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潮店，旧称水淹店，坐落于许昌市建安区椹涧乡西北隅，依偎着颍河支流静静伫立，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地方。

水潮店不大，却在许昌地区非常有名气。这里曾是川楚入京大道上的重要驿站，明清至民国年间，古道穿村而过，南接荆楚沃野，北通京都畿辅，商旅行人络绎不绝，沿街商铺栉比鳞次，车马喧阗之声不绝于耳，俨然许昌城西一处繁华的商贸聚落。

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前，这里官道铺的癞礓石，一两丈宽，路面比两边的店铺低两三个台阶，将近一米左右。店铺清一色瓦房，有的一层，有的两棚楼。街上做啥生意的都有，开烟行的十来多家，其中有英美烟草公司开办的烟行。开杂货铺的六七家，开饭铺的四五家，开染坊的四五家，开肉铺的四五家，开煤行的两三家，另外还有两家妓.女院，挨门挨，做啥生意的都有。

尚存的郡马楼

就在这片烟火繁盛之地，曾经有一座菩提庵悄然矗立，以朴素禅心为往来过客遮风避雨，为椹涧乡的乡土记忆烙下温润绵长的底色。而清代嘉庆年间许昌地方名士郝天禄所撰《重修菩提庵碑记》，便是留存这份历史印记最珍贵的文字佐证。郝天禄深耕本土文脉，文墨兼具史料价值与乡土情怀，常为地方胜迹修缮、人物纪事执笔，是当时许昌西部文人圈中颇具声望的撰稿者。

京楚大道作为中原连通南方的交通命脉，径直穿水潮店村而过，菩提庵便选址于村北门内、紧邻官道一侧，自诞生之初便与这条古道的兴衰紧密绑定，专为长途跋涉的旅人而生。对彼时日夜兼程的商客、驿卒与流民而言，这座庵堂绝非单纯的宗教场所，更是旅途里不可或缺的温情驿站。

据村中老者口述回忆，庵前曾有一株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下常年停驻歇脚的车马，往来行人在此饮马纳凉、稍作休整。庵内僧人秉持慈悲之心，常年为行人免费提供热水、草鞋，寒冬腊月更会在堂内燃起炭火，为奔波之人驱散寒意。这种“以寺为驿”的模式，是明清时期中原官道沿线的典型风貌，菩提庵将佛教“普度众生”的核心理念融入市井烟火，用点滴善举化作古道上最动人的温情符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往来行者。

水潮店村貌

嘉庆乙卯年（1805年），历经岁月侵蚀的菩提庵因年久失修日渐颓败，殿宇倾颓、香火稀疏。地方善士许氏等人见状牵头募集资金，发起重修之举，历时数月终将庵堂修缮一新。工程告竣后，众人特意邀请郝天禄执笔作记，以志其事、以传后世。凭借对许昌西部乡土风物的熟稔，郝天禄的撰文既重史实考据，又含人文温度，这篇《重修菩提庵碑记》便凝聚了其文风精髓，承载着深远的史料价值。

碑文明确记载，庵堂之内既供奉佛像、晨钟暮鼓，又开辟学堂、授业解惑，僧人于佛灯摇曳间为村中子弟授课讲学，形成罕见的“寺塾合一”格局。这种模式在清代中原乡村教育中颇具代表性，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壁垒，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求学之机，更是研究许昌西部乡村教育史、宗教与世俗文化融合的一手珍贵资料。同时，碑记中对庵堂为旅人提供歇脚便利的记述，与水潮店村作为古道节点的地理地位相互印证，为还原清代村落商贸、交通与民生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文字依据。

村里老人讲故事

菩提庵的始建年代已无确切史料可考，结合郝天禄碑记与村中口述史料推测，其至清代中期已颇具规模，成为水潮店村及周边村落的文化地标。嘉庆年间的重修，让这座古老庵堂重焕生机，香火再度兴盛，“驿路助行、寺塾育人”的功能也得以延续。

然而，此后百余年间，近代交通格局变迁致使京楚大道的枢纽地位渐降，加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这座缺乏官方持续护持的小型庵堂，在自然损耗与人为冲击的双重作用下，渐渐走向衰败。

清末至民国时期，水潮店村的官道功能日渐弱化，往来旅人锐减，菩提庵赖以存续的核心功能式微，民间善士的护持力量也随之衰退，庵堂再度陷入颓败。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与乡村建设推进，各地废弃宗教建筑多被改建复用或自然坍塌，菩提庵大概率于这一时期彻底湮灭。如今，庵舍踪影已无处寻觅，或毁于岁月风雨，或改建为乡村居所，唯有《许昌县志》中那篇字字珠玑的碑记，勉强拼凑出它曾经的模样，为这座湮没的古庵留存了生命印记，让这份藏于古道深处的梵音记忆，在文字中得以延续余韵。（孔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