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说事，欢迎您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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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问你话呢——昨晚你去了哪儿？”

凌晨五点四十一分，丽江束河。

我站在客栈院子的青石板中央，手里还攥着那束没送出去的香槟玫瑰。三十五朵，花店老板娘说这叫“钟爱一生”，一百八十三块钱。花瓣上凝着清晨的露水，我攥得太紧，花茎上的刺扎进虎口，血珠子渗出来，顺着掌纹往下淌。

她刚从门外进来。

藏青色羊绒披肩，还是昨晚出门时那条。妆花了，眼线晕开在下眼睑，像哭过。高跟鞋的细跟裹着一圈干涸的泥。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没说话。

“我问你，”我一字一顿，“你昨晚在哪儿。”

她垂下眼睛，把滑下肩膀的披肩往上拽了拽。

“你不是都知道吗。”

声音很轻，轻得像落在石板上的那几片昨夜被雨打落的叶子。

我把花砸在地上。

三十五朵玫瑰散开，有几朵骨碌碌滚到她的脚尖，红色的花瓣沾了灰，变成暗沉的、发黑的红。

“你结婚，”我嗓子像卡着碎玻璃，“你度蜜月，你彻夜不归。你他妈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她抬起头。

那双眼睛我看着七年了——从大一军训站在我前排，马尾辫扫过她洗得发白的军训服领口，到此刻站在这里，披着三千七百块的羊绒披肩，眼眶底下有两道浅浅的青色。

她开口了。

“那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不是质问。是陈述。

像在说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久到她自己都快忘了。

我愣在原地。

她没等我回答。她从我身侧走过去，行李箱的轮子碾过玫瑰花瓣，发出细碎的、像骨头断裂的声响。她在跨进门槛的那一刻停了一下。

“离婚协议我签好了，在床头柜第二层抽屉。”

然后门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漆成暗红色的木门。隔壁房间的客人推开窗往外看了一眼，又缩回去，窗扇吱呀一声合严。

太阳从东山顶上升起来，金色的光线越过飞翘的屋檐，打在我脸上。我没动。

院子里那棵桂花树还开着花，九月底的丽江，空气里浮着淡金色的香气。老板娘养的那只橘猫从花架底下钻出来，蹭了蹭我的脚踝，喵了一声。

我低头看它。

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只知道今天早上，这个总在院子里等姐姐回来的男人，脚边散了一地揉烂的花。

我蹲下身。

三十五朵玫瑰，一朵一朵捡起来，放进旁边那个藤编垃圾桶里。虎口的血已经凝住了，暗红色的痂，指甲盖大小，边缘翘起一点皮。

我最后捡起的是那朵滚到她脚边的。

花瓣上沾了一粒很小的、干涸的泥点。我没擦。我把它放进垃圾桶最上面，站起来，膝盖骨咔嗒响了一声。

七点零三分，老板娘起来烧水，看见我站在院门口，愣了一下。

“小周，这么早？你媳妇呢？”

我说她走了。

老板娘还想问什么，我已经转身，沿着那条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往外走。巷子很窄，两边是斑驳的土墙，墙头垂下来的三角梅开得正盛，紫红色，一嘟噜一嘟噜，被晨光照成半透明。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她发的。

微信界面，她的头像是一只白色小猫，我给她拍的，七年前在北京五道口那家猫咖。那只猫现在应该已经老了吧。

消息只有一行字：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盯着这七个字，站在巷子口。卖烤乳扇的大妈刚刚支起摊子，炭火还没烧旺，青烟一缕一缕往天上飘。她看见我，用云南方言喊了一嗓子，大概是问要不要来一块。

我没听清。我什么也听不清。

我往回翻聊天记录。

昨晚八点十三分，她发：我出去一下。

昨晚十点四十七分，我发：你在哪。

昨晚十一点零九分，她发：碰到老同学，聊会儿，你先睡。

凌晨一点三十五分，我发：我去找你。

凌晨一点三十六分，她发：不用，我有分寸。

然后是一段三百二十七分钟的空白。

现在是早上七点零八分。

三百二十七分钟。一万九千六百二十秒。

我看着屏幕上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手指悬在输入框上方，很久，很久。

最后我把手机关了。

关机动画转了三圈，屏幕黑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

眼眶是红的。

我没哭。

我只是坐在巷口的石阶上，看卖烤乳扇的大妈把第一块乳扇翻了个面，焦黄的，滋滋冒着油。她用长筷子夹起来，切成三截，装进纸袋。

“小伙子，尝尝嘛，五块钱。”

我说好。

我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皱巴巴的纸币，昨晚等在她客栈门口时攥了一夜，边角都湿了。我接过来，咬了一口。

烫的。

烫得舌尖发疼。

我没吐。

我咽下去，咽的时候喉咙滚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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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叫周砚成，今年二十九岁，退伍侦察兵，现在是一家安保公司的风险评估师。

这是我的蜜月旅行。

七年前，我还在野战部队服役，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那年夏天我坐三十七个小时绿皮火车回家，在昆明站转车时，站前广场上全是发传单的旅行社推销员。我躲开他们，往售票厅走。

然后我看见了她。

她站在售票厅门口，白色T恤，牛仔短裤，扎着马尾辫。手里攥着学生证和一张揉皱的火车票，眼眶红红的，正跟售票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

我走过去。

“需要帮忙吗？”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是肿的，睫毛上还挂着没干的泪花。

“我……我身份证丢了，赶不上火车了。”

那是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号，下午三点四十分。

我没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出门，没问她要去哪里。我带着她去广场警务室补办临时身份证明，又帮她改签了下一趟车。等一切办妥，她的火车还有四十分钟才检票。

我们在站前广场那棵大榕树下站着，谁都没说话。

然后她忽然开口了。

“我叫苏晚。”

我说我叫周砚成。

“你是当兵的吧？”她看着我的短发，又看了看我手里那张橄榄绿的军人证件。

我说是。

她点点头。

“那等你退伍了，我请你吃饭。”

那年她二十岁，在昆明读大三。家在丽江，是独生女。父亲早年病故，母亲开一家小小的客栈，就在束河古镇那条青石板巷子尽头。

那顿饭我迟到了三年。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退伍。没有回老家，直接买了去丽江的火车票。十一个小时的硬座，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山地，从山地变成峡谷。凌晨三点，我在车厢连接处抽烟，看着外面黑黢黢的山影，一遍一遍想，三年了，她会不会已经有男朋友了？

没有。

她还在那家客栈帮忙。她妈妈身体不太好，客栈的生意大半压在她一个人肩上。那天傍晚我站在客栈门口，她正蹲在院子里喂猫，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她愣了三秒。

然后笑了。

“周砚成，”她说，“你迟到了。”

我说对不起。

她说没关系，迟到总比不到好。

那之后我们在一起。

五年。确切地说，是五年零两个月十七天。

我回昆明工作，她留在丽江顾店。每周五晚上我坐最晚那班动车去丽江，周日下午坐最晚那班回昆明。三年下来，车票攒了两百多张，装满一个铁皮月饼盒。

二〇二三年春节，我们订婚。没有钻戒，她说不喜欢那玩意儿，戴着不方便干活。我给她打了一枚银戒指，样式很简单，内圈刻了两个字母：S&Z。

二〇二四年九月，我们领证。

她说蜜月想去西藏。我说好，做了四十页攻略，从林芝到珠峰大本营，每一天的行程、住宿、海拔变化都标得清清楚楚。

出发前一周，她改主意了。

“去大理和丽江吧。”她说，“妈妈最近血压不太稳，我不想走太远。”

我说好。四十页攻略作废，重新订酒店、查路线、约旅拍。

出发前一天晚上，她来昆明找我。我们一起收拾行李，她把两双登山鞋从箱子里拿出来，换上我的皮鞋和她的细跟凉鞋。

我看着她。她蹲在地上，把衣服一件一件叠进行李箱，马尾辫垂下来，发梢扫过手背。

那一刻我觉得我这辈子所有的运气，都用在这一刻了。

九月二十号，我们从昆明出发，自驾去大理。

第一晚住洱海边的民宿，海景房，落地窗外就是苍山洱海。她靠在窗边拍照，光脚踩在木地板上，发朋友圈：七年，终于等到了。

我给她点了个赞。

第二天去双廊，第三天去沙溪，第四天到丽江。

她妈妈在客栈门口等我们。老人家瘦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好。她拉着我的手，说小周，晚晚交给你，我放心了。

我说妈，您放心。

那天晚上我们在客栈吃的饭，苏晚下厨，做了四菜一汤。番茄炒蛋咸了点，她妈妈一边吃一边笑，说这丫头，做饭的手艺还是没长进。

苏晚脸红了红，低头扒饭，没反驳。

那是九月二十四号。

九月二十五号晚上，我们原本说好去古镇上那家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的小馆子。五年前我来丽江找她，她带我去吃的就是那家，门脸很小，藏在巷子深处，酸辣鱼做得很地道。

下午五点，她说出门买点东西。

晚上八点十三分，她发消息：我碰到老同学了，聊会儿，你先吃。

我一个人去了那家馆子。

老板娘还认得我，说哎，这不是苏家丫头那个当兵的男朋友吗？结婚了呀？恭喜恭喜。

我点了酸辣鱼、炒饵块、炸乳扇。

吃到一半，我放下筷子，看着窗外那棵石榴树。五年前它还没这么高，现在枝桠都伸到窗边了。

我没吃完。

打包盒拎回客栈，放在茶几上，一放放到第二天早上。

然后就是那天凌晨五点四十一分。

她从外面回来。

我看着她。

她从我身边走过去，行李箱轮子碾过那三十五朵玫瑰。

她说，离婚协议签好了，在床头柜第二层抽屉。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升起来，橘猫蹭我的脚踝。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七年了，我等了她三年，她等了我三年，我们在一起五年，领证二十三天，蜜月第四天。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那个让她彻夜不归的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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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九月二十六号上午十点，我把她的行李箱从房间里搬出来。

她没开房门。

我敲了三遍，里面没有动静。老板娘站在楼梯口，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手里攥着抹布，一遍一遍擦那个已经擦得锃亮的木扶手。

“小周，你们……要不要再好好说说话？”

我说不用了。

行李箱放在她门口。二十四寸，银色，箱角磕掉一小块漆，是去年她来昆明找我时托运摔的。她心疼了好久，我拿黑色马克笔把磕破的地方涂了涂，说这样就看不出啦。

她笑了，说你可真行。

现在这只箱子静静立在她门口，那块涂黑的伤疤正对着我。

我没再等。

我转身下楼，穿过院子，走出那扇暗红色木门。

我不知道要去哪。我只是走。

沿着青石板巷子往深处走，穿过卖银器的小店、卖鲜花饼的铺子、卖手工皮具的工作室。游客渐渐多起来，导游举着小旗子，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从人群中挤过去，撞到一个女人的肩膀，她回头瞪我一眼，我什么都没说。

走到巷子尽头，是一座石桥。

桥底下是青龙河，九月底的枯水期，水流很浅，露出河床上圆滚滚的鹅卵石。几个孩子在河边玩水，塑料水枪滋出一道白亮的水线，溅在石头上，很快被太阳晒干。

我在桥上站了很久。

手机一直没开机。

我不想看。

不想看她会不会再发消息来解释，不想看亲友们发的蜜月照片点赞，不想看任何人的问候。我怕一问，我就撑不住了。

下午三点，我在一家小茶馆坐下了。

要了一壶普洱，二十八块钱，茶叶很粗，泡出来的汤色黑红，像隔夜的凉茶。我没喝，只是把茶杯捧在手心里，看着茶叶梗在水底慢慢舒展开。

茶馆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本地口音，看我一个人坐了一下午，过来搭话。

“游客？”

“嗯。”

“一个人来的？”

我顿了一下。

“两个人。”

他点点头，没再多问。

临走时，他在门口叫住我。

“小伙子，”他说，“有些事，看着是黑的，过一阵子再回头看，可能是白的。”

我没回头。

晚上七点，我回到客栈。

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丽江本地牌照。我没在意，从车边绕过去，走进院子。

然后我停住了。

桂花树下坐着一个人。

六十来岁，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他正低着头，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那一刻我忽然知道他是谁了。

不是因为他和苏晚长得像。

是因为他看人的眼神——定定的，不躲不闪，像在废墟里找一条生路，找了很多年，终于找到了。

“你是周砚成。”他说。

不是疑问，是陈述。

我说是。

他站起来。腿脚似乎不太方便，撑了一下石桌才站稳。他走到我面前，伸出右手。

“我是苏晚的父亲。”

我没有握他的手。

“她父亲死了，”我说，“二十年了。”

他的手悬在半空，没有收回去。

“是。”他说，“她以为我死了二十年了。”

晚风从墙头拂过来，桂花落了细碎的一层，铺在他灰白的头发上。

他慢慢收回手，低下头，把那根没点燃的烟塞回烟盒。

“我叫苏远明，”他说，“丽江大研镇人。二〇〇四年因涉嫌合同诈骗，逃往缅甸。二〇〇六年在边境被抓获，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二〇二一年因病保外就医。”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在监狱里给她写了十年信，一封都没寄出去。她妈妈告诉她，我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看着我，眼里有光。不是泪光，是另一种光——被关了十五年的人，看着自由的天空时，才会有的那种光。

“今年六月我托人找到她，”他说，“写了一封信，解释当年的事。我没指望她原谅我。我只想……见她一面。”

他顿了顿。

“九月二十三号，她给我回信了。她说她九月二十五号来丽江度蜜月，可以见我一面。”

九月二十三号。

那是我们出发的前一天。

她收到这封信，没有告诉我。

她瞒着我来见这个“死了二十年”的父亲，彻夜未归。

她早上回来，面对我的质问，只说了一句“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没解释。

她什么都没解释。

苏远明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照片。黑白，边角已经泛黄，塑封膜边缘开了口，被人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他，身边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额前碎发被风吹乱，正仰头看着他，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那是三十四年前的苏晚。

“她昨晚陪了我一整夜，”苏远明说，“听我讲这二十年的事。我给她磕头，她把我拉起来，说——”

他哽了一下。

“她说，爸，你不欠我的。你欠的是我妈。我妈等了你十八年，你一句对不起都没当面跟她说。”

他低下头，肩膀轻轻抖动。

“我明天就去看她妈。”

我看着手里那张照片。那个仰头笑的小女孩，和今早从我身边走过去的女人，隔着二十九年的时光，隔着同一张脸。

我把照片还给他。

“她为什么不说？”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苏远明看着我。

“她说，她欠你一个完整的蜜月。她不想让你在度蜜月的时候，还要陪她处理这些……烂摊子。”

他站起来，撑着石桌。

“她说等回去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她没想瞒你一辈子。”

我转身。

院子里那扇暗红色的木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暖黄的灯光。她房间的窗户亮着，窗帘没拉严实，我看见一个身影坐在床边，一动不动。

我推开门。

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手里握着那张离婚协议书。

我没说话。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抽出那张纸，对折，再对折，撕成四片，八片，十六片。

纸屑从指缝落下去，像一场很小的雪。

她看着我。

“你不是……生气了吗。”

我说气过了。

她低下头，肩膀轻轻抖起来。

“那你怎么还回来。”

我没回答。

我蹲下身，把地上那些碎纸屑一片一片捡起来，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别的东西——那个铁皮月饼盒，装满两百多张火车票；那枚银戒指，内圈刻着S&Z；还有一张我们订婚时的合影，她穿着红裙子，我穿着那件藏青色西装，笑得眼角全是褶子。

我把抽屉推上。

“苏晚，”我说，“你听好了。”

她抬起头。

“下次你爹出狱、你妈生病、你欠了一千万高利贷——所有你自己扛不动的事，必须告诉我。”

“我不是你爹，不是你妈，是你丈夫。”

“丈夫的意思就是，你扛不动的时候，我来扛。”

她看着我。

眼泪大颗大颗滚下来，砸在手背上。

“周砚成，”她哑着嗓子，“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在写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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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握着她的手，很凉。

九月底的丽江，夜里只有十二三度。她穿着单薄的针织衫坐在床边，手像浸过冰水一样，指尖泛着淡淡的青白色。

“什么遗书。”我说。

她没回答。

她把手从我掌心里抽出去，拉开床头柜最下层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没写字。封口没有黏胶，只是折了一道边，压在抽屉底层那件旧毛衣底下。

她把信封放在我手心里。

我打开。

里面是三页纸。不是遗书。

是诊断证明。

第一页，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患者姓名：苏晚。年龄：二十九岁。门诊号：20250911037。

检查日期：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那是我们领证之后第六天。

诊断结论：左侧额叶占位性病变，考虑高级别胶质瘤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增强MRI及病理活检。

第二页，增强MRI报告单。

影像所见：左侧额叶见不规则团块状异常信号影，大小约4.7cm×3.9cm，边界不清，周围可见大片水肿带。增强后病灶呈不均匀明显强化。

诊断意见：左侧额叶恶性肿瘤，考虑胶质母细胞瘤（WHO Ⅳ级）。

第三页，病理检验报告单。

送检标本：立体定向活检组织。病理诊断：胶质母细胞瘤，IDH野生型，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

预后评估：中位生存期14-16个月。

我把这三页纸叠好，放回信封。

“什么时候知道的。”

“领证之前，”她说，“六月份我开始头疼，以为是颈椎不好。八月底做了CT，医生让我去昆明复查。”

她顿了顿。

“九月十一号，你去成都出差那天，我自己去取的报告。”

九月十一号。

那天她从昆明回来，我在高铁站接她。她上车后没怎么说话，靠在副驾驶座上，一直看着窗外。我问她检查怎么样，她说没事，就是颈椎劳损，注意休息就行。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指一直攥着安全带，攥得关节发白。

我以为是紧张开车。

“所以你改行程，”我说，“不去西藏，去丽江。”

她点点头。

“我想在……还能动的时候，回来看看妈妈。看看……”

她没说完。

看看那个二十年没见的父亲。

我没问她为什么瞒着我。

我知道为什么。

蜜月应该是甜的。没有人应该在蜜月里陪妻子跑医院，签化疗同意书，问医生还有多少时间。

她想给我一个完整的蜜月。

哪怕只有四天。

我把信封放回抽屉，推上。

“治疗方案呢。”

“医生说先做手术，再同步放化疗。”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手术最快排到十月下旬。放化疗要六周，之后看恢复情况，可能要做靶向或者免疫治疗临床试验。”

她抬起头，看着我。

“周砚成，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我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我们刚结婚。你刚请了婚假，刚订完所有行程，刚在你爸妈面前拍着胸脯说娶到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她的声音哽住了。

“然后我说，对不起，我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大概还有一年多时间。你让我怎么开口？”

我没说话。

我把她拉起来，抱进怀里。

她的肩膀很薄，隔着一层针织衫，能摸到肩胛骨的形状。她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我一直以为是她忙，没好好吃饭。

我他妈什么都没发现。

“苏晚，”我说，“你听好。”

她在怀里没动。

“十四个月是一千二百六十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是三万零二百四十个小时。”

“你欠我三万多个小时。”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她在我怀里抖起来。先是肩膀，然后后背，然后整个人。她把脸埋进我胸口，咬着我衬衫的领口，压着声音哭，哭得像八岁那年压在废墟里四十七个小时之后、终于被解放军叔叔拽出来时那样。

是怕。

是憋了太久的怕。

我在她头顶上开口。

“明天早上我们去昆明。”

她抬起脸，眼睛红肿，睫毛黏成一缕一缕的。

“我们的蜜月——”

“蜜月又不会跑。”我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去西藏。珠峰大本营，纳木错，羊卓雍措，林芝桃花沟。你攻略不是做了四十页吗？一张一张走完。”

“走不完呢。”

“走得完。”

我抱紧她。

“我背你走。”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说话。

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很轻，眉心微微蹙着，像做了梦。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她的肩膀，关掉床头灯。

窗帘没拉严，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她脸上，勾勒出一道银色的边缘。

我看着她的侧脸，看着那张二十九岁的、还这样年轻的脸。

胶质母细胞瘤。

IDH野生型。

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

中位生存期十四到十六个月。

这些词我在部队学战地急救时背过。那时候它们只是教科书上的铅字，一行一行，冷冰冰的。我不知道有一天它们会落到我妻子身上，写在诊断结论栏里，变成她的倒计时。

我没哭。

我哭不出来。

我只是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握进掌心。十指相扣。银戒指硌着我的手背，冰凉的，又慢慢被体温焐热。

窗外有猫叫。是那只橘猫，蹲在桂花树底下，仰头对着月亮，喵呜喵呜叫个没完。

我想起七年前在昆明站前广场那棵大榕树下，她扎着马尾辫，眼眶红红地对我说：“那等你退伍了，我请你吃饭。”

那时候她才二十岁。

她不知道等她的是五年异地、两百多张火车票、一枚银戒指、一张诊断报告。

她也不知道，当年那个帮她补办临时身份证明的当兵的，会在七年后深夜里握着她的手，在她睡着后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发呆，把眼泪咽回喉咙里。

凌晨四点，我轻轻抽出胳膊，下床。

她翻了个身，没醒。

我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严实。

然后我掏出手机。

开机。

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瞬，我的眼睛被刺得眯了一下。微信消息叮叮咚咚涌进来，全是她的——昨晚她出去之后发的那条“不是你想的那样”，下午问我“你在哪儿”，晚上七点问我“你吃饭了吗”，晚上十一点问我“你睡了吗”。

最后一条是凌晨一点十七分。

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帘边。月光被挡在外面，房间里很暗，只有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

我没有回。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转身走回床边。

她还在睡。

眉心的结松了一些，呼吸平稳，像做了个好梦。

我重新躺下，把她轻轻拉进怀里。

明天早上我们回昆明。

后天挂专家号。

大后天办住院。

还有很多事要做。

很多仗要打。

她睡在我怀里，呼吸轻轻扫过我的锁骨。二十九岁的脸，二十九岁的头发，二十九岁的心跳。

二十九岁。

天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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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十月十七号，昆明，云大医院神经外科。

手术进行了七小时四十二分钟。

我坐在手术室门口的塑料椅上，从上午九点坐到下午五点。护士来来回回，推着平车，捧着血袋，喊着家属签字。我签了三张：手术同意书，麻醉同意书，术中输血同意书。

签字的时候手很稳。

我在部队时拆过炸弹。那种时刻你不能抖，抖了就没命了。医生说周先生您的手真稳，我说习惯了。

我没告诉他，我现在抖给你看，你就该把我老婆推出去了。

下午五点十二分，手术灯灭了。

主刀医生推门出来，口罩勒痕印在脸上，很深。

“肿瘤全切，肉眼所见全部拿干净了。”他说，“病理等七天，看后续治疗怎么定。病人麻醉复苏需要时间，你们耐心等。”

我说谢谢您。

他点点头，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廊很安静，日光灯嗡嗡响着，消毒水的气味浮在空气里，一浪一浪。

我靠在墙上，慢慢滑坐到椅子上。

手心里全是汗。

她在ICU住了四天。

每天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是探视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我要换隔离衣，戴口罩帽子，进去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跟她说今天外面晴了，明天可能降温，你妈托我给你带了老母鸡汤，在保温桶里放着，等你出来喝。

她插着管，不能说话，只是看着我。

眼睛里有光。

不是手术灯的反光，是别的什么。是“我还在”的意思。

第七天病理报告出来了。

胶质母细胞瘤，IDH野生型，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和术前一样。预后不算乐观，但手术切除彻底，术后同步放化疗是标准方案。

主任找我谈话。

“周先生，您太太还年轻，体力好，恢复能力比老年人强很多。我们现在有新的化疗方案，临床试验数据不错，五年生存率能提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百分之二十。

五个里面一个。

我谢了主任，回病房。

她靠在床头，头发剃光了，裹着我给她买的藕荷色软帽。床头柜上摆着一束鲜花，是她妈妈早上送来的，康乃馨、百合、几枝淡绿色的桔梗。

“医生怎么说？”

我说挺好的，肿瘤切干净了，放疗再跟上，问题不大。

她看着我。

“周砚成，你撒谎的时候会往左边看。”

我顿了一下。

“以前在部队，侦查课教过，”她说，“人撒谎的时候眼珠会往习惯的方向瞟。你是往左。”

我没说话。

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

“十四个月，二十个月，五年，十年——你告诉我实话，我能扛得住。”

我看着她的手背。留置针还扎着，透明胶布固定，那一小块皮肤泛着青。

“五年生存率百分之二十。”我说。

她点点头。

“二十个里面一个。那一个，我来当。”

十一月十号，她出院。

同步放化疗每周五次，连做六周。我们租了医院旁边的老小区，一室一厅，月租三千八。家具很旧，沙发弹簧塌了一块，坐下去会陷一个坑。她每天下午去做放疗，上午在家休息，晚上我回来给她做晚饭。

放疗的副作用第三周开始出现。恶心，乏力，掉头发。她把藕荷色软帽换成了深灰色毛线帽，说是跟我那件夹克颜色比较搭。

我没告诉她，那件夹克我早就不穿了。袖口磨破了，她给我绣了一朵很小的雏菊，白色线，针脚细密。我没舍得穿，叠好收在衣柜最上层。

十二月二十号，放疗结束。

增强MRI显示肿瘤没有复发迹象。主任说这是个好兆头，但还要继续观察，三个月复查一次。

那天晚上我们去翠湖散步。

海鸥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了，成群结队，盘旋在湖面上空。她买了一袋鸥粮，掰成小块往天上扔，海鸥俯冲下来，翅膀扇起风，撩动她的帽檐。

她笑着往后躲，手拢住帽子，回头看我。

“周砚成，你怎么不喂？”

我说我看你喂。

她走过来，掰一块鸥粮塞进我手心。

“一起喂。”

那天晚上风很大，但太阳很好。金色的夕光铺在湖面上，碎成一片一片，被海鸥的翅膀打散，又重新聚拢。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

“周砚成，”她轻声说，“谢谢你没有走。”

我没说话。

我的手在她肩头，隔着深灰色的毛线帽，摸到她新长出的头发茬。很细，很软，像春天的草芽。

“我不会走的。”我说。

二〇二六年三月，术后第五个月，复查一切正常。

四月，她回丽江看妈妈。

我陪她回去。

苏远明也在。

他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脚步声，直起腰，回头看见她，愣住了。

她站在桂花树下，穿着白色开衫，头发长到耳朵了，没戴帽子。

“爸，”她说，“我回来了。”

苏远明放下斧子，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又蹭了蹭。

“回来好，”他说，“回来好。”

他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槛边，肩膀抖了一下。他没回头，继续往里走。

她跟进去。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桂花树。九月底时它还开着花，现在四月中旬，枝头冒出嫩绿的新芽，一簇一簇，挤挤挨挨。

橘猫从花架底下钻出来，蹭了蹭我的脚踝，喵了一声。

我蹲下身，摸了摸它的脑袋。

它还记得我。

那天晚上苏晚下厨。

还是四菜一汤，番茄炒蛋比上次淡了点，鲫鱼汤炖成了奶白色，漂着几颗红枸杞。苏远明坐在桌边，端着碗，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她给她妈夹菜。

“妈，这个鱼汤你多喝点，补钙。”

她妈妈低着头，筷子尖在碗里轻轻拨动。

“晚晚，”她忽然说，“妈对不起你。”

苏晚的手顿在半空。

“你不欠我什么，”她说，“爸也不欠我什么。你们把我养大，供我读书，给我嫁妆——”

她看了我一眼。

“还给我找了个这么好的男人。”

她妈妈抬起头，眼角湿润，嘴唇翕动。

她女儿笑着拍拍她的手背。

“行了妈，吃饭。”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客栈老房间。

窗外是青石板巷子，月光铺了一地，银白色，像落了一层薄霜。她靠在我肩上，手指在我掌心里画圈。

“周砚成。”

“嗯。”

“你还记得七年前在昆明站吗？”

我说记得。

“那时候我身份证丢了，车票也过期了，身上只剩六十块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轻声说，“然后你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

她说。

“你知道吗，在那之前，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过……主动来帮我的人了。”

我握紧她的手。

“后来我在想，老天爷让我那天丢了身份证，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遇见你。”

窗外有风拂过桂花树，叶子沙沙响。

“如果是呢。”我说。

她笑了。

“那这张身份证，丢得真值。”

我侧过头，看着她。

月光在她脸上描出一层银边。二十九岁的脸，头发短短地贴在耳后，眉眼弯弯，像那天在昆明站前广场时一样。

不，不一样。

那天她眼眶是红的，是怕的。

此刻她眼睛里只有光。

我低下头，吻了她的额头。

“苏晚。”

“嗯。”

“我们还有很长。”

她没说话。

她只是把脸埋进我胸口，像一只找到巢的鸟，轻轻地、安稳地舒出一口气。

窗外，丽江的夜空澄净如洗，满天星子，一颗一颗，亮得像是谁在遥遥祝福。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号，术后第七个月。

我们重新出发，去西藏。

行李还是那只银色二十四寸，箱角磕掉的那块漆还在，黑色马克笔涂的补丁还在。

她把箱子放在门口，回头看我。

“周砚成，你准备好了吗？”

我拎起箱子。

“早就准备好了。”

她笑了一下，推开门。

门外是七年前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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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星星说事，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