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远东地区第一大都会，十里洋场车水马龙，霓虹灯火彻夜不息，黄浦江翻涌的浪涛，日日夜夜拍打着殖民时代刻下的傲慢与偏见。这座城市的繁华如鎏金铺地，可在光鲜表象的深处，却藏着一道让国人窒息的尴尬壁垒，出门远行，竟成了寻常百姓难以逾越的高墙。
彼时的华夏大地，偌大国土之上，竟然无一家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现代旅游服务机构。盘踞上海、垄断整个旅游市场的，唯有英国通济隆、美国运诚、日本国际观光局等外商旅行社。它们如同养尊处优的贵族，将服务圈层牢牢自我封闭，只面向在华外国侨民与极少数顶层华人，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国民，始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于万千百姓而言，如果想要拥有一次正规、体面、有尊严的旅行，无异于遥不可及的奢望。
这片被外商肆意占据的市场空白，这份刺痛民族脊梁的尊严伤痕，被一位素有“中国摩根”美誉的金融巨子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便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陈光甫，1881年降生在江苏镇江的商贾之家，原名辉祖，后更名辉德，字光甫。虽出身商门，他却无半分纨绔子弟的骄奢习气，自幼勤勉向学，苦研英文，后远赴重洋留学深造，且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学成归国之际，他怀揣实业救国的赤子初心，于1915年一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家初创时资本不足十万元、被坊间戏称为“小小银行”的机构，在他“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智慧之下，一路披荆斩棘，迅速崛起为旧上海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巨头。他不仅是纵横商海的金融奇才，更是心怀家国、心系苍生的先行者，一生秉持“既为社会服务，即无利亦须为之”的信念，将民生与国运系于一身。
一次再寻常不过的订票经历，如同一粒星火坠入干柴，瞬间点燃了中国近代民族旅游业的燎原之火。那日，陈光甫步入一家外商旅行社的一楼厅堂，本欲购置车票，却见两名柜台职员正与一名女子谈笑风生。他以为是紧要的业务咨询，便静立一旁耐心等候，十余分钟悄然流逝，那看似郑重的交谈仍未结束，凑近细听才知，不过是职员们毫无意义的闲扯闲聊。
明明有中国顾客立于眼前，却因为肤色与国籍被公然轻慢、彻底无视，这份刻入骨髓的屈辱，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打在他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上。那一刻，他眼中所见的，不只是外商服务的傲慢无礼，更是国内旅游市场的满目荒芜，是亿万民众出行需求无从满足的巨大缺口。一股滚烫的豪气在胸中翻涌升腾：中国人，必须创办属于自己的旅行社！
决意已下，陈光甫力排众议，提出在银行内部附设旅行部，以金融之力赋能旅行事业，以旅行服务拓展金融版图，形成相辅相成的双向支撑。这一大胆构想刚一提出，便遭遇了来自内外的双重夹击：外商旅行社暗中百般阻挠，银行内部部分董事也以“术业有专攻”为由冷嘲热讽、极力反对。但陈光甫初心如磐、毫不动摇，1923年8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挂牌成立，迈出了中国自主旅游事业划时代的第一步。
其实这一步，別看似轻小，却如平地惊雷，震颤了整个被外商垄断的旅游行业。1927年6月，旅行部正式独立改组为中国旅行社；1928年1月，成功获颁国民政府交通部核发的中国第一号旅行社执照。这张薄薄的执照，承载的是民族旅游业的希望，挺起的是中国人在旅游领域不再低头的脊梁。
彼时的中国，旅行依旧是小众消费，早期出游者多为外国侨民、企业高阶职员，食宿皆选择高档奢华饭店，开销动辄不菲。而随着城市文明渐开，普通市民、青年学子的出游热情如春潮般汹涌澎湃，可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对住宿的期许不过是干净整洁、能洗上热水澡便心满意足。更有节俭的旅人，为了省下微薄的住宿费，只能夜宿车站的候车室，自嘲是“穷白相”。当时的旅游服务严苛按舱位、身份划分等级，三等舱旅客常年遭受怠慢轻视，景区周边的住宿要么奢华得令人望而却步，要么简陋得脏乱不堪，全无中间选择。
中国旅行社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毅然决意填补这份民生缺口：大城市饭店已然充足，自然无需重复建设；风景名胜区缺少适配普通民众的住宿场所，便自建平价亲民的宾馆，这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招待所”。陈光甫更是亲自定名“招待所”，意在与臭虫遍地、环境恶劣的旧式旅馆彻底地划清界限，让旅客一望便知其服务宗旨，同时也时刻警醒旗下员工，要恪尽职守、用心招待每一位来客。
此后的数年间，中国旅行社在全国各大城镇与风景名胜区兴建招待所，逐步织就一张覆盖全国的旅行接待网络。客人抵达目的地，便有专人专车迎送，安心入住中旅社自建的招待所。这里的设施不求富丽堂皇，却以洁净卫生、贴心周到为立身之本，将平民旅客的需求放在首位。其中，南京首都饭店、西安西京招待所声名远扬，成为民国时期接待名流雅士、社会贤达的知名场所。
北京首都饭店由留美旅馆管理专家周良相亲自主持运营，内设46间精致客房，管理规范、秩序井然，更重金聘请德国主厨坐镇，地道德式西餐一时享誉沪宁；西京招待所设施完备、服务周全，是当时西北地界首屈一指的正规接待场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中旅社招待所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明令禁止吸食鸦片、聚众赌博的住宿之地，风气清正、环境安宁，深得追求清净雅致的旅客青睐。
如果说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是打破外商垄断的救国壮举，那么发行“旅行支票”，则是陈光甫金融智慧与民生情怀的完美交融，是划时代的创举。
1924年，中国旅行社正式推出旅行支票这一划时代的金融产品。这些票面设计十分精美、防伪技术严密的支票，可在全国各地的中旅社网点随时兑现，即便不慎遗失，也能立即办理挂失，挽回全部损失。在那个盗匪横行、货币体系混乱不堪的年代，这无疑为每一位出行的国人，配上了一把守护财产的“安全锁”。为了推广这一便民利民的举措，陈光甫还别出心裁地策划促销活动：凡购买旅行支票者，均可获赠做工精美的皮夹子等实用小礼品。
这一招顷刻间如春风化雨，迅速俘获了市场与民心。此后，为适配不同阶层民众的出行需求，中旅社又于1931年推出“旅行便利券”，设10元、20元、50元、100元四种面值，中英文版本同步发行，在国内名胜景区、各大城市乃至部分海外城市均可随时兑换现金，还能享受专属折扣优待。这一系列敢为人先的创新，既极大方便了国人出行，更在金融领域为民族企业争得了一席之地，扬了国人志气。
陈光甫办银行以“服务社会”为根本宗旨，办旅行社同样将人性化服务打磨到了极致。每年中秋前后，上海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报名者络绎不绝，一度出现蜂拥上车、争抢座位的混乱场面。陈光甫偶然目睹这一幕后，当即拍板推行改革：火车、汽车统一编排座位号，游客凭手上的号有序入座。这一创举既便于统计出行人数，又彻底杜绝了争抢乱象，在当时属全国首创，广受民众赞誉拥护，也让国人的旅行真正变得文明有序。
为凝聚稳定客源、提升服务黏性，中旅社创新性推出会员制，设立普通、特别、永久三类会员：普通会员年费仅2元，特别会员年费10元，一次性缴纳25元即可成为终身有效的永久会员。不同等级会员对应住宿、行程安排等差异化专属权益，集体旅行、交友联谊的新颖模式，深受大学生、公司职员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除核心旅行服务外，中旅社还在市内专门租借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运动场地，免费向会员开放。每逢周末，各场地人声鼎沸、朝气蓬勃，成为都市青年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的活力绿洲。
在关乎国家颜面的重大国事与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旅行社更是勇担重任，尽显民族品牌的铮铮铁骨与大国担当。1935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远赴苏联演出，1936年，中国代表团出征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全程的交通衔接、食宿安排、行程规划，均由中旅社全权统筹、专人随行照料，保障周全细致、万无一失。柏林奥运会落幕之后，中旅社还精心组织代表团成员在欧洲多国游历访问，为中国体育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对外交流，铺就了一条坚实而光彩的红毯。
为传播现代旅行文化、倡导文明新潮的生活理念，中旅社于1927年重磅创办了《旅行杂志》。这本最初为季刊、后改版为月刊的专业刊物，聘请文坛名家、旅游专家主持编撰，采用铜版纸精美印刷，配以数十幅高清实景照片，是当时中国独一无二、最具权威的专业旅游刊物。
这本杂志的分量，远比世人想象的更为厚重。它不只是简单的旅行攻略，更是一扇看遍山河、感知世界的窗口，被后人誉为“民国版Citywalk指南”。杂志始终提倡“学术的旅行，旅行的学术”，内容包罗万象、精彩纷呈：既有郁达夫、张恨水等文坛巨匠亲笔撰写的游记散文，如郁达夫笔下灵动隽永的《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也有详尽精准的铁路时刻表与交通实用资讯，更包含对各地民俗风情、人文历史的深度学术考察。
尤为珍贵的是，在抗战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艰难岁月里，《旅行杂志》始终未曾停刊。编辑部辗转桂林、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出版。它将目光深情投向祖国大后方，前所未有地聚焦西南大地，刊载了大量关于贵州、四川等地的纪实文章，真实记录了那里的自然地理、民族风俗与抗日建设实况。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它用墨香文字守护着华夏国土的山河记忆，用笔墨力量激励着国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坚定信念。陈光甫对这份刊物极为珍视，将其比作中国的《国家地理》，以文字与影像为亿万国人打开看世界、爱山河的精神窗口。
从一次受辱订票的愤然初心，到一个民族旅游品牌的傲然诞生；从银行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部门，到覆盖全国的旅行服务网络；从外商垄断、国人受轻的屈辱局面，到服务普罗大众、温暖万千民生的民族事业。陈光甫与中国旅行社，以实业救国的赤子初心、服务至上的执着坚守，在近代中国的苍茫山河间，踏出了一条完完全全属于中国人的旅行之路。这不止是一家旅行社的创业传奇，更是一段民生改善、文化觉醒、民族自立的鲜活史诗。时至今日，它依旧在时光长河中诉说着：真正伟大的事业，始于尊严，成于用心，立于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