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木棉树

犹存老元宵

我们两口子都是闽侯一中毕业的，一天在家翻旧相册，翻到各自十八岁时的照片，风格非常统一，相视一笑，这个必是在甘蔗街心公园的那家照相馆拍的。

突然想回去街心公园看看。毕业后的二十多年来，每次去甘蔗都是去新城区，我在闽侯一中读书那会，这些地方都还是堤坝外的荒地。这次回去，我要去看看那家元宵店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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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余年，当我再次站在甘蔗的街头，竟需要依靠手机导航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横街四周的高楼仿佛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把记忆中的那个小县城挤压得无处可寻。我是1999年从闽侯一中毕业的，那时的我们，都把街心公园一带视为县城的中心。而如今，这个「中心」已然面目全非。

街心公园斜对面那家照相馆，曾经是我们这一代闽侯一中学生的集体记忆。几乎每个学生都在那里拍过写真照——男生试着打领带，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女生化着浓妆，穿着从影楼租来的礼服。我仍记得拍照时的紧张，摄影师钻在黑布笼罩的老式相机后面，不停地引导：「头往左偏一点，笑一下，对，就这样！」那些照片至今还躺在老家的相册里，成为青春的唯一物证。

可现在，照相馆已无处可寻，连记忆中公园里的那个亭子也似乎不是旧日模样。顺着记忆中的路线往前走，我寻找着县电影院的踪迹。记忆中那是一座方正的建筑，门前总有卖零食的小贩，那是我们青春年代的艺术中心。学校的大型文艺汇演在那举行，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包场看电影，有一次是《泰坦尼克号》，在昏暗的光线下，心跳声比电影对白还要响亮。

然而，电影院已被拆除，原址变成了一个停车场。十几辆汽车整齐地停放在那里，再也听不到放映机转动的声响，看不到散场时涌动的人流。我站在那里许久，试图在水泥地面上找出当年检票口的位置，却一无所获。停车场里的那棵榕树，我也不确定以前是不是就在电影院门口。

哎！只是为了建一个停车场，何苦要把那么一栋承载着县城历史记忆的建筑拆除呢？

走到蔗洲路时，我几乎不敢期待那家元宵汤圆店还在营业。可它竟然还在——同样的招牌，同样的位置，仿佛时光在这里刻意放慢了脚步。

我高三那年曾租住在店的二楼，店里的老板娘似乎认出了我——或者说是认出了我这一代闽侯一中学生的模样。她笑着说：「你是闽侯一中的学生吧？这些年，好多像你这样的学生回来找我。」

这家店已经开了四十二年，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大。我到店的时候，只有老板娘一人在，她的肩颈出了问题，老板娘告诉我，医生说是常年伏身包汤圆造成的。「孩子们劝我们关店休息，可是舍不得啊。」她说这话时，手上依然熟练地包着汤圆，「做了四十多年习惯了」。

我照二十多年前的样子，点了一半汤圆一半元宵的一碗。老板娘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她的孩子在闽侯一中读初中，我就问他孩子的情况。其实心里有点忐忑，怎么没有看到男老板。

元宵汤圆的味道没有变，和我当年从学校晚自习回来吃的时候一样。快吃完的时候，老板从楼上下来，他似乎对我也还有印象。我说要打包一份汤圆元宵回去，老板先是去冰柜里去取包好的，又问了我一句「是什么时候吃？」我说今晚就吃，老板说「那现包」。

老板夫妇开始给我包元宵和汤圆，他们的动作明显缓慢了，老板娘每包几个就要停下来活动一下肩膀，右手不自觉地颤抖。我忽然意识到，不仅是我们在老去，这个县城里的一切都在默默经历着时间的磨损。

从蔗洲路右拐往曾经的闽侯一中方向走，记忆中那条路上有一个大礼堂，我在闽侯一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年在那里拍《林祥谦》，我还去剧组探过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几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年三四月便会开满火红的花朵，落得满地都是。

现在那座礼堂已经彻底翻新了，改成了一个「村境」，或者过去本就是「村境」，供着地方神明，那几棵高大的木棉树已经统统不见了。

走到母校闽侯一中门口，校名已更换为「闽侯县实验小学」，原来的小学在我们的正对面，我们有初中和高中，所以这条路叫校园路。我再也无法踏入那个曾经生活了六年的地方，隔着大门向内望去，那几栋老楼还在，翻新了，校园格局也变了。

离开甘蔗前，我特意绕道新建的江滨大道。还开车经过如今的闽侯一中校区，我有同学已经成为里面的老师，我们的老师们都已经退休，那已不是我曾经的闽侯一中了。

返程的车上，我翻看着手机里刚刚拍摄的照片——变了样的街心公园、成了停车场的电影院、依然坚守的元宵店、再也进不去的母校。这些碎片拼凑起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甘蔗。

我忽然想起元宵店老板娘的话：「我们的味道都没变。」她说得对，物理空间的变迁无法抹去内心的记忆。街心公园可以改造，电影院可以拆除，母校可以搬迁，但那些深植于心的青春印记，就和元宵汤圆的味道一起，会随着我们的生命一直延续下去。

甘蔗的九十年代已经远去，我们的青春也已散场。但每当我们这些游子归来，在桑田变化间寻找过去的影子时，那段岁月便会在记忆中重新活过来，温暖而明亮。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寻找的不仅仅是那家照相馆、那座电影院、那棵树、那片校园，而是它们所承载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