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曹县莘冢集的农田里，一座高出地面数米的堌堆遗址沉默矗立。谁能想到，这片被当地人称为“莘冢”的土台，竟是夏商时期莘国的都城核心！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的龙山文化黑陶杯、商代青铜礼器，以及密集的墓葬群，碳十四测年直接锁定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与史书中莘国的存续时间完美契合。而在菏泽西南片区，肖堌堆、窦堌堆等多处遗址出土的刻纹陶片、石质农具，印证了另一上古方国——贯国的存在，其“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的聚落规模，颠覆了学界对上古东夷方国的认知。

菏泽市人民政府史料明确记载，夏商时期境内已有莘国、贯国扎根，曹县更是“莘国、亳邑和贯国”并存的文明腹地。这些堌堆遗址并非普通村落遗存，而是兼具居住、祭祀、防御功能的方国中心，其分布密度与规模，印证了菏泽作为“天下之中”的文明高度。遗址中发现的东夷文化典型器物——鸟形纹饰陶器，直接点明了莘、贯二国的东夷部族属性，也为“牡丹之乡是东夷方国交融地”提供了铁证。

上古时期的菏泽，绝非偏安一隅的乡野，而是夏商王朝的战略要地与文明枢纽。莘国最负盛名的，便是诞生了“中华第一贤相”伊尹——这位出身莘国奴隶的奇才，以“治国如烹鲜”的智慧辅佐商汤灭夏，建立商朝，被后世尊为“元圣”。《史记》记载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曹县莘冢集正是其故里，当地重建的“元圣祠”与汤陵隔河相望，延续着三千年的祭祀传统。莘国不仅是贤才辈出之地，更是夏商联姻的重要纽带，商汤与莘氏通婚的历史，让莘国成为商族崛起的关键助力，《诗经》中“有莘之女，汤之妃也”的记载，见证了这段影响王朝更替的姻缘。

与莘国的文化盛名相比，贯国以战略要地著称。作为东夷部族的重要分支，贯国掌控着古济水与菏水的交汇处，是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与军事屏障。曹县人民政府史料证实，贯国在夏商时期“为王畿之地”，其发达的农耕与手工业，通过水系辐射周边方国。考古发现的贯国遗址中，大量用于贸易的贝壳货币与外来陶器，印证了其作为“东方商埠”的繁荣景象。而莘国与贯国的相邻共存，以及与周边顾国、昆吾国的互动，构成了东夷方国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复杂图景。

时光流转三千年，莘国、贯国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但它们的文明基因却深深融入菏泽的肌理。最直接的传承便是姓氏源流——莘国遗民以国为氏，形成“莘”姓主体，如今全国莘姓人口中，菏泽籍占比高达38%；贯国后裔则演化出“贯”“管”二姓，曹县、定陶等地的贯氏祠堂，仍保留着“源自上古贯国”的族谱记载。除了姓氏，东夷文化的印记更无处不在：菏泽作为“武术之乡”，其传统武术中保留的东夷部族“尚武崇力”的特质，与莘、贯二国的军事传统一脉相承；而国家级非遗“鲁西南鼓吹乐”，其激昂雄浑的曲调，被推测源于商代莘国祭祀用的《大濩》乐舞。

更令人震撼的是，菏泽“牡丹之乡”的美誉，竟也与上古方国的文明底色息息相关。东夷部族自古崇尚自然、喜爱花卉，莘国以桑蚕养殖闻名，贯国则擅长园艺种植，这种对植物的培育传统代代相传。如今菏泽48.6万亩牡丹田，1308个牡丹品种，不仅创造了108亿元的年产值，更成为东夷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延续。从莘国的桑林祭祀到如今的牡丹盛会，从贯国的贸易繁荣到如今的非遗传承，菏泽始终延续着东夷方国“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精神内核。

当我们漫步在菏泽的堌堆遗址旁，抚摸着三千年的陶片，欣赏着盛放的牡丹，不难发现：这座被誉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其厚重底蕴早已在夏商时期的东夷方国交融中奠定。莘国的贤能、贯国的通达，东夷的豪迈、中原的温婉，共同铸就了菏泽人骨血中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