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生动展现了庭院建筑的幽深结构。其对当年我国古典建筑的赞美和描绘，彰显了古人对历史建筑文化价值的一种朴素的认知观。

图一，20多个世纪之前的世界文明一一埃及大金字塔

全球历史保护建筑，通常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或双重遗产项目中的建筑群和遗址。这些建筑因其突出的普世价值，在历史、艺术、科学或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物性意义。

截至2024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共收录了1223处遗产，其中文化遗产占绝大多数，涵盖了从古代城市、宗教建筑直至现代主义建筑等各类杰出的人类创造。

例如，历时632年才完工的德国科隆大教堂，是欧洲建筑史上建造时间最长的建筑物之一，以其轻盈、雅致的风格成为科隆城的象征，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

又如，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城墙（以色列/巴勒斯坦），旧城内留存有哭墙、岩石清真寺和圣坟大教堂等众多宗教遗迹，是人类3000多年历史的见证。

还如，中国西藏的拉萨布达拉宫，这座依山而建的宫殿初建于7世纪，是西藏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融合了汉藏建筑风格，以其雄伟的气势和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而获名。

更有也门的希巴姆老城，位于沙漠中的这片高层建筑群，由土坯建造，最高达30米，其建筑形式源于传统家族制度，是中世纪城市规划的独特范例。

至于埃及的金字塔因其测量复杂、工程浩大而暴得大名。作为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是吉萨大金字塔。

中国万里长城，作为秦代开始修建的庞大军事防御工程，蜿蜒数千公里，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

图二，历时632年才完工的德国科隆大教堂

除世界文化遗产之外，城市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军事的载体，是穿越时代的物化档案，承载着特定时期的技术、艺术、社会风貌和生活方式。它们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记忆的符号”，让后人能直观地触摸和理解先人的智慧与成就，确保了人类文明的连续性。

为保护和传承华夏文明，截至2024年8月，我国已认定的历史建筑达6.72万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全国70余个城市开展保护利用试点。

随即，各地相继出台了专项保护条例，诸如，长春市2012年将保护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广州市2013年立法明确将建成50年以上建筑可纳入保护范围，武汉市2013年实施《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并设立最高50万元罚款标准。

2021年重庆市发布《历史建筑修复建设技术导则》，旨在规范修复行为。我国是全球文明古国之一，国土上优秀历史建筑云集，诸如，赵州桥的精湛工艺见证了古代中国在土木工程的卓越成就，而故宫则生动地折射了明清两代的皇家气象。

各地众多的历史建筑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构成了一个属人类共同文明结晶的“文化基因库”。保护这些建筑，如同保护不同民族、地域和宗教的文化表达形式，客观上避免了文化的同质性。

同时，它们也共同构筑起文明对话的互动平台，诸如敦煌莫高窟，它巧妙地融合了佛教、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元素，增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包容与交流。

图三，修筑历史跨越两千余年，现存遗迹总长度超过2万千米的中国明代长城，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

为有效保护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国内外纷纷以立法手段予以落地。全球范围尤以欧州为最，因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区域统计，欧洲及北美地区拥有506项世界遗产，占全球总数的47%。

其中，文化遗产是该地区遗产的绝对主体，占比高达85.8%。因此，其保护立法进度也率世界之先。迄今为止，例如，欧洲立法体系有：《古迹保护法》（1882）、《城乡规划法》（1947）、《历史建筑和古迹法》（1953）、《列名建筑与规划保护法》(1990)等。

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虽经战乱和动乱，历史建筑损坏严重。但觉醒的步伐不甘人后，历史建筑保护立法工作始于2008年.

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历史建筑”的法律地位，将之定义为：“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这一定义，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从文物范畴向一般遗产的扩展，强调了社区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为后续立法奠定了基础。

图四，图中保存有5000年多年的旧城内拥有220余处历史建筑，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耶路撒冷旧城及其城墙。

上海是我国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云集之地，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之誉。上海近代建筑名人主要包括邬达克、范文照、庄俊、董大酉、吴景奇、童寯、陈植等，他们先后设计了国际饭店、上海音乐厅、金城银行等标志性建筑，塑造了上海城市特独的海派风貌，享誉海内外。

因此，其历史建筑保护立法体系相对也较为完善，先后形成以专门性法规为核心、多项法规协同推进的保护格局；近期立法动态则聚焦于明确保护责任和强化活态传承。

上海历史建筑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该条例自2003年施行以来，已历经多次修正，为全市历史建筑的认定、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基础性法律支撑。

图五，始建于1924年的上海武康大楼于1994年2月15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2025年12月30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上海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条例》，这是上海首次为古镇保护进行专项立法，标志着保护工作从单体建筑向整体风貌和活态传承拓展。

该条例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历史建筑的所有人为保护责任人，若为直管公房或由房管部门代管，则房屋经营管理单位为责任人。

责任人需承担日常维护、修缮、保障安全等法定职责。强化业态引导与非遗传承：《条例》鼓励对古镇商业业态进行分类管理（如新场古镇的“北部烟火气、中部文艺苑、南部高雅风”分区），并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古镇内开展授徒、传习、展示等活动，以留住“沪派江南生活图景”。

《条例》还鼓励居民参与保护：即鼓励当地居民以房屋、资金入股等形式参与古镇的传承利用，并保障其在名镇居住、就业、创业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前瞻理念。

城市发展史反复证明：城市是在新旧理念交替，保护与更新衔接，继承与发展互动中进化的。因此，历史建筑的保护，立法只是万里长征的笫一步，其后续工作更为繁重，更艰巨。

依法保护历史建筑“目标管理”的重心，与其说是依法纠正违规行为，倒不如说是纠正执法者的渎职行为。保护现状的不尽人意，彰显的正是法制社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程，具体表现为：

一是职责使命与历史担当之间出现的距离，其折射的是基层政府公权力的分散化、部门化和人格化的趋势，它有待于在政府职能转变进中改变；

二是负有使命的执法人保护优秀建筑意识的强化，将有待于普法教育的常态化；

三是管理机构执法权与监督权不分的弊病，有待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四是部分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处于群众举报无路，违法处置无门的状态，应有待于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的整肃。

五是“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铭牌导向意义及其价值指向的深化普及，有待于通过媒体相关专栏作定向的普法宣传。

美国作家和思想家爱默生说过：“城市靠记忆存在的。”

图六，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于公元631年(7世纪)主持兴建的中国西藏布达拉宫。

城市历史建筑，尤其是优秀历史保护建筑的地标意义，就在于为城市记忆提供年轮界碑。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建筑隐含着构筑一座城市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传承关系的价值链。这就是笔者抒发本文感言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