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那里安全吗？”当艾玛·范德林向家人宣布她要去中国独自旅行时，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听见阿姆斯特丹运河上偶尔传来的游船汽笛声。
“但新闻报道说……”艾玛的母亲克拉拉犹豫着打开手机，试图寻找那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
这是2023年春季，阿姆斯特丹一家典型运河住宅的客厅内。23岁的艾玛刚刚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决定在开始工作前完成一次“改变世界观”的旅行。她的目的地选择了中国——一个她既陌生又好奇的国度。
“中国游客在欧洲常被描述为喧闹、拥挤，”艾玛的研究生导师曾告诉她，“但如果你想了解21世纪，你必须去中国看看。”
这个建议点燃了艾玛的好奇心。她开始查阅资料，观看纪录片，甚至报名参加了当地孔子学院的初级汉语课。然而，当她兴奋地与家人分享这个计划时，迎接她的却是担忧与疑虑。
“你一个女孩独自去那么远的地方安全吗？”父亲汉斯皱着眉头，“我听说中国有很多监控摄像头，而且……人权问题……”
姐姐索菲则分享了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有人说在中国外国人会被特别关注，甚至被跟踪。”
艾玛的家庭并非对中国有恶意，而是被西方媒体选择性报道塑造了认知。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仍是那个封闭、落后、压抑的东方国度——尽管他们从未真正踏足过那片土地。
“但我认识的几个去过中国的朋友都说很棒，”艾玛试图解释，“他们说那里现代化程度超出想象，人民友好，而且非常安全。”
“那是他们运气好。”母亲克拉拉坚持己见。
最终，艾玛还是决定踏上这趟旅程。“我需要亲眼看看，而不是通过别人的滤镜。”她这样告诉家人。
临行前夜，母亲悄悄塞给她一个小型警报器和一个装有紧急联系方式的卡片。“答应我，每天晚上都要视频通话。”克拉拉眼中满是担忧。
带着家人的忧虑与自己的期待，艾玛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飞机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时，艾玛的第一感觉是：这里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大十倍。流线型的建筑设计与高效的入境流程让她印象深刻——从飞机着陆到拿到行李只用了四十分钟，这在欧洲机场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真正的文化冲击来自机场快轨上。晚上九点，列车内依然灯火通明，乘客们安静地看着手机或闭目养神，女性独自乘坐的比例很高，没有任何紧张或警惕的气氛。
艾玛预定的青旅位于东城区胡同里。下车后，她拖着行李穿过狭窄但干净的胡同，路灯明亮，偶尔有居民骑车经过，会善意地避开她并点头微笑。
“需要帮忙吗？”一位中年阿姨用简单的英语问道，指了指她的行李箱。
“不用，谢谢。”艾玛笑着回答。
“小心台阶。”阿姨指了指前方的门槛，然后继续自己的夜跑。
到达青旅后，艾玛立即给家人报了平安。视频中，她展示了整洁的宿舍和友好的室友——一位来自韩国的学生和一位澳大利亚的背包客。
“看起来不错，”母亲在屏幕那头勉强笑了笑，“但还是要注意安全。”
艾玛不知道的是，她的中国之旅将彻底颠覆家人对“安全”的认知。
在北京的第一周，艾玛开始体验一种她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一天晚上，她在后海附近迷路了。已是午夜，街道上依然有行人，酒吧还在营业。她试着用手机导航，但方向感彻底混乱。一位路过的年轻女士注意到她的困惑，主动上前帮助。
“Can I help you?”对方用流利的英语问。
当艾玛出示青旅地址后，这位名叫李梅的女士不仅为她指路，还坚持陪她走到能看到青旅招牌的地方。“晚上一个女孩子不安全，”李梅解释道，“虽然北京很安全，但你毕竟是游客。”
路上，两人聊了起来。李梅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经常出差欧洲。“我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时，朋友警告我要小心小偷，”她笑着说，“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重要的是亲身体验。”
这次经历让艾玛开始反思：在阿姆斯特丹，她晚上出门会格外警惕，避免走偏僻小巷，紧握背包。而在北京午夜街头，她感到的是一种放松——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环境传达出的安全感。
几天后，艾玛经历了另一件“小事”：她在故宫参观时不小心将钱包落在了长椅上。二十分钟后返回寻找时，钱包原封不动地在那里，周围人来人往，却无人触碰。
“在北京，这种事情很常见，”青旅的前台工作人员告诉她，“我们有句话叫‘路不拾遗’，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大多数中国人确实不会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逐渐累积，开始动摇艾玛原有的认知框架。
艾玛很快适应了中国的数字生活。在荷兰，她习惯使用银行卡和现金；在中国，她学会了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第一次用手机扫码购买街边烤红薯时，她感到一种未来已至的震撼。
“这太方便了！”她兴奋地与荷兰朋友分享。
但数字便利的另一面是她家人担心的“监控社会”。艾玛确实注意到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街角、商店、地铁站。起初，这让她感到不适，联想到奥威尔式的监控国家。但渐渐地，她发现了这些摄像头的另一面。
一天傍晚，她在南锣鼓巷目睹了一场小纠纷：一位自行车骑手不小心刮到了行人。双方争执时，一位警察迅速到场，调取了附近商铺的监控录像。五分钟内，责任明确，问题解决。
“如果没有摄像头，这种小纠纷可能升级为争吵甚至冲突，”一位旁观的中国老人用英语向她解释，“现在有了证据，大家都讲道理。”
艾玛开始理解中国社会对摄像头的不同看法：在西方视角下，这是对隐私的侵犯；在中国视角下，这是公共安全的保障和纠纷解决的依据。
更有意思的是她与一位中国社会学研究生的对话。对方解释：“中国有14亿人口，社会治理需要不同工具。西方国家依靠相对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和较小的社区规模，中国则需要技术辅助来实现相似的安全水平。”
“这不是对错问题，而是不同路径。”艾玛在日记中总结。
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艾玛没有局限于大城市。她购买了高铁票，前往山西平遥和云南丽江。
高铁的速度与准点率让她惊叹——从北京到太原只需两个半小时，且分秒不差。“在荷兰，火车晚点十分钟是常态，”她告诉同车厢的中国旅客，“你们却以分钟为单位计算准点率。”
乡村之旅进一步打破了她的预设。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她受邀参加了一场传统婚礼。村民们对这个金发碧眼的荷兰女孩充满好奇，但好奇中带着友善而非敌意。
“我们这里很少见到外国人，”婚礼上的老村长通过孙子翻译，“但来的都是客人。”
通过简单的手势和翻译软件，艾玛与村民交流，了解到他们的生活：许多人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医疗保险覆盖了大多数疾病。这些与西方媒体描述的中国农村贫困落后形象截然不同。
在云南丽江，她遇到了来自欧洲的移民——一位法国面包师和一位意大利设计师，他们选择在中国小镇定居生活。
“这里的生活质量很高，”法国面包师告诉她，“安全、便利，而且创业机会多。在欧洲，开一家小面包店要面对无数规章和竞争；在这里，只要产品好，就有市场。”
这些多元经历让艾玛意识到：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它有高度现代化的一面，也有保留传统的部分；有国际化大都市，也有宁静乡村；有技术驱动的效率，也有人情味的社会网络。
除了现代化体验，艾玛也深入探索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她爬了长城，参观了兵马俑，漫步在苏州园林。但最让她触动的，是在成都茶馆的下午。
鹤鸣茶社里，老人们打牌、聊天、掏耳朵，年轻人工作、学习、约会。一个多元而和谐的场景在她面前展开。她点了一杯竹叶青，静静观察这中国社会的缩影。
一位退休教师主动与她交谈，讲述了茶馆几十年的变迁。“物质生活变好了，但这里的人情味没变，”老人说，“中国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
艾玛突然理解了中国人常说的“安全感”的另一层含义：不仅仅是人身安全，更是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社会稳定的可预期性。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定。
“在荷兰，我们追求自由；在中国，我感受到的是另一种价值——和谐。”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不是孰优孰劣，而是不同文明对‘好生活’的不同定义。”
三周的旅行结束时，艾玛带着复杂的情感登上回程航班。她带回的不仅是纪念品和照片，还有对中国的全新认知——一个与她出发前想象完全不同的国家。
回到阿姆斯特丹家中，家人急切地询问她的经历。
“中国怎么样？安全吗？他们有没有限制你的自由？”母亲连珠炮似的问题反映了家人的担忧。
艾玛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展示她的旅行照片和视频：
深夜街头吃烧烤的年轻人；
独自上学的孩子们；
凌晨还在营业的便利店；
高铁站内有序排队的人群；
乡村婚礼上的笑脸；
茶馆里悠闲的老人……
“看，”她指着这些画面，“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
她讲述了钱包失而复得的故事，午夜迷路得到帮助的经历，以及无处不在却带来安全感的摄像头。
“最让我意外的是，我比在阿姆斯特丹感觉更安全，”艾玛坦白道，“不是因为中国完美无缺——没有国家是完美的——而是因为那里的社会运行方式不同。”
她特别强调：“在中国，安全不是个人需要时刻警惕的负担，而是一种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作为女性，我可以深夜独自外出而不必恐惧；作为游客，我可以放心求助而不必猜疑。”
艾玛的分享没有立即消除家人的所有疑虑。“但那毕竟是你的个人经历，”父亲汉斯仍然谨慎，“新闻上报道的那些问题……”
“新闻选择报道什么？”艾玛反问，“我在中国也看到新闻，欧洲的难民问题、枪击案、罢工抗议……如果中国人只看这些，他们会认为欧洲是地狱吗？”
她继续解释：“每个社会都有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我看到了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城乡差距。但我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努力——电动汽车普及、高铁网络扩展、乡村振兴计划。”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中国，艾玛邀请家人参加阿姆斯特丹中国社群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那里，他们遇到了长期生活在荷兰的华人、中荷混合家庭、以及像艾玛一样去过中国并改变看法的荷兰人。
“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位在鹿特丹港工作的荷兰工程师说，“我在中国工作了五年，那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快速演变的文明。”
这次交流让艾玛的家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中国观。母亲克拉拉承认：“也许我们太依赖单一的信息来源了。”
艾玛的中国之旅没有以回国告终，反而成为一个新起点。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平衡的中国见闻，既展示现代化成就，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她参与中荷文化交流活动，帮助荷兰人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她甚至开始学习中文，计划未来再次访华。
“我意识到，跨文化理解最大的障碍不是差异本身，而是不愿意挑战自己预设的惰性，”她在一次跨文化沟通讲座上说，“去中国前，我以为自己很开放；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带着多少看不见的偏见。”
艾玛的故事逐渐传播开来。当地报纸采访了她，标题是《从恐惧到理解：一位荷兰女孩的中国之旅》。她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最让人意外的，不是它的摩天大楼或高铁速度，而是它迫使你重新思考那些自以为理所当然的认知。安全、自由、发展、传统——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有不同诠释和实践。理解这种不同，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而是要让自己的世界观变得更加丰富和包容。”
如今，艾玛已成为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的跨文化沟通顾问，专门帮助欧洲企业理解中国市场和文化。她的中国之旅不仅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她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以前认为全球化是西方模式向世界扩散，”她在最近一次TEDx演讲中说，“但中国让我明白，全球化是多元文明的对话与互鉴。没有一种模式是普世的，每个文明都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路径。”
艾玛家中，那个从中国带回的茶具被放在客厅显眼位置。每当有客人问起，她都会讲述背后的故事——不只是关于茶具，更是关于一个荷兰女孩如何通过亲身体验，打破信息茧房，发现一个复杂、多元、充满活力的中国。
“中国让人意外，”她常常以这句话结束分享，“但最大的惊喜是，这段旅程最终让我更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局限、偏见，以及突破这些局限后看到的更广阔世界。”
窗外，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夕阳下泛起金光。艾玛知道，五千公里外的中国，夜幕正在降临，街头灯光亮起，另一个文明继续着它的发展与探索。而她，曾是那个文明短暂的访客，现在已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细小但坚实的桥梁之一——不是因为她说服了所有人接受她的观点，而是因为她证明了，真正的理解始于放下成见，踏上旅程，亲眼看看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