱，而是僵在了那里。

我的手掌，再一次感受到了她胳膊上传来的、不正常的灼热。

我能感觉到她在微微发抖。

餐厅里已经没有别的客人了。

其他的服务员都在远处忙碌，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只有我们两个人，维持着这个奇怪的姿势。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类似于肥皂的气味。

“谢谢。”

过了好几秒，她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然后，她慢慢地站直了身体，挣开了我的手。

我以为这次短暂的、诡异的接触就这么结束了。

但就在她后退一步，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的手，飞快地，几乎是神经质地，往我的手里塞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很小的、被捏得又湿又软的纸团。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立刻用手心攥紧了那个纸团。

她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就低着头，快步走开了。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餐桌旁，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那瓶大同江啤酒，静静地立在桌上，瓶身上凝结着一层水珠。

我感觉自己的手心也在出汗，那个小小的纸团，被我攥得更紧了。

我不敢在这里看。

我付了钱，像个没事人一样，走出了餐厅。

大堂里人来人往，几个俄罗斯游客喝得醉醺醺的，在大声说笑。

我目不斜视，快步走进电梯。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脸色和那个服务员一样苍白。

回到房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锁房门，然后拉上所有的窗帘。

我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的手还在抖。

我慢慢地，慢慢地摊开手心。

那个纸团，已经被我的汗水浸透了，皱巴巴的，像一小块用过的废纸。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尖一点一点地把它展开。

那是一张从某种商品包装上撕下来的小纸片，很粗糙。

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

字迹很稚嫩，像是小孩子写的。

只有一句话。

“救我，带我走。”

后面没有落款，没有地址，什么都没有。

就这五个字。

救我，带我走。

我盯着那五个字，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窗外，平壤的雨还在下。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我的房间。

我手里的那张小纸条，在惨白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

那不是一个恶作剧。

我能百分之百地确定。

那个女孩的眼神，她滚烫的皮肤，她绝望的、神经质的动作，都在告诉我，这是真的。

这是一个来自深渊的，真实的求救信号。

可是，我能做什么？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带她走？怎么带？

我连自己都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明天就要被检查行李，然后送上飞机。

我怎么可能从这个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国家，带走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狂的想法。

我把那张纸条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把纸条凑到灯下，又对着光看，依然一无所获。

我瘫坐在地毯上，感觉一阵阵的发冷。

那五个字，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一个陌生人的绝望。

那是一种无声的尖叫，是溺水者最后的挣扎。

而我，恰好是那个路过河边的人。

我该怎么办？

假装没看见？把纸条冲进马桶，然后明天乖乖地上飞机，回到我安全、自由的世界？

这似乎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任何多余的举动，都可能给我自己，甚至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可是，我做不到。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那张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

我能感觉到她微微发抖的身体，和她塞纸条给我时，那瞬间的、决绝的勇气。

对于她来说，做出这个举动，几乎等于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她为什么选择我？

是因为我扶了她那一下？

还是因为我的眼神里，流露出了一丝她能够捕捉到的、不同于其他游客的同情？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成了她唯一的、渺茫的希望。

这个认知，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上。

我一整晚都没睡。

我就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张小小的纸条，听着窗外的雨声。

天快亮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或许可行的、但同样疯狂的计划。

我不能带她走。

但我或许可以把她的求救信息，传递出去。

可是，传给谁？

大使馆？

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

贸然闯进大使馆，很可能会被当成精神病或者挑衅者。而且，就算大使馆相信了我，他们又能做什么？为了一个不知名的服务员，和朝鲜政府公开对峙？绝无可能。

我需要一个更具体的、能够撬动某个点的目标。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从背包里翻出我的笔记本。

来朝鲜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我查阅了很多关于朝鲜的资料，包括一些“脱北者”的故事。

在某个论坛的犄角旮旯里，我看到过一个帖子，是一个韩国的NGO组织发的。

那个组织，专门致力于帮助在中国的“脱北者”。

帖子里留下了一个邮箱地址。

我当时只是觉得好奇，就随手记了下来。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地址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现在，它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的计划很简单。

我要把这张纸条拍下来，然后想办法，把照片用邮件发到那个地址。

但这在朝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里的网络是完全被封锁的。

我的手机开通了国际漫游，但只能打电话，发短信，数据网络根本无法使用。

酒店虽然有商务中心，可以上网，但那里的每一台电脑，据说都有专人监控。

我总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然后上传一张“反动”照片吧？

我再次陷入了绝望。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七点钟，我就要下楼集合，然后去机场。

我没有时间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空，脑子里飞速地运转。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某个被我忽略了的漏洞。

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了同桌那个叫周浩的年轻人身上。

他总是在埋头玩手机。

而且，我注意到，他的手机，和我们所有人的都不一样。

他有好几次，似乎是在……加载着什么东西。

虽然速度很慢，但那绝对是在联网。

难道他有特殊的上网方式？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心中形成。

VPN。

很多资深的驴友，出国前都会在手机里装好VPN，以备不时之需。

周浩看起来就像那样的人。

这成了我唯一的希望。

我必须向他求助。

我把那张纸条，用手机拍了下来。

为了保险起见，我拍了很多张，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我把原件，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我钱包最深处的夹层里。

做完这一切，我删掉了手机里多余的照片，只留下一张最清晰的。

然后，我走出了房间。

下楼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像在打鼓。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周浩开口。

我该如何说服他，让他冒着巨大的风险，来帮我做这样一件疯狂的事？

我在餐厅找到了他。

他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边喝着牛奶，一边看着手机。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过去。

“早。”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早。”

“昨晚睡得好吗？”我没话找话。

“还行。”他言简意赅。

我坐到他对面，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马上就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我说。

他没接话，只是嘴角撇了一下，像是在嘲笑我的虚伪。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话题引到“网络”上去。

时间不多了，金英哲他们随时可能出现。

我心一横，决定单刀直入。

“你的手机，好像可以上网？”我压低了声音问。

他握着手机的手，明显僵了一下。

他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什么意思？”

“我看到过，你好像能……接收到外面的信息。”我说得非常含糊。

他的脸色变了。

“你别乱说。”他立刻否认。

“我没有恶意。”我急忙解释，“我只是……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需要用到网络。救命的事。”

我把“救命”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他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审视和怀疑。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谁也不说话。

餐厅里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帮不了你。”

过了很久，他才冷冷地吐出这四个字。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命。”我几乎是在乞求。

“那是她的命，不是我的。”他把手机揣进兜里，站了起来，准备离开。

他的冷漠，像一盆冰水，把我从头浇到脚。

我意识到，我太天真了。

我凭什么要求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和我一起冒险？

就在我心如死灰的时候，他走到我身边，停下了脚步。

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

“机场。”

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机场？

我愣在那里，反复琢磨着他这两个字的意思。

他是说，他可以在机场帮我？

还是说，让我去机场找机会？

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金英哲和李真淑就走进了餐厅。

“张先生，周先生，早上好。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大巴车已经在外面等了。”金英哲依然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去机场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各种可能性。

周浩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偷偷观察他，他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塞着耳机，靠在窗边，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大巴车直接开到了机场的出发大厅门口。

我们下了车，小朴开始往下搬行李。

金英哲拿着我们的护照和机票，去办理登机手续。

“大家在这里等一下，不要乱走。”他再一次叮嘱。

李真淑像个监工一样，站在我们旁边，目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扫来扫去。

机会来了。

机场的出发大厅，人比我想象中多。

除了我们这个团，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游客。

人多，就意味着混乱。

混乱，就意味着机会。

我假装要去洗手间，向李真淑示意了一下。

她点了点头。

我转身朝洗手间的方向走去，心里却在盘算着路线。

周浩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低头看着手机。

我从他身边走过，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飞快地说：“拜托了。”

他没有反应。

我走进洗手间，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我打开一个隔间的门，走了进去，然后把门反锁。

我拿出手机，打开那张照片。

我不知道周浩会不会帮我。

我甚至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

我只是在赌。

赌他那句“机场”，赌他内心深处，还存有那么一丝丝的良知。

我在隔间里待了足足五分钟。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能听到外面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有人在用朝鲜语交谈。

我的手心全是汗。

终于，我听到手机轻轻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电话，不是短信。

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APP的推送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一串乱码，但我认识那个APP的图标。

那是一个VPN软件的图标。

紧接着，手机又震动了一下。

这一次，是蓝牙的配对请求。

请求来自一个叫“Unknown Device”的设备。

我立刻明白了。

这是周浩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准备好了。

他没有用Wi-Fi，那太容易被追踪。

他选择用蓝牙，建立一个点对点的、临时的、几乎无法被察觉的连接。

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同意”。

连接成功的瞬间，我的手机屏幕闪了一下，那个VPN软件自动启动了。

界面很简洁，只有一个巨大的“连接”按钮。

我按了下去。

屏幕上的小菊花开始旋转，一圈，两圈，三圈……

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我知道，这几秒钟，是在和整个朝鲜的国家防火墙作斗争。

突然，那个“连接”按钮，变成了绿色。

屏幕顶端的状态栏，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钥匙图标。

成功了！

我甚至来不及感到兴奋，立刻打开邮箱，把我早就编辑好的邮件，点了发送。

收件人，就是那个韩国NGO组织的邮箱地址。

邮件没有正文，只有一个附件。

就是那张写着“救我，带我走”的照片。

邮件发送的进度条，走得异常缓慢。

我盯着那个蓝色的进度条，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六十……

就在这时，隔间的门，被敲响了。

咚，咚，咚。

敲门声很重，很急促。

“谁在里面？”

是李真淑的声音。

她的声音不再是那种轻柔的、没有感情的语调。

而是变得尖锐，充满了警惕。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我手忙脚乱地，想要切断网络，但手机却像死机了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那个蓝色的进度条，就卡在百分之九十的位置，一动不动。

“请开门！例行检查！”

门外的声音更大了，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金英哲。

他们找过来了。

我完了。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甚至能想象到，门被撞开，他们冲进来，抢走我的手机，然后……

然后就是我不敢想象的后果。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听到门外传来周浩的声音。

“李导，他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早上就看他脸色不好。”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镇定。

“我们马上就要登机了，不能再等了。”李真淑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

“要不我去叫机场的医生过来？”周浩又说。

“不行！不能把事情闹大！”金英哲立刻否定了他的提议。

门外沉默了几秒钟。

我听到他们在用朝鲜语飞快地交谈。

我听不懂，但我猜，他们也在权衡。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轻轻地震动了一下。

屏幕上跳出一个提示：

“邮件已发送。”

那个该死的进度条，终于走完了。

我几乎要虚脱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按下了手机的关机键。

然后，我冲了马桶，打开了隔间的门。

金英哲和李真淑就站在门口，两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死死地盯着我。

周浩站在他们身后，对我使了个眼色。

“不好意思，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捂着肚子，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

金英哲的目光，在我的脸和我的裤兜之间，来回扫视。

我感觉我的口袋里，揣着的不是手机，而是一颗定时炸弹。

“张先生，你的脸色很难看。没事吧？”他皮笑肉不笑地问。

“没事，老毛病了。”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那就好。我们该登机了。”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

李真淑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然后也跟着走了。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腿是软的。

我走到周浩身边，用气声说了一句：“谢谢。”

他没有看我，只是低声说：“把你能删的，都删了。他们会查的。”

登机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是边检。

所有游客被要求排成一队，依次通过。

除了检查护照和机票，每个人的手机，都被要求开机，交给一个穿着军装的官员检查。

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我把手机递过去。

那个官员面无表情地接过去，熟练地打开了我的相册，一张一张地翻看。

然后，他又检查了我的通话记录和短信。

我的手心又开始出汗。

虽然我已经把那张照片和邮件都删除了，但谁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恢复技术。

那个官员检查了很久，久到我身后的陈思都开始小声抱怨。

最后，他把手机还给了我，挥了挥手，示意我通过。

我接过手机，几乎是逃也似的，冲过了边检口。

直到我坐上飞机，系好安全带，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真正地放回了肚子里。

飞机起飞，穿过厚厚的云层。

我看着窗外，平壤那座灰色的城市，在我的视线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旁边的座位，就是周浩。

“你……为什么愿意帮我？”我忍不住问。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姐姐。”他看着窗外，声音很低，“六年前，她也是这样，从越南边境，发回了求救信息。”

我的心，被猛地揪了一下。

“后来呢？”我追问。

“没有后来了。”他说，“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

机舱里一片寂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悲剧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谢谢你。”最终，我只能又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

“我不希望，再有人经历我们家经历过的事情。”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

回到中国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你是谁？你怎么会有那个邮箱？”

我立刻知道，是那个NGO组织的人。

我把我在朝鲜的经历，简明扼要地回复了过去。

那边沉默了很久。

然后，发来一条新的信息。

“照片我们收到了。但是，我们什么都不能保证。在那个地方，救一个人，太难了。”

“我明白。”我回复。

“我们会尽力。谢谢你。”

这是我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

从那以后，那个号码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的生活，很快就回到了正轨。

我把在朝鲜拍的照片整理出来，写了一篇游记，发表在了一个旅行网站上。

我没有提那张纸条，没有提那个服务员，也没有提周浩。

我只是客观地，记录下我看到的一切。

干净的街道，整齐的建筑，激昂的口号，和那些在巨大宣传画下，面无表情地走过的人们。

文章的点击率很高，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向往那个纯粹的、没有被资本污染的国度。

我看着那些评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时候，在午夜梦回，我还会看到那张苍白的脸。

我会想起那个下着大雨的夜晚，那个被汗水浸透的、小小的纸团。

我会想起那五个字。

救我，带我走。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

她是被发现，然后消失在某个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角落？

还是，她等到了那渺茫的、由一个陌生人的冒险所带来的希望？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只知道，她叫“救我，带我走”。

一年后的某一天，我正在网上看新闻，一条国际新闻的短讯，突然跳了出来。

新闻很短，只有寥寥几行字。

“据韩联社报道，昨日，有三名朝鲜公民，通过非正常途径，抵达韩国。其中一人，为前平壤羊角岛饭店服务员……”

新闻没有配图，也没有提具体的名字。

我的心，却在那一刻，漏跳了一拍。

我把那段新闻，反复读了十几遍。

我无法确定。

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个服务员，就是她。

但不知为何，我的眼睛，突然就湿了。

我关掉电脑，走到窗边。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喧嚣的、自由的世界。

我想起了周浩。

我想告诉他，或许，这一次，有“后来”了。

我又想起了那个叫李真淑的实习导游。

在机场分别的时候，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不再是空洞，也不再是警惕。

而是一种，我当时无法读懂的，复杂的，混杂着羡慕和祝福的情绪。

也许，从一开始，她就什么都知道。

也许，在那座巨大的、压抑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偷偷地，传递着火种。

我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的真相。

我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被一枚火星烫伤了的观众。

但从那以后，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事，你一旦看见了，就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

有些责任，一旦落到你肩上，你就必须承担。

哪怕，那责任，只有一个小小的、湿漉漉的纸团那么重。

它会一直烙在你的手心，提醒你，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它需要勇气，需要牺牲，更需要每一个被火星烫到的人，不转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