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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11 20:29 旅游资讯 1 0

蒙古铁骑一路南下，临安陷落，德祐帝降，南宋王朝眼见已至山穷水尽的绝境。彼时，南宋遗臣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等人，护送幼主景炎帝辗转至福建，希望获得泉州老大蒲寿庚的支持。与此同时，元军亦亟招降蒲寿庚。

泉州开元寺与西街。西街一带是泉州城现存最早的城市肌理。

蒲寿庚是来华阿拉伯海商的后裔，有着海獠的粗犷和狡黠。年少时，因击退海贼之功，被南宋朝廷擢为泉州提举市舶。三十年来，蒲寿庚独揽泉州海外贸易大权，培养私属海舶舰队，富甲一方，权势极盛。

泉州清净寺是国内现存有纪年的最古老的清真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泉州作为宋元时期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聚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具有不同信仰的海商。

宋代的提举市舶，源于唐代市舶使，仅设于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重要港口，负责检查人员蕃货、抽解博买货物、主持祈风祭海等事项。任此职者，多将市舶之利中饱私囊，因贪污而致巨富者不在少数。

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群中，多处石刻提及“提举市舶”。

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俯视图，水密隔舱内堆满瓷器。（图源：《南海I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以瓷器为主要出口货物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兴起于唐代晚期。入宋，市舶收入亦愈发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泉州古城平面示意图（图源：《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为了加强国家对泉州的控制，南宋朝廷甚至把皇亲国戚迁至泉州，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一并随迁至此。

当时，海上贸易的路线主要有三条，连接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黄海航线和东海航线，以及连接中国与波斯湾乃至非洲的南海航线。其中，南海航线涉及的国家最多、市场最大。南宋至元代，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南海航线的出发港，众多瓷窑如雨后春笋在闽地兴起，各色瓷器纷纷搭上海舶销往海外。

宋代外销瓷：从泉州出口的福建窑口瓷器，包括德化窑、磁灶窑、闽清义窑等窑口。

然而，张世杰和蒲寿庚产生了龃龉。张世杰怀疑蒲寿庚有二心，强征其船。蒲寿庚顺势怒而弃宋降元，给了南宋致命一击。蒙古长于陆战、不擅海战，原本水军不敌宋朝。蒲寿庚之降，则大助蒙古南征。

开元寺内泉州湾沉船博物馆内的宋代沉船。中国远洋帆船的制造技术成熟于宋代，具有三大技术特点：水密隔舱、使用木结构的卯榫搭接、用铁钉固定船板。

泉州外港石湖港区的六胜塔。不同年代的古塔群构成了泉州港的立体导航体系。

南宋覆灭，泉州城内赵氏皇族惨遭屠戮，但泉州海外贸易并未受到影响，仍然蒸蒸日上。元初，马可·波罗自威尼斯来华时，泉州已是东方第一大港。南海诸国争相与元朝贸易，景德镇的青花瓷被元朝皇帝赏赐给远在波斯的伊儿汗国大汗，龙泉窑和福建民窑畅销海上丝绸之路。在沿线港口遗址，古瓷片至今仍俯拾即是。

伊朗西南沿岸遗址出土中国外销瓷片。

海丝贸易的通畅繁荣一直持续至明初。在明代，中国第一次面临外敌有威胁地从海上入侵——先有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倭寇侵扰，后有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为防国内沿海军阀余党和沦为海盗的日本浪人的滋扰，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片板不许入海”、沿海居民内迁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抗倭与海防建设的背后，是明朝的军政制度“卫所制”。

浙江内陆村落：永嘉楠溪江黄南林坑村

明朝要地皆设卫、所。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卫，卫下辖若干千户所和百户所。然而，从正统至嘉靖中期，军卒逃亡，卫所失修，海防逐渐停滞与废弛，浙江、福建两省的倭寇之患日益严峻，竟至爆发嘉靖倭乱（1555年）。来自日本鹿儿岛的六七十名倭寇直逼留都南京城下，经行数千里，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横行80余日方灭。

明朝四大卫之金山卫位于今上海金山区金山卫镇，现卫所遗迹无存，只余渔村景观。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戚继光充浙江都司参将，奉命防守倭寇频繁出没东南沿海。戚继光在当地招募乡兵，组练新军，配以精良战船、兵械；又创造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灵活作战。靠着先进的火器打击和有效的阵型战术，勇猛善战的“戚家军”屡立战功。

台州府城城墙。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借鉴台州渔民住宅的形制，重新维修建筑台州府城城墙，在城墙上加筑了13座空心敌楼。隆庆二年（1568年），穆宗诏令戚继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拱卫京师。戚继光遂调戚家军至蓟州，参照修筑台州府城的方法修筑长城，极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蓟州长城：金山岭长城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家军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次年，戚继光奉调援闽，又将福建境内倭寇主力消灭殆尽。至四十四年（1565年）平定倭患、沿海既清，隆庆元年（1567年）移镇蓟辽、修筑长城，戚家军抗倭、剿匪、戍边、援朝，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威震四夷。

福建宁德霞浦八堡村堡

戚继光解决了“倭”，“寇”的问题却一直都在。当明朝为了实施海禁，将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时，渔民海商只有靠海吃饭的本事，无法出海捕鱼经商，生计便被剥夺了。在明代后期，沿海民众出现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状态，寇、贼、盗变成了“民”的另外一个身份，动乱和贸易变成了一体两面。

福建宁德霞浦渔船赶海

清代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让中国发展渐渐落后于西方。在晚清洋务运动的自救中，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造船厂），组建出我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可是，在1884年的中法马尾海战中，尽管福建水师对法国军舰展开英勇还击，但由于未做任何军事准备，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和两岸炮台亦被法军摧毁。马尾海战惨败，让国人极度愤慨，清政府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