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浩浩汤汤，亘古奔涌不息。南北天堑，舟楫往来，千载不绝。其间传说纷纭，或寄遐思于烟波，或葬悲情于浊浪，亦有大义微言，随涛声流传不朽。北宋天圣四年，一叶红船高扬救生之帜，破浪而出，自此西津渡之名，如日初升，辉耀江表——遂称“万里长江第一渡”。

溯其源流，渡口之始虽难确考，然有史可征、有制可循者，莫过于斯。更因那穿越千年风雨而历久弥新的救生红船，西津渡之名不仅镌刻江淮，更远播寰宇。江河滔滔，义士迭起，救生善举，代代相承。今日西津渡，虽已化作沧桑古街、人文胜迹，然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之处，“中国水上交通第一哨”与“长江水上交通第一岗”巍然屹立，续写着红船精神的新篇章。于此昔年义渡之地，他们导引千帆往来，守护江河安澜，助航运复兴，护舟民无恙。

往事千年，俱随江流；然精神如砥，始终宛在中央。今昔交汇间，犹见：溯游从之，道在水上，亦在人心。

千载流变

西津渡位于镇江市区西北，缘云台山麓呈半弧形分布，北界长江，西接和平路（延伸至玉山大码头），东抵古运河，中心轴线长约一千八百米。西津渡街区历史层积深厚，其地理空间与功能性质随江道变迁而发生显著演变。

古代长江于焦山以下江面开阔，素有“海门”之称。清初姜宸英《京口义渡赡产碑记》载：“江水……至金焦两山处骤然收束，水流回旋逆折，而后归向大海。”此段水道，形势险要，实为南北津渡之要冲。春秋战国时期，江流直逼云台山脚，江面宽达四十余里。历汉、唐至北宋，江面渐缩，仅宽十八里，金山、焦山尚峙中流。云台山横亘其间，南岸固若金汤，北岸扬州一侧沙洲则变幻无常。

此地作为渡口之历史，可溯至吴王开邗沟北进之时，然其时未有名号。三国时期称“蒜山渡”。根据相关考证，古代所称的蒜山、算山、银山、云台山均指现在的云台山。宋《舆地纪胜》引旧志：“蒜山……或云周瑜与诸葛亮议拒曹操于此，因多算略，故号算山。”蒜山为西津渡地理标志，历来为兵家要地。东吴曾开凿破山栈道以供军运；东晋隆安年间，孙恩利用五斗米道的号召力，迅速聚集民众，占领蒜山、攻占会稽郡并威胁东晋的统治中心，最终为刘裕所破；唐上元二年，刘展叛乱，率万余步骑陈于蒜山。这些历史事件凸显了蒜山作为南北要冲、江防枢纽的重要地理位置。

渡口称谓，代有更易：唐时多称“金陵渡”“蒜山渡”，亦偶见“西津”“蒜山津”之谓。至宋，《嘉定镇江府志》明确记载：“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对瓜洲渡。”“西津渡”作为定称始普遍行用。

唐中叶以降，江势渐呈“南坍北涨”之态，浩浩江水日益逼近云台山麓。明末清初，主流仍贴北固山下，西津渡延续其枢纽功能。然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北岸瓜洲城始现坍江；道光后坍势加剧；及至光绪元年（1875年），滔滔江水终将瓜洲古城尽数吞没。同期，金山以南逐年淤积，至光绪五年（1879年）已“山南不通舟楫”。江流主泓北移，加之金山下形成涡流，即所谓的“龙窝”，因此，航行险阻倍增。唐晚期西津渡已有淤积记录，随着河道持续北徙，渡口最终远离江岸千余米，其交通功能遂告终结。

如今留存的西津渡古街，是镇江历史文化的“文脉”所在，保存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古街全长约1000米，始创于六朝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建设，至今仍可见到从六朝至清代的历史踪迹。古街上的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街中“一眼千年”考古剖面，清晰展示自唐以降各时期路面叠压关系，可视作该地点历史层理的直观实证。

文脉绵长

西津渡历史悠久，文化层积深厚。清代画家周镐在《京江二十四景》中以写实笔触描绘了包括西津渡在内的镇江风貌，这些景观经建筑之庄严、宗教之神秘、诗词之风雅层层浸染，终凝成跨越时空的地理印记与人文符号。

西津渡的建筑遗存，恰似一部立体的史书，默默诉说着不同时期的功能嬗变与文化交融。据当代考古研究，唐代西津渡的范围至少涵盖城西滨江区域，从京口埭（旧堰）延伸至玉山大码头一带。2008年至2010年，镇江考古队对玉山大码头的发掘，揭示了中唐至清代的官廨遗址，证实此地自唐代起便具备完备的码头设施，这一时期正与润州刺史李德裕活跃时期相符。

明清时期，西津渡作为漕运重镇和商业集散地，繁荣的商业活动吸引了众多商贾在此兴建宅邸和商行，推动了镇江早期商埠形态的形成。这些建筑融江南民居之雅韵与实用之功于一体，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后经“修旧如旧”的匠心修缮，古街风貌得以赓续。同时，因上游木材沿江而下聚集于牌湾一带，促使沿街出现大量木结构两层楼阁。

近代以来，西津渡因开埠而融入西方建筑元素。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镇江被指定为通商口岸。1861年，镇江正式开埠，同年英国参赞巴夏礼等人抵达镇江，开始设立署栈和租界。1864年，英国在云台山建立领事馆（现镇江博物馆所在地），周边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洋商聚集区。这些西式建筑，成为19世纪中后期镇江对外开放与屈辱历史的实物见证。

长江风波险恶，渡江者常怀生命之忧，遂使西津渡成为多种宗教寄托平安的场所，形成了道教、佛教乃至基督教并存的独特景观。

佛教遗存以观音洞与昭关石塔为代表。观音洞又称古普陀岩，其开凿受普陀山观音信仰影响，洞内佛屋依傍山岩悬空而筑，成为渡江民众祈愿庇佑之地。街巷之中，佛教痕迹随处可见：从“西津渡街”的券门起始，途经“同登觉路”“共渡慈航”等石额，直至过街石塔，共同构筑起一条将宗教意象融入日常生活的信仰之路。

道教场所以铁柱宫为核心，该宫始建于晋代，为纪念晋代道士许逊而建。许逊曾铸铁柱以镇蛟，这一传说在南昌一带广泛流传，铁柱宫也因此成为纪念许逊的宗教建筑。宫前铁柱雕有蛟龙盘绕，蕴含镇水安澜之寓意。此外，紫阳洞亦是重要道教遗迹，据康熙《镇江府志》记载：“银山之下有紫阳洞，张紫阳真人曾居于此。”可见紫阳洞与北宋紫阳真人张伯端渊源颇深，明正德皇帝朱厚照也曾亲临此地。西津渡历史上还有超岸禅寺、晏公庙、天妃庙、云台寺等宗教建筑，如今大多已不存，仅超岸禅寺得以重生。另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当地曾有两所聂思托里派基督教教堂（云山寺、明山寺），后已湮没。

西津渡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屡见文人墨客题咏，诗词化作承载其历史情感的珍贵载体。早在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颜延之随宋文帝刘义隆游蒜山，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同期鲍照亦撰《蒜山被始兴王命作》，开启了蒜山诗咏之风。

唐代以降，题咏不绝。张祜《题金陵渡》最具代表性：“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诗中所咏的“小山楼”意象如深深扎根的古树，深植于渡口文化之中。陆龟蒙以“周郎计策清宵定，曹氏楼船白昼灰”之妙句，将三国历史巧妙融入诗境；戴叔伦则发出“大江横万里，古渡渺千秋”的浩叹，寥寥数笔勾勒出渡口跨越时空的苍茫之景。宋代，苏轼对蒜山一带情有独钟，曾欲购地卜居于此，其《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一诗，尽显对此地风光的眷恋之情，虽未能如愿定居，却仍为后世传颂。

西津渡作为一处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现场，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体现在建筑的叠压、宗教的交融以及诗词的延续上。每一重砖石、每一处祠塔、每一行诗句，皆为长江历史与人文精神的生动注脚。

红船救生

2023年11月30日，京口救生会正式复会，使以善行义举为核心的西津渡救生文化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溯其源流，首艘救生红船诞生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至今已千年。这段绵延千年的救生实践，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水上公益救助史上的重要篇章。

镇江地处南北要冲，长江于此段水道异常险峻。舟船自西津渡北渡，须先西溯至金山，再折向东北驶向对岸，航路呈“之”字形。洪水季节，金山扼守中流，水势激荡，在金山、焦山之间形成湍急涡流，俗称“龙窝”，船只一旦卷入，极少生还。故清代姜宸英称“京口之渡为天下最险”。

史载渡难频发：唐天宝十年（751年），大风掀起巨潮，倾覆渡船数十艘；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谕旨中提及，三年间沉溺舟船多达五百余艘；宋绍兴元年（1131年），西津渡一艘载有44人的渡船遇风覆没，无人生还。镌刻于救生会馆墙上的《扬子江救生船歌》中“八月秋高风怒号，长江滚滚起银涛”，正是渡江险境的真实写照。

救生红船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北宋。据《宋会要辑稿》载，天圣四年（1026年），宋仁宗采纳翰林学士夏竦建议，于长江金山等沿岸设救生船七处，专事捞救覆溺。这是世界上首次由国家主导的专项水上救生制度。

南宋官渡与救生走向了结合。《至顺镇江志》记载，南宋乾道年间，郡守蔡洸于西津渡置官办舟舰五艘，分别以“利、涉、大、川、吉”为号，既提升了渡运能力，也兼负救生职能，开创了官渡救生一体化的先河。

明代民间救生初兴。崇祯年间，兴化人李长科于超岸禅寺旁建避风馆，供渡江者候船休憩，寺僧长镜也在此募集十条救生船停泊，专司救援。此事被视为民间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的雏形。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驻跸金山，寺僧奏陈红船救生事，获康熙嘉许，并谕免金山寺、避风馆两地杂派银粮。此谕刻石立碑，今存金山寺内。

据《乾隆镇江府志》所载冯咏《京口救生会叙》，救生会正式成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由蒋元鼐、朱用载等十五位邑中善士捐资发起，会所设于京口观音阁。该组织订立章程，购置红船，雇募水手，开展系统化的救生、打捞、瘗葬等慈善活动。另据《续丹徒县志》，救生会奉水神晏公为护佑，设祀于昭关旁，体现信仰与实务结合之特征。

京口救生会成立后，沿江各地相继仿效，救生网络不断拓展，焦山、金山、瓜洲、江都等地纷纷设立红船和救生组织，形成了覆盖重要险段的水上救助网络。尽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京口救生会遭到破坏，民办救生活动一度停滞，但水上救生事业并未中断，其精神与实践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

西津渡红船救生事业自北宋时期官方设立救生船起，历经南宋、明代官民共举的发展阶段，到清代民间救生会实现制度化运作，绵延近千年。

善举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全面承担起水上救生的重任，交通部门通过持续实践探索，逐步构建起政府与民间协同的救生格局。1949年，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原有的航政体系，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港口生产管理职能相互融合。1984年以后，长江港口移交地方，搜救抢险任务由当地港口与航政部门携手承担。历经多次机构改革，安全管理职责愈发清晰，国营单位成为江上救援的中坚力量，而民间的善行义举也从未间断。

救生设施与技术也在持续演进。从早期的木制红船，到后来的钢质巡逻艇，再到如今的现代化快速搜救艇，救援能力已实现跨越式提升。1978年，镇江港迎来首艘钢质巡逻艇“巡逻8号”，标志着水上安全监管开始迈向现代化。随后，原长江镇江监督机构（镇江海事局前身）创新地将旧水泥趸船设于江心，在丹徒水道建立了长江上首个水上监督站，为水上救生开辟了新路径。此后，随着更多先进海巡艇的列编，镇江港的水上安全监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进一步促进了民间力量与专业部门的协同。私营打捞船与国企作业船共同被纳入救援体系，形成了多方协作的救助网络。2004年1月，镇江海事局在20米深的水域中，高效协调救援力量，成功救出被困近40小时的船员，这一壮举在长江搜救史上创造了奇迹。

随着京口救生会的复会，镇江海事局与镇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持续深化合作，坚持“生命至上”原则，实施水上救生奖励机制，推动精神表彰与物质激励并重，进一步弘扬善行义举。被誉为“中国水上交通第一哨”“长江水上交通第一岗”的现代化监管站点相继建立，通过优化救援响应流程和提升技术支持系统，有效预防事故并缩短救援响应时间，从而筑牢了水上生命防护网。

复会一年间，京口救生会志愿者队伍已壮大到三百余人，随时准备投身救援。

万里长江，浩浩汤汤奔流不息；千年救生，绵绵善念永续传承。在京口救生跨越千载之际，这座曾经被誉为“长江第一渡”的西津古渡，正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崭新的时代使命，向世界昭示：关于生命的守护，从未退场，始终向前。（刘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