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宽阔得令人有些惊慌的马路拐进来，一脚踏入北市场这片区域，空气的密度便骤然不同。
这是一种饱含着人间烟火与历史尘烟的，沉甸甸的、温热的空气，它不由分说地将你裹挟，你便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这万丈红尘里的一粒微尘。
如今的北市场，多了气派的牌坊和整齐的仿古建筑。白天，它可能显得有些过于“规整”了，到了夜晚，尤其是皇寺庙会期间，仿古的戏台上锣鼓喧天，评剧、二人转轮番上演，台下围满了男女老少。那一刻，历史的回音与当下的热闹碰撞交融，北市场的“魂”，似乎又活过来了。
A
“杂巴地”
是我小时候的“炸糕地”
20世纪80年代，在我的印象里，北市场从来都是闹哄哄的。冬天，小贩扛着插满冰糖葫芦的草靶子穿梭在人群中；夏天，卖冰棍儿的老太太推着盖着小棉被的箱子，在人群里被推来挤去。
杂巴地，是北方方言，这是个沾满了尘土与汗渍的词。“杂”，是包罗万象，是光怪陆离；“巴”，有黏稠附着之意，是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如糖稀般搅和在一起，分拆不开；“地”，是地界儿，是舞台，是一切悲喜剧上演的场所。这杂巴地，便是北市场的底色，是它一切故事的源头。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在这里讨生活。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北市场就是这样的地界儿。天天熙熙，天天攘攘，皆为利来，皆为乐儿来。
大的百货商场就有北市、民生和中原这三家，撑起了市场的门面。街上的饭店更是多达一百二十多家。有名的有普云楼、品香斋、四合盛、会宾楼等，闻名遐迩的老边饺子馆也坐落于此，这里容纳了南北菜系、四方美食。人生了病要抓药，这里有十七家药店守着，有广生堂、宝和堂、万芝堂、胡万盛、益寿堂、济人堂等，其中广生堂是沈阳最早的中药店，并有“先有广生堂，后有沈阳城”之说，足见其历史悠久。需要用钱时，有五家当铺可以周转，有名的有天福当、福声当、正益当、德合当、公益当（官办）。想打件首饰，广顺、爱华等五家金店手艺精湛。干活累了想解乏，可以到沈阳最早最大的登瀛泉浴池泡个澡，它最红火的时候，伙计就有100多人。这个浴池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发挥作用，每到过年之前，我妈就带我到这里洗个澡。单人浴盆，上一个人用完，下一个人用，我妈得刷洗半天儿才能放我进去，我洗完了，她再进来，她总是在催我：快搓，快搓！
从关外来的戏班子，多半住在复兴客栈和诚信客栈，听说名角儿马连良、白玉霜也都在此落脚。要做戏服，不用再犯难，王恒泰戏衣庄就能解决，从此东北的梨园行买“行头”再也不难了。当然，这片地界儿也少不了另一番景象，大烟馆、赌局、镖局、摔跤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这里，你能看到摆地摊的小贩、摇卦算命的先生、卖大力丸的江湖人、跑马戏的艺人、拉黄包车的车夫，甚至还有前清的遗老。无论是体面的大老板，还是为生计奔波的小人物，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纷繁复杂的众生相，共同构成了北市场多元、平民而又充满烟火气的独特面貌。
小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北市粘食部，在北市一街第三家。第一家是北市副食店，第二家是邮政报刊门市、第三家是北市粘食部、第四家是老边饺子……门脸很小，就一小窄溜儿，蓝底白字的牌子，却极是醒目。店内有长条桌和大长凳，桌上放着白糖罐。粘食部外面，常年搭一个塑料棚子，也是长条凳子配长条桌子，凳子上坐着人，凳子旁边站着人。坐着的人不窘迫，站着的人也不着急。我一走到这儿就挪不动步。我个子矮，不用看见那招牌，油炸糕的香味总是追着我的鼻子飘。等我妈高擎着盘子出来，里面装着几个炸得成了金黄色的油炸糕，炸糕上面撒着带着小尖儿的白糖，白糖细小的颗粒放着光，看着就甜滋滋，喜洋洋。
大人们管这里叫“杂巴地”，我管这里叫“炸糕地”，没有比这里的油炸糕更舍得给糖，更香，更糯，更美的了。
冬天，这里还卖炸元宵。门口一口破锅，半锅豆油，冒着烟气，边上一摞子白瓷蓝边碗，每个碗都掉碴儿，但谁也不在意。
好像怕过去的老顾客不认门儿，现在，北市粘食部自觉自愿地给自己冠上个“老”字，叫“老北市粘食”，还是蓝底白字，在沈阳已有了好几家分店，但就是在北市场没有。我常去的店儿在中山路上，过去“东沈合社”的位置。我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仅卖油炸糕，还有红豆卷、花生卷、五花糕和黑芝麻卷，还卖一种山楂糕，有一种让人喜欢的粗粝质朴的口感。只是，油炸糕是放在玻璃柜里，没了刚出锅时的锅气，只剩下那糯糯叽叽的口感还是好的。
B
与殖民者
经济博弈之地
北市场地处沈阳市和平区北部，东至北三经街，南至市府大路，西至南京北街，北至哈尔滨路。辖区面积0.95平方公里。这里曾是清朝第一个庙会市场，也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传统十大闹市区之一。它和南市场是一对在特殊历史时期诞生的“双胞胎”。北市场位于奉天老城西北，商埠地的北部，因此得名“北市场”。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沙俄，夺取了原属于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其中包括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随后，日本1906年在沈阳老城西侧划定了“南满铁路附属地”。
为了与日本扩张势力相抗衡，维护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当时的奉天官员1908年开辟了“奉天商埠地”，通过对外开放和自主经营，与日本的“南满铁路附属地”进行商业竞争。商埠地南北修建了两个市场。如果说，北市场是“下里巴人”的江湖，南市场则是“阳春白雪”的橱窗。在市井的热闹之外，最核心的还是发展民族工业。
奉天当局开发建设北市场之初，实行开源节流，劝办实业，减免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商人纷纷到北市场领地、租地、建房，开设工厂、创办实业，沈阳的民族工业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早期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奉天纺纱厂、惠临火柴公司就是这一时期在北市场创建的。
王永江看到东北的棉纱和棉布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而棉织品市场却被日本所把持，并获取巨额利润，便想到我们有大量便宜的原料，又有充足的劳动力，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办工厂呢？于是，他提出了创建奉天纺纱厂、开辟财源的建议，呈报给当时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并得到支持。
奉天纺纱厂于1921年3月创建。位于十间房北商埠地界内，即今沈阳皇寺广场西南角，是北市场开发建设的第一批民族工业企业，也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最早的近代纺织企业。
当时，奉天省财政厅拨款250万元（奉大洋），其他筹资200万元（奉大洋），经官商合资兴建，招股集资，厂址就选在十间房北商埠地界内，占地286亩，砖木结构，厂房1343间，建筑面积10000余平方米，从美国慎多洋行引进纺纱机20000锭、织布机200台及发电机等全套设备，厂内建有铁路专用线、机械修配厂、锅炉房、水塔、货栈等，于1923年7月16日开工生产，同年10月1日工厂全部开机，正式对外营业。主要产品棉纱、棉布、染色纱、线袜四种。当时纺纱厂生产能力在全国前五名之内，其产品颇受国人欢迎。此外，奉天纺纱厂办公楼，因建筑风格独特，也成为北市场的标志性建筑。
惠临火柴公司是爱国实业家张惠霖在奉天集资奉票18万元，于1922年1月在皇寺附近创建。张惠霖（1878—1947），名志良，字惠霖，别号“惠临”。1878年5月出生于沈阳虎石台乡大古城村。据《奉天通志》记载，年产火柴3万箱（每箱124包，每包10盒），产品分硫化磷火柴和安全火柴两种，品牌一为麒磷，一为双鹤。基于爱国热情，人民喜用国货，销路极好，获利甚厚。在激烈的竞争中，惠临火柴公司很快脱颖而出，扭转了外商独霸东北火柴市场的局面。
为了使商贾游人来往方便，奉天当局又在北市场附近修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火车站——老北站（北宁路辽宁总站），由于老北站毗邻北市场，站前到北市一带于是成为沈阳最为热闹的所在。
同时，奉天当局还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商户，迅速吸引了大量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的江湖艺人在此“撂地”谋生。北市场很快形成了以娱乐业为龙头，带动餐饮、旅店、小商品零售的繁荣局面。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文化市场的复苏。
先说那茶馆，比现在的网红咖啡馆还会玩。当时分“清茶馆”和“花茶馆”两派，清茶馆只卖茶水不演戏，适合纯唠嗑发呆。花茶馆可就是沉浸式体验馆了，您点一壶茉莉香片，嗑着瓜子，眼前相声大鼓梆子戏轮番登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田福、瑞升、龙海这些茶社名起得吉祥，特别是四海升平茶社，二百多茶客同时打拍子叫好，那声浪能把屋顶掀了。
剧场更是卷出了新高度。中央大戏院四层楼的豪华配置，池座包箱散座分明，2000人同时看戏各就其位。大观茶园最懂氛围感——人家不设排座，直接摆开八仙桌，您约上三五好友，一壶龙井配着《贵妃醉酒》，茶香混着戏腔，这才是真正的下午茶。
当夜幕降临，云阁电影院正在上演无声电影的浪漫，保安电影院的银幕上跃动着卓别林的滑稽身影。
要说沈阳最早的文艺综合体，还得是这片烟火缭绕、弦歌不绝的北市场。
C
福安里4号
为什么选择在这里？
在沈阳城北市场的皇寺路大街南侧，有一片安静的居民区。就在这儿，有一处看似寻常的民居——福安里4号，它的故事，要从1928年说起。
那一年，商人宋寿桥等人从奉天当局买下了这块地皮，紧跟北市场日渐兴盛的商业之风，建起了两排坐北朝南的青砖瓦房，一共十二栋。秋天落成时，这片宅子有了一个安稳的名字：“民宅福安里”。房子盖好，便陆续有人租住进来。
谁也想不到，这看似寻常的市井院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竟悄悄成为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福安里刚落成不久，其中4号院就被一位英美烟草公司的“帮办”租了下来。这位文质彬彬的“帮办”，不是别人，正是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1927年八七会议后，他与爱人韩慧英受党中央派遣，从天津辗转来到东北，肩负起筹建中共满洲省委的重任。那年十月，陈为人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组织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并决定将省委机关设在奉天。陈为人夫妇在此奋斗近两年后，于同年八月调往上海。
为什么会选择福安里？当然是因为北市场的“杂”。三教九流汇聚，茶馆戏园喧嚣，恰恰成为地下工作者最好的“保护色”。在密如蛛网的胡同院落里，在市井江湖的忙碌中传递情报、联络同志，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不易被敌人察觉。可以想象，在一家喧闹的茶馆里，台上唱着《空城计》，台下的茶客们，却可能在杯盏交错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信息传递。戏文里的忠奸斗争，与现实的生死搏杀，在这方寸之地，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交叠。
1929年6月，刘少奇同志出任中共第五届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与夫人何宝珍也踏进了福安里4号院，在这里继续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刘少奇曾多次到奉天纺纱厂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从1928年中共满洲省临委播下的第一粒火种，到1932年再次燃亮的党支部星火；五次波澜壮阔的罢工浪潮，刘少奇同志都参与领导。可以说，这座纺纱厂织就的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梦想，更是沈阳工人运动史的经纬，是工人意志的觉醒。至今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仍保存许多当年满洲省委在这一带发动领导革命斗争时秘密张贴的传单，为北市场留下了珍贵的红色记忆。九一八事变后，这处院落又悄然转身，成为中共满洲省委的秘密交通站。
时光流转，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今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曾经不为人知的秘密据点已修缮一新，成为我们缅怀历史的革命遗址。
这抹深植于市井的“红”，与北市场固有的江湖之“杂”、生活之“热”交织融合，共同构成了北市场独一无二、刚柔并济的灵魂——既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生活场，也是一处心怀理想主义的红色文化地标。
走在今日的北市场，我常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北市场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不是地图上一个拘谨的矩形区块。它是一个生物活体，一个由无数声息、气味、色彩与命运交织而成的庞然生命体。
它喧嚣，它琐碎，但它真实，它有力，它承载着记忆，抚慰着当下，也孕育着未来。
这杂巴地里的人，在我眼前自有一重风景。他们像是从古老的绣像本子里走出来的，个个身上都带着鲜明的印记，带着一股子要在生活里挣扎出一条活路的狠劲儿与韧劲儿。他们是卑微的，却也是强悍的，有着野草般的生命力，烧不尽，吹又生。
我便是这红尘中的一粒尘，感受着它的温热，呼吸着它的驳杂，并试图在这无尽的喧嚷中，分辨出那来自历史深处的、沉雄有力的回响。那回响告诉我：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