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平壤的那个黄昏，空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焦煤味。金英姬站在羊角岛酒店的旋转门前，深蓝色制服裙的每一道折痕都透着不容置疑的规整。她是我们的导游，一个二十五岁的朝鲜姑娘，笑容标准得像用尺子量过，露出八颗牙齿，不多不少。

“欢迎中国同志们。”她的汉语带着教科书般的腔调，“未来五天，我将陪同大家参观我们伟大的首都。”

旅行团里的大妈们已经开始交换眼神。王阿姨偷偷捅了捅我，压低声音：“这姑娘瘦得哟，裙子空荡荡的。”

确实。英姬的颧骨微微凸起，手腕细得像能折断。但她站得笔直，像主体思想塔一样不可动摇。

第一顿晚餐在酒店顶层的旋转餐厅。长桌上摆着铜碗铜筷，菜品颜色黯淡：清水煮白菜、几片薄得透明的鱼肉、一碗漂浮着零星油花的汤。英姬坐在主位旁的小桌上，面前只有一碗米饭和一碟泡菜。她吃得极慢，每一口都咀嚼三十次以上，仿佛那是需要虔诚对待的仪式。

隔壁桌，李老板已经忍不住了：“小张，把我那罐辣椒酱拿来。”他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玻璃罐，红油里沉浮着金黄的豆豉。盖子打开的瞬间，浓烈的香气炸开，半个餐厅的人都看了过来。

英姬的筷子停在半空。她的鼻子几不可察地翕动了一下，然后迅速低下头，扒了一大口白饭。

第二天参观少年宫，孩子们表演完集体舞蹈后，英姬带我们参观美术教室。画架上都是同样的主题：丰收的稻田、微笑的领袖、冲向宇宙的火箭。经过一个角落时，我瞥见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画的是苹果，鲜红欲滴，每个苹果都像要涨破画纸。

“这是谁画的？”我问。

英姬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缝。她沉默了两秒：“一个……不太守纪律的孩子。苹果不应该这样画。”

“那应该怎样画？”

“应该展现集体的丰收，”她恢复标准笑容，“而不是单个果实的诱惑。”

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几个大妈围着英姬聊天，硬塞给她一包独立包装的饼干。“姑娘你尝尝，这是我们从丹东带来的。”

英姬像接到烫手山芋，整个人僵住了。她的眼神迅速扫视四周——远处有两个穿着人民装的中年男人在抽烟，那是旅游局的监督员。

“谢谢同志们的好意，”她的声音有点发紧，“但我们有纪律，不能接受礼物。”

“这哪算礼物，就是点零食！”王阿姨不由分说，把饼干塞进她制服口袋。

那一刻，我看见英姬的手在微微颤抖。她最终没有把饼干掏出来，而是用手按住了鼓起的口袋，指节发白。

那天晚上，我在酒店走廊尽头的吸烟区碰见她。她站在窗前，望着黑暗中的大同江，手里捏着那包饼干，包装纸已经揉皱。

“没人的时候，可以吃的。”我说。

她转过身，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吓人。“您知道吗，”她的声音很轻，“我上一次吃饼干，是七年前。我父亲从友谊商店用外汇券换来的，为了庆祝我考上旅游大学。只有三块，我们全家五个人分。”

她撕开包装，掰下指甲盖大小的一角放进嘴里，闭上眼睛，让它在舌尖慢慢融化。剩下的部分，她用原来的锡纸仔细包好，藏进制服内衬一个隐秘的口袋。

“您能帮我一个忙吗？”她突然问。

“你说。”

“明天……如果同志们有吃不完的东西，不要当着我的面扔掉。可以吗？”

我愣住了。

“昨天早餐，我看见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把半碗粥倒进了垃圾桶。”她的声音更低了，“里面有米粒，很多米粒。”

第三天去妙香山的路上，大巴车在盘山公路抛锚了。需要等两小时救援车。正是午饭时间，导游按规定发放餐盒——每人一个冰冷的饭团，一小截腌萝卜。

中国游客们开始翻自己的背包。方便面、火腿肠、卤蛋、真空包装的鸡腿……空气中很快弥漫起复杂的食物香气。英姬坐在最前面的导游专座，背挺得笔直，但我看见她的喉结在轻轻滚动。

李老板泡了两碗面，端了一碗走到前面：“金导，天冷，暖暖身子。”

“不，谢谢，我有……”她举起那个还没打开的饭团。

“就当帮个忙，泡多了，倒掉浪费。”李老板把面放在她旁边的小桌上，转身走了。

英姬盯着那碗面。热气升腾，模糊了她的脸。她看了足足三分钟，然后迅速端起碗，没有用筷子，直接喝了一大口汤。滚烫的汤汁让她哆嗦了一下，但她没有停下，几乎是贪婪地吞咽着。吃到一半，她突然停住，四下张望，然后把剩下的面和汤倒进自己带来的不锈钢饭盒里，盖紧盖子，塞进随身的帆布包。

“带给妹妹，”她发现我在看她，低声解释，“她十二岁，正在长身体。”

从那天起，一种无言的默契在旅行团里形成了。早餐时，总会“多出”一个煮鸡蛋，滚到英姬的餐盘边。午餐时，总会“点多”一道菜，自然地转到她面前。王阿姨甚至发明了一个游戏：和英姬比赛辨认野菜，赢的人可以获得一块巧克力。

英姬学得很快。她知道在哪个监控死角可以快速接过食物，知道如何用文件袋、宣传册甚至自己的挎包做掩护。她的制服裙两侧缝了暗袋，左边放糖果，右边放压缩饼干。走动时，裙摆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是食物包装纸摩擦的声音。

但她最珍视的，是一套餐具。

那是第四天在一家涉外商店，刘老师看中了一套高丽青瓷碗，最后却嫌包装太重没买。英姬盯着那套餐具看了很久，在队伍即将离开时，她轻声问我：“您说……他们真的会扔掉吗？”

“可能吧，库存久了就会处理。”

她咬了咬嘴唇：“在我的国家，碗是不会被扔掉的。即使缺了口，磨平了还能用。即使碎成片，也能铺路。”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在餐厅清理餐桌的服务员推车经过时，她突然走上前，用流利的朝鲜语快速说了几句。服务员犹豫了一下，从推车底层拿出两个中国游客留下的方便面碗——那种印着华丽图案的纸碗，汤汁已经倒掉，但碗壁还残留着油渍和调料粉末。

英姬接过碗，像接过什么珍宝。她用纸巾小心地擦拭内壁，直到那些图案重新清晰：一个碗上印着“康师傅”三个字，另一个印着一条腾云驾雾的金龙。

“这个，”她指着金龙，眼睛发亮，“是中国的龙吗？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龙有爪，这个在云里。”

我说这是象征吉祥。

她点点头，把两个碗叠在一起，用报纸包好。“我要带回去。妹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碗。她会问很多问题：中国人用这样的碗吃什么？面的味道真的像画上这么香吗？为什么碗可以是一次性的？”

她抚摸着碗沿，“我可以告诉她，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最后一天，离别时刻。在安检口前，英姬恢复了最初的标准姿态，与每个人握手告别。轮到王阿姨时，老太太突然抱住她，往她手里塞了一个小布包。

“姑娘，拿着。别让人看见。”

英姬握紧了布包。通过安检后，我在候机厅的玻璃墙边，看见她躲在柱子后面，打开那个布包——里面是五包压缩饼干，三根火腿肠，还有一块用金色锡纸包着的巧克力。

她没有吃，只是拿起巧克力，放在鼻子下深深地闻着，闭上眼睛。然后，她把所有东西重新包好，解开制服最上面的两颗扣子，把布包贴身放好，紧紧按在胸口。

我开始明白，有些饥饿不是胃的空虚，而是眼睛见过太阳后，再也无法安于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