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机场的登机口排着队，我拖着行李箱数第三次——这已经是当天第七次被中文广播温柔提醒“请出示登机牌”，声音像煮开的奶茶，不烫人，但让人一愣。手机快没电前两格，我点开相册，滑到最底：一张杭州西湖边公厕镜面倒映着自己发呆的脸，水痕全无；一张复兴号小桌板上半杯水，水面平得像块玻璃；还有一张发给哥哥的微信截图，只有一行字：“哥，我带的八包消毒湿巾，现在剩七包半。”

回程飞机还没滑行，我就开始翻这十天拍的东西。在印度新德里，我们聊中国，总像在说一部老掉牙的B级片——配乐夸张，剧情离谱，但人人爱看。哥哥说“秩序混乱”，可我在杭州地铁站看见穿校服的初中生蹲下捡起别人掉落的口罩，顺手塞进“其他垃圾”桶；朋友说“公厕不敢进”，我在断桥边那间公厕里闻到雪松味香氛，隔间门把手上还贴着新换的一次性垫膜，保洁阿姨正弯腰擦第三遍洗手池边缘。

住的那条杭州老巷子，青石板缝里没一根草刺，墙根砖缝干干净净，只有几簇小葱从陶罐里探头。房东大姐端来茉莉花茶，顺手指了指巷口小黑板：“上月卫生积分榜，我家排第二。”她笑，“社区送了两卷擦手纸，还有一包桂花糖。”我后来问清楚，那积分是真能兑东西的——不是贴纸，是实打实的牙膏、洗衣液、甚至超市代金券。

河坊街卖定胜糕的大叔，口罩戴得比手术室护士还严实，竹蒸笼掀开时白雾腾起，他左手手套、右手夹子，鸡蛋液在铁板上滋啦一声摊开，全程没碰过食材。他说杭州市场监管每天来转两趟，“健康证过期一天，摊子直接锁门”。我偷瞄他围裙内袋——露出半截蓝色塑封卡，照片底下印着“2024.03.17核发”。

在上海，我迷路那次最难忘。手机剩3%电，拦住穿蓝马甲的姑娘，她没看手机，直接掏出本子画图：圆圈是公交站，叉是红绿灯，波浪线是那条梧桐掉毛的小路。“你坐3站，下车右转，看见卖梨膏糖的老伯就到了。”她递给我一张手绘纸条，背面还用圆珠笔画了个歪歪的箭头，“他认得我，说我叫小陈。”

复兴号从杭州开往上海，我盯着窗外倒退的油菜花田，水杯没晃一下。邻座大叔用方言打电话：“……对，350，比德里那趟快车快一倍多，我闺女说，这车连泡面汤都不会洒。”他挂了电话，见我瞅着水面，咧嘴一笑：“小姑娘，不是车聪明，是轨道缝儿焊得密。”

飞机穿过云层时，我忽然想起出发前塞进行李箱的八包湿巾——现在它们安静躺在背包侧袋，像八枚没拆封的旧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