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国的东乡族，首先会想到甘肃省。全国约有65万东乡族同胞，近六成聚居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以及周边区域。

东乡族与同处西北、信仰相近的回族相比，最醒目的文化标识，就是他们独特的语言——东乡语。这种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是东乡族人认同的核心。而回族则通用国家通用普通话，并没有独立的民族语言。这一差异，就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东乡族源流的神秘之门。

东乡族的形成，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史诗，序幕在大元帝国时期已经拉开。十三世纪，蒙古铁骑西征归来，一批来自中亚、波斯等地的“色目人”，包括工匠、军士、商人、学者，随军驻屯于今日甘肃山区的河壑之间。这些外来者，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与当地部分蒙古族、汉族等居民交错杂居，通婚融合。

元朝实行的“诸色人等”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他们的群体特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这些色目人和蒙古人为主体，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在风俗、语言上独具特色的族群。东乡语中大量存留的蒙古语词汇，以及部分波斯、阿拉伯语借词，正是这段复杂渊源的活态见证。他们自称“撒尔塔”（Sarta），这一古老称谓，仿佛仍在诉说着丝路的往事。

那么，新疆的东乡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的足迹，是沿着古老的河西走廊，向西延伸的生命线。清代中后期，由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地区人口压力增大、土地资源紧张，加之政局动荡与社会变迁，一部分东乡人开始向西寻求生计。

这条迁徙之路，正是沿着历史上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命脉——河西走廊。他们或结伴，或举家，穿越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过星星峡，进入新疆。这并非一蹴而就的集体迁移，而是一股持续、绵延的涓涓细流。

进入新疆后，东乡族主要分布于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别是伊宁县、霍城县）、昌吉回族自治州（如阜康市、吉木萨尔县）、塔城地区，以及南疆的焉耆等地。

东乡族向新疆迁徙的动力，最初多为“逃荒”与“求生”，他们凭借擅长的农耕、饮食、皮毛加工等技艺在新疆扎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为支援边疆建设，又有一批东乡族干部、群众响应号召，有计划地迁居新疆，进一步壮大了当地的东乡族社区。

迁徙，意味着文化的移植与调适。在新疆多民族聚居的广阔天地里，东乡族成为了“聚居中的散居，散居中的聚居”。他们往往在村落或社区内保持相对集中，顽强地传承着自己的文化根脉。东乡语，这一维系民族认同的纽带，在家庭和内部交流中被努力保持。

东乡族传统的饮食，如手抓羊肉、油香、馓子，既是日常，也是节庆时的乡愁滋味。婚礼中的“告毕”（娶亲）、葬礼的宗教仪式，都遵循着古老的规矩。最具特色的“咪娜”曲调、竞技运动“叭哴”等，在新疆的绿洲与草原间，依然能找到知音。

然而，环境的改变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东乡族与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长期密切交往，使他们在宗教生活、部分习俗上相互影响。同时，为了沟通与发展，汉语、维吾尔语的使用也日益普遍。年轻一代的东乡语能力面临挑战，这是许多散居少数民族共同的文化境遇。

从甘肃河州的山区，到新疆的绿洲草原，东乡族的迁徙史，是一幅缩小的民族分布与文化交流图景。他们从元代的色目人中走来，带着独特的语言密码，沿着河西走廊这条历史通道，将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天山南北。

新疆的东乡族社区，如同远离故土的语言与文化飞地，在适应与坚守中，续写着这个民族坚韧而充满活力的故事。他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新疆多民族文化的斑斓画卷，也成为连接甘肃故土与新疆新家、见证历史上人口流动与东西交融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