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风风光光待了12年，75岁的杜月梅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踏上这片“又土又乱”的故土。

可最后，她还是拖着行李箱回来了。

她回国后唯一的底气，就是那笔在国内扎扎实实交了三十年的养老金。

当她像个讨债的女王一样冲进社保局，得到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已注销”。

“我的钱呢？”

她指着工作人员的鼻子吼道，“三十年的钱，凭什么给我注销掉！”

她不信邪，她要去闹，她要把属于她的东西拿回来...

01

机场自动门嘶地一声滑开，一股混着方便面味和人肉汗气的热浪扑面而来。

杜月梅下意识地皱了皱眉，用手里的丝巾在鼻子前挥了挥，好像那能挡住什么脏东西。

侄女周静在出口那儿垫着脚尖张望，看见杜月梅推着行李车出来，赶紧挤过人群迎上去。

“姑，这儿！”

杜月梅看见了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行李车往前一推，架子就端起来了。

她穿着一身米色的套装，头发烫得一丝不苟，脖子上系着那条丝巾，看上去很精神，就是脸色不太好。

“怎么这么久才出来，等死我了。”杜月梅开口就是抱怨，声音又干又尖。

“人多，取行李慢了点。”周静接过行李车，有点吃力，“姑，你瘦了。”

杜月梅斜了她一眼，目光落在周静洗得发白的T恤和脚下那双运动鞋上。“你倒是胖了。在国内就是安逸，心宽体胖。”

周静的脸僵了一下，没接话，只低头推着车。

到了停车场，周静拉开一辆国产SUV的车门。

杜月梅站在车边没动，眉头拧得更紧了。“就开这个车来接我？”

“姑，这车宽敞，放行李方便。”

“我在日本，建国他们家都是开的丰田阿尔法，你坐过没有？那椅子跟沙发一样。你这个车，硬邦邦的。”

她说着，还是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但坐下去之前，先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片消毒湿巾，仔仔细死地把皮质座椅擦了一遍。

周静看着她的动作，默默地把行李箱塞进后备箱，关上门，坐进了驾驶座。

车子开出机场，汇入拥堵的车流。

“你看你看，又堵上了。到处都是喇叭声，吵死了。”杜月梅摇上车窗，但外面的噪音还是钻了进来。

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高楼和店铺招牌，嘴里没停过。“这路怎么还是这么脏，到处都是灰。我们在日本，马路上干净得能坐人。”

“这几年变化挺大的，建了很多新楼。”周静试图找个好点的话题。

“建得再多有什么用，乱七八糟的，跟个积木盒子一样，一点美感都没有。你看人家的房子，一户建，都带小花园的。”

周静不说话了，专心开车。她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姑妈总能从里面挑出刺来，然后以一句“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作为开头，把一切都贬得一文不值。

手机响了，是杜月梅的。她拿出来一看，脸上的不耐烦稍微收敛了些。

“建国啊。”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

“知道了知道了，我到了，你侄女来接我了。”

“钱？你打过来就行，还用问我。你爸妈就我这么一个亲妹妹，她照顾我是应该的。”

“行了行了，你忙你的吧，你媳妇孩子要紧，我这边不用你操心。”

她飞快地挂了电话，脸又沉了下来。车里的气氛比刚才还要压抑。

周静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心里明白，姑妈这次回国，根本不是她嘴里说的“想家了，落叶归根”，而是被儿子“请”回来的。

听说是在日本跟儿媳妇闹得不可开交，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搞得儿子孙建国在中间两头受气，家里鸡飞狗跳。

最后，孙建国大概是没办法了，半劝半哄地让她先回国住一阵子，说等那边安顿好了再接她过去。

这话，周静一个字都不信。这就像一个体面的借口，把一个烫手山芋扔回了国内。

而她，就是那个接山芋的人。

02

周静的家在市中心一个老小区，三室一厅，收拾得干净整洁。

杜月梅一进门，就把行李箱往门口一放，视线在屋里扫了一圈。

“你这房子多少年了？墙纸都起皮了。”

“住了十几年了，姑。”周静的丈夫李明从厨房里端着一盘水果出来，脸上堆着笑，“姑，一路辛苦了，快坐，先吃点水果。”

杜月梅瞥了他一眼，没动。“我不吃，国内的水果农药多。”

李明的笑僵在脸上。

周静赶紧打圆场：“姑，给你收拾的房间在那边，朝南的，采光好。”

杜月梅走进房间，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是周静儿子的房间。“我住这？这么小，行李箱都摊不开。”

“姑，家里就这个条件，您先将就一下。”周静的声音带着一丝恳求。

杜月梅没再说什么，但那张脸拉得老长。

接下来的日子，杜月梅把“挑剔”两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周静早上做的粥，她说太稀了，像喝米汤，“在日本，我们早上都喝味增汤，配烤鱼和纳豆，那才叫营养。”

中午炒的菜，她说油太大了，腻得慌，“日本人吃饭很清淡的，讲究食材的原味。”

晚上李明看会儿电视，她就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吵死了，一天到晚没个安静的时候。”

周静上高中的儿子周末回家，想进自己房间拿本书，杜月梅直接把门一关，“没看到我休息呢？一点规矩都不懂。”

家里像是住进来一尊神，一尊需要所有人小心翼翼伺候，但永远不会满意的神。周静夫妇俩下班回来，宁可在楼下车里多坐十分钟，也不想立刻上楼去面对那张刻薄的脸。

一天晚上，饭桌上，杜月梅用筷子扒拉着盘子里的红烧肉，一脸嫌弃。

“这肉怎么一股腥味。”

李明终于忍不住了，放下筷子说：“姑，这肉我今天早上特意去菜场买的最好的五花肉，新鲜得很。”

“新鲜？你懂什么叫新鲜吗？”杜月梅眼皮一翻，“在日本，超市里的肉都标明了产地和饲养方式，那才叫放心。”

“那您就别吃了。”李明把那盘肉往自己面前一拉。

“你这是什么态度！”杜月梅把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拍，“我大老远回来，住在你们家，吃你们家一口饭，就得看你脸色了？周静，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男人！”

周静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她一把拉住要起身的李明，对着杜月梅说：“姑，他不是那个意思，您别生气。”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是什么命啊！养个儿子，儿子不要我了，跑到侄女家，侄女也嫌弃我！”她说着，竟开始抹起眼泪来。

这顿饭最后不欢而散。

夜里，周静躺在床上，听着丈夫压抑的叹气声，觉得心力交瘁。

正在这时，她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一笔钱到账了。她点开一看，三千块。是孙建国打来的。

她把手机递给李明看。

李明冷笑一声：“三千块？打发叫花子呢？他妈在这儿吃穿用，一个月三千块够干嘛的？他倒是会算账，把他妈扔给我们，自己清净了。”

周静沉默了。她知道，这笔钱根本不够。姑妈用惯了日本的化妆品，擦脸的、抹手的，都得是进口的。她原来的那些用完了，这两天正催着周静去给她买。那一瓶面霜，就得小一千。

第二天，杜月梅像是忘了昨晚的不愉快，主动找到了周静。

“小静啊，你姑父走得早，我一个人把建国拉扯大，送他去日本留学，多不容易。现在我老了，他也有自己的家了，我不能老拖累他。”她话说得很动情，但周静听着只觉得假。

“姑，建国他……”

杜月梅摆摆手，打断了她。“你别替他说话。我啊，有我自己的打算。”

她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和傲慢。

“你别看我现在寄人篱下，等我的养老金一到手，我马上就搬出去，自己租个带电梯的好房子，再请个保姆。我可是在国内交了整整三十年的社保，一分钱都没少过！那可是一大笔钱，够我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搬进高级公寓，重新过上“体面生活”的场景。

那笔养老金，是她最后的底牌，是她所有傲慢和底气的来源。

去社保局那天，杜月梅特意起了个大早。

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香云纱连衣裙，化了个精致的妆，嘴唇涂得鲜红，又在手腕上喷了点从日本带来的香水。

她让周静跟单位请了一天假，专门陪她去。

坐在周静的车里，她不停地整理着自己的裙摆，姿态端得像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宴会。

“等会儿到了那，你就别说话，看我跟他们说。”她嘱咐周静，“这种办事的地方，你越客气，他们越欺负你。得拿出点气势来。”

周静握着方向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社保局办事大厅里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躁的气息。取号机前排着长队，电子叫号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混在一起，嗡嗡作响。

杜月梅一进去就皱起了眉。“什么地方，跟个菜市场一样。”

周静去取了个号，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

她们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杜月梅从包里掏出扇子，不停地扇着，满脸都写着不耐烦。旁边一个大妈想跟她搭话，问她办什么业务，她眼皮都没抬一下，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她们了。

杜月梅理了理衣服，昂首挺胸地走到柜台前，把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啪”地一下放在台面上。

“你好，我来办养老金领取。”她的语气，不像是在办业务，倒像是在下达命令。

柜台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小伙子，看起来刚毕业没多久。他接过证件，客气地说：“好的阿姨，我帮您查一下。”

小伙子把身份证在机器上一刷，然后在电脑上敲打着键盘。

杜月梅抱着胳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仿佛在等待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周静站在她身后，手心有点冒汗。

小伙子盯着屏幕，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他反复核对着信息，又输入了一遍身份证号，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还是没有变。

“怎么了？是不是钱很多，把你吓到了？”杜月梅看他半天不说话，不耐烦地催促道。

小伙子抬起头，表情有些为难。“那个……杜女士是吧？”

“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是这样的，”小伙子推了推眼镜，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平缓，“根据我们系统里的信息显示，您的社保账户……目前是‘注销’状态。”

“什么？”杜月梅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是说，您的账户已经被注销了，所以现在是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小伙子又重复了一遍。

空气仿佛凝固了两秒。

杜月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然后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

“注销？”她猛地拔高了声音，整个大厅的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什么叫注销？！你再说一遍！”

小伙子被她突然爆发的气势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阿姨，系统里就是这么显示的，我……”

“我交了三十年的钱！白纸黑字！一分不少！你说注销就注销了？”杜月梅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她一巴掌拍在柜台的玻璃隔板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你们把我的钱吞了是不是！啊？凭什么给我注销掉！”

她的声音尖利得刺耳，像一把锥子，在大厅里回荡。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围了过来。

“阿姨你冷静点，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小伙子试图解释。

“我冷静不了！”杜月梅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们就是骗子！强盗！我辛辛苦苦交了三十年的钱，那是我养老的救命钱！你们说没有就没有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她一边骂，一边开始捶胸顿足，眼泪说来就来，顺着她化了妆的脸往下流，冲出两道白色的印子。

“我一个孤老婆子，从日本回来，无依无靠，就指望这点钱活命！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她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拍着大腿，控诉着社会的不公和自己的悲惨遭遇。

周静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想去拉杜月梅，却被她一把甩开。

“姑，你先起来，有话好好说。”

“我不起来！今天他们不把我的钱给我，我就死在这儿！”杜月梅在地上撒起泼来。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同情她，跟着附和说社保局办事不靠谱；有人觉得她太丢人，摇着头走开了。

最后，还是大厅的保安和一位像是领导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杜月梅劝到了旁边的小办公室里。

周静不停地跟人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姑她年纪大了，情绪有点激动”。她觉得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

在办公室里，无论那位领导怎么解释，说需要进一步核查档案，让她先回家等消息，杜月梅就是不听。她认定了是他们内部搞错了，或者是有人想贪掉她的钱。

最后，周静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才把精疲力尽的杜月梅弄出了社保局。

坐进车里，杜月梅还在哭哭啼啼地咒骂着，骂社保局的人都是黑心的贼，骂周静没用，连个小职员都搞不定，眼睁睁看着姑妈受欺负。

周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发动了车子，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03

回到家，杜月梅像是被抽掉了骨头，瘫在沙发上。但她的嘴没停，把在社保局没骂完的话，对着周静又重复了一遍。

“都是你！没用的东西！让你陪我去，你就跟个木头一样杵在那儿！我要是有个有本事的侄女，他们敢这么对我吗？”

“一个破办事员，都敢骑到我头上来！这要是在日本，我一个电话投诉过去，他就得立马卷铺盖走人！”

周静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她不想听，一个字都不想听。

李明下班回来，看到家里一片狼藉，杜月梅在客厅里唉声叹气，周静在房间里不出来，就知道今天肯定没好事。

听周静小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李明冷着脸，只说了一句：“自找的。”

从那天起，杜月梅开启了她轰轰烈烈的“维权”之路。

她先是找到社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把自己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要求社区给她出头。社区的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让她还是找社保局。

她又开始打各种市长热线、投诉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声泪俱下地控诉，把自己的故事讲得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可电话那头永远是客气的官方辞令：“女士，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会转交相关部门处理，请您耐心等待。”

等待，又是等待。杜月梅的耐心在这些无尽的等待中被消磨殆尽。

她变得更加暴躁和偏执。她认定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所有人都串通好了要坑她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

她甚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她让周静的儿子教她怎么录视频，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凄惨无比，坐在窗边，对着镜头哭诉。

“各位网友，你们给我评评理啊！我叫杜月梅，今年75岁了。我在国内交了三十年的社保，如今老了，回国想领点养老金，他们却说我的账户被注销了！我三十年的血汗钱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天理何在啊！”

她把视频发到了一些本地的论坛和短视频平台上，希望能引起舆论的关注。

孙建国从日本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疲惫。

“妈，你能不能别闹了？我听周静说了，人家让你等消息，你就不能等等吗？非要搞得这么难看？”

“我闹？”杜月梅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在维护我自己的权利！那是我应得的！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烦了？觉得我给你丢人了？我告诉你孙建国，这钱我要不回来，我就去你日本的公司闹！我让你媳妇看看，她婆婆在国内过的是什么日子！”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和挂断的忙音。

杜月梅把手机狠狠地摔在沙发上。她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了她。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周静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社保局打来的，一位自称姓陈的主任。陈主任在电话里的语气很客气，但也很坚定。

他说，关于杜月梅女士反映的情况，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原始档案都调了出来。

为了把事情彻底说清楚，避免误会，希望可以安排一次面谈，当着杜月梅的面，把所有文件都给她看。

周静把这个消息告诉杜月梅时，杜月梅的眼睛瞬间又亮了。

“你看！他们心虚了！肯定是查出来他们自己搞错了，现在想私了了！”她立刻从沙发上坐直了身体，精神头又回来了。

“我告诉他们，没门！想让我不追究，可以，把我的钱连本带息都还给我，还得给我精神损失费！”

面谈那天，杜月梅像是要上战场的将军。

她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脸上不带一丝笑容，表情肃穆又带着几分悲壮。她觉得，这是最后的决战，她必须赢。

在社保局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陈主任已经在等着了。他四十多岁，看上去很沉稳，不像上次那个年轻的小伙子。

杜月梅一坐下，就开门见山：“陈主任是吧？我的事情，你们查清楚了？是不是你们搞错了？”

周静坐在她旁边，紧张地搓着手。

陈主任没有急着回答，他只是从旁边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抽出一沓泛黄的纸张，推到杜月梅面前。

“杜女士，您别急。我们先把事实摆出来看。”

杜月梅低头看去，第一页就是她的个人信息和缴费记录。上面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从她年轻时开始，每一年的缴费金额和单位。

在档案的最下面，有一个汇总栏，上面用打印体写着：“累计缴费年限：30年”。

杜月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她用手指重重地点了点那行字，抬起头，看着陈主任。

“看到了吧？白纸黑字！三十年！一分都不少！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得意和挑衅。

周静也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真的是他们搞错了。

陈主任没有和她争吵，而是冷静地将档案翻到了下一页。那一页上，只有一份单独的文件。

他用手指着那份文件，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杜女士，您说的没错，缴费记录确实是三十年，一分不少。问题，不出在这里。”

他把文件往杜月梅面前又推了推。

“您看这份文件，《出国定居人员一次性退保申请表》。申请日期，是十二年前的五月份，就在您去日本之前。

上面写明了，申请人杜月梅，因出国定居，自愿申请一次性退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陈主任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砸进杜月梅的耳朵里。

“这笔钱，本金加利息，总计八万七千三百元整，在当年六月初，已经一次性汇入了您当时提供的银行账户。这里……”

他的手指，最终落在了申请表最下方的签名栏上。

“是您当年的亲笔签名，和您按下的红手印。”

杜月梅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她死死地盯着那份文件。

《出国定居人员一次性退保申请表》。

那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她眼睛生疼。

下面是她自己的名字，“杜月梅”，那熟悉的笔迹，龙飞凤舞，带着一丝急于奔向新生活的得意。而在名字旁边，是一个清晰的、鲜红的指印。

她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声响。

周静也凑过去看，当她看清那份文件上的内容和签名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愕然地扭过头，看着自己的姑妈。

杜月梅的嘴唇哆嗦着，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像一块被浸了水的坏布。

那些被她刻意遗忘，或者说，被她认为永远不会再有用的记忆，像是被打开了闸门的洪水，猛地冲进了她的大脑。

十二年前。

她拿到了去日本的长期签证，孙建国在那边已经稳定下来。她卖掉了国内的小房子，收拾好了所有行李，准备去那个她向往了半辈子的“文明国度”安享晚年。

她坚信，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落后、嘈杂、到处都是人情世故的地方，她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在办理离境手续的最后阶段，有人提醒她，像她这样永久出国定居的，可以去社保局办“退保”，把个人账户里的钱一次性取出来。

“反正你也不回来了，留着这钱干嘛？还不如拿出来，到那边也是一笔钱。”

她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

那时的八万多块，是一笔巨款。她毫不犹豫地去了，填了表，签了字，按了手印。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是雀跃的，是解脱的。她觉得这是跟过去彻底做个了断，把最后一丝牵挂也换成了实实在在的日元。

拿到钱后，她很快就飞去了日本，开始了她全新的、自认为高人一等的生活。

这件事，连同那笔钱，很快就被她抛在了脑后。

因为在她看来，那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不值一提的尘埃。她的人生，将在干净整洁的日本街道、在儿子宽敞明亮的公寓里，翻开崭新而华丽的篇章。

她怎么也想不到，十二年后，当她灰溜溜地被“遣返”回来，支撑着她所有尊严和底气的，竟然是这件被她亲手了结的“往事”。

她这几个月的理直气壮，她的哭闹，她的控诉，她在大厅里撒泼打滚的丑态，她指着别人鼻子骂的那些话……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她自己制造的谎言之上。

她不是在维权。

她是在无理取闹地，企图把一笔自己已经领过的钱，再领一次。

“不……不可能……”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但连她自己都不相信这句话。

那白纸黑字，那红得刺眼的手印，就是最冰冷、最无法辩驳的铁证。

她想反驳，想说这不是她签的，想说她不记得了。但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所有的强势、所有的撒泼、所有的算计，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可悲的笑话。

她没有再哭，也没有再闹。

那股支撑着她的精气神，像是被瞬间抽走了。她整个人都垮了下来，身体一软，慢慢地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看着桌面，仿佛灵魂已经出窍。

04

回家的路上，车里死一般的寂静。

杜月梅靠在车窗上，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窗外的街景飞速掠过，那些她曾经鄙夷的嘈杂和混乱，此刻在她眼里，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色块。

周静也没有说话。她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方，但脑子里一团乱麻。震惊，愤怒，然后是无尽的疲惫和一种荒唐的解脱感。

原来是这样。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姑妈的一场独角戏。

她想起这些日子以来，自己和丈夫受的气，家里的鸡飞狗跳，她在社保局丢尽的脸面，还有她对姑妈那仅存的一丝同情……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

回到家，杜月梅没有像往常一样瘫在沙发上，而是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晚饭的时候，她没有出来。

周静敲了敲门，说“姑，吃饭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那天晚上，周静对李明说：“让她再住一个月。一个月后，她必须搬走。”

李明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在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杜月梅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她像是老了十岁，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脸上那种常年不散的傲慢和挑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败的、被抽干了的麻木。

她没有再抱怨饭菜不好吃，也没有再嫌弃房子小。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给儿子孙建国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建国……”她的声音不再是命令和抱怨，而是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虚弱和哀求。

她把社保局的事情，用一种近乎干巴巴的语调复述了一遍。

电话那头的孙建国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杜月梅以为他已经挂了电话。

“妈，”孙建国的声音传来，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疲惫，“这件事……我其实有点印象。当年我好像劝过你，让你别这么干，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变故呢。你说你打死也不会回来了……”

他叹了一口气，那口气穿过几千公里的距离，沉甸甸地落在杜月梅的心上。

“算了……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用了。”

又是一阵沉默。

“这样吧，我以后每个月，给你打三千块钱。你……你自己在老家那边，租个小一点的房子生活吧。妈，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我这边，压力也很大。”

说完，他便匆匆挂了电话。

一个月后，杜月梅搬出了周静的家。

周静帮她找了一个老旧小区的单间，月租一千二。房子在六楼，没有电梯。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占满了大部分空间。墙壁上还留着上一任租客留下的污渍。

窗户外面，正对着小区的中心花园。

下午的时候，老人们打牌聊天的声音，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吵吵嚷嚷，充满了杜月梅曾经最看不起的市井气息。

她不再谈论日本的精致和干净，也不再抱怨国内的种种不是。

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间狭小的出租屋里，沉默地看着电视里花花绿绿的节目。

有时候她会出门，提着一个布袋子，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她学会了跟小贩讨价还价，为了一毛两毛钱争得面红耳赤。

她走在人群里，穿着洗得有些褪色的旧衣服，背也驼了。

没有人会把这个眼神黯淡、满脸风霜的老太太，和那个十二年前满心憧憬、意气风发地奔赴国外的杜月梅联系在一起。

她曾经想要的太多，既想要国外的光鲜体面，又想攥着国内的养老保障。

而到头来，镜花水月碎了一地，她什么也没剩下。

只剩下这间月租一千二的出租屋，和窗外那永不停歇的、她再也无法逃离的嘈杂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