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的秋夜，鸭绿江的风已经带着凉意。

推开那家朝鲜餐厅的门，暖气混着烤肉香扑面而来。穿淡粉色长裙的姑娘迎上来，九十度鞠躬，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32度微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用游标卡尺校准过的标准。她们皮肤白皙，睫毛扑闪，托盘稳稳端在胸前，像一只只轻盈的蝴蝶穿梭在餐桌之间。

可如果你盯着她们的眼睛多看一会儿，会发现那笑容背后，藏着点什么。

是疲惫？是谨慎？还是一个关于远方的秘密？

来中国打工的朝鲜姑娘，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首先，出身要清白——三代以内不能有任何“污点”。其次，必须是大学毕业生，肚子里有墨水。第三，形象要好，肤白貌美是基本门槛。最后，还得会点才艺，唱歌跳舞弹琴，至少拿得出手一样。

“我们那批报名的有两百多人，最后选上的只有六个。”曾在丹东一家朝鲜餐厅工作的朴秀美告诉我。选上的那天，她妈哭了，她爸请全村的亲戚喝了酒。

在朝鲜，能出国打工，是光宗耀祖的事。街坊邻居会高看你一眼，父母脸上有光，将来找对象也是加分项。

可这份“荣耀”的背面，是一套外人难以想象的规矩：不能单独外出，不能随意接触外国人，不能用手机，每天晚上集体回宿舍，连逛街都要几个人一起、限时返回。餐厅和宿舍之间那条固定的路，就是她们三年里能看到的全部中国。

那么，她们到底能挣多少钱？

这个问题，我问过导游，问过餐厅经理，得到的都是礼貌而坚定的“不方便透露”。但各种信息拼凑起来，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在中国打工的朝鲜姑娘，月薪在5000元人民币左右。有的说3000到4000，有的说能达到6000——但不管多少，大部分要上缴。

“要交大使馆费、签证费，还要给国家上缴一部分，最后到手的大概1500到2000元。”朴秀美说。另一个说法是70%上缴，剩下900元左右。还有一些更极端的说法，说实际到手的只有150块零花钱，其余的都算“忠诚资金”上缴国家，等回国后再统一结算。

数字有出入，但逻辑是一致的：她们挣得比在国内多得多，但真正能自己支配的，只是一小部分。

“那你们愿意来吗？”我问。

朴秀美笑了，笑容干净得像早晨的阳光：“愿意啊。在朝鲜干一年，不如在这里干半年。”

这笔账很好算：朝鲜普通工人月薪四五百元人民币，教师、公务员算高薪也就在1000到2000元之间。来中国打工三年，省吃俭用攒下来，能带回五六万甚至十万人民币。在平壤，这笔钱可以盖新房、买家电，甚至开个小买卖。有了这笔钱，回乡后就是“有钱人”，相亲对象排着队来。

“我们每个月只花两三百块。”朴秀美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工作服，“穿这个，不用买衣服。吃住都在店里，钱都攒着。”

她的宿舍我去看过，四个人一间，简单干净。床头贴着家人的照片，桌上放着一本翻烂了的中文教材。唯一的“奢侈品”，是一个中国同事送的小镜子，背面印着丹东的风景。

在中国待久了，难免会有些比较。

她们最羡慕的，是中国女人的自由。

“在我们那儿，女人30岁还没结婚，会被议论的。”朴秀美说这话时，眼神飘向窗外丹东街头的行人，“可是在这儿，30岁的女孩还在读书、工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还有中国男人的体贴，也让她们印象深刻。在朝鲜，男人普遍大男子主义，不太做家务，也不太关心妻子的感受。但在这里，她们看到中国男人会陪老婆逛街、会带孩子、会主动分担家务。

“这边男人好。”朴秀美说这话时，声音低了下去，脸上浮起一丝羞涩的笑。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她们和中国男孩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曾经有客人递过纸条表达好感，她们只能礼貌地拒绝。

“不是不想，是不能。”

智能手机是绝对禁忌，但总有人偷偷想办法。有个姑娘在洗碗间搞“水滴电台”——把手机藏在漏水的水管后面，借水流声掩盖《甄嬛传》的播放杂音。看到甄嬛为爱情流泪，她们不解：“婚姻不是要政审吗？爱情算什么奢侈品？”

还有个姑娘，手机里存着一张偷偷下载的照片——北京天安门的照片。晚上熄灯后，她会躲在被窝里悄悄翻出来看。看完就删，下次想看再重新下载。

“就当是做梦吧。”她说，“梦见过一次长城，醒来哭了半天。”

合同期是三年。三年一到，必须回国。

回国前，她们会做一件事：把三年攒下的钱换成东西——给母亲的羊毛衫，给弟弟的崭新运动鞋，给邻居老人的点心糖果，还有印着中国风景的明信片。这些东西塞满行李箱，带回去的不仅是物件，还有一个“见过世面”的身份。

可也有一些东西，带不回去。

有个姑娘临走前夜，用钢丝球蘸洗洁精狠擦大腿内侧——那里纹着褪色的蝴蝶贴纸，是中国客人送的生日礼物。指导员警告过：“资本主义印记影响回国审查！”

还有那些偷偷藏起来的记忆：发卡、口红、小说残页……她们把这些塞进列车的座椅缝隙，让它们随列车震颤坠入图们江，成为永不归档的“边境漂流瓶”。

开往新义州的列车启动前，一个姑娘唱了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完之后，眼睛红了。

“我其实特别喜欢中国。”她说，“这里的自由，这里的方便，这里的热闹……我都喜欢。可是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鸭绿江断桥，夕阳西下，桥的影子拉得很长。

“送给你，谢谢你听我说话。”

然后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角，又变回那个礼貌得体的服务员，微微欠身：“欢迎下次再来。”

这些姑娘回国后，大多数不会再联系。微信头像再也没亮过，发的消息石沉大海。这是规矩。

但偶尔路过那家餐厅，还会想起她们。想起她们说“这边男人好”时羞涩的笑，想起她们说“梦见过一次长城”时眼里的光，想起她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时红了的眼眶。

丹东人有个说法：“她们像江上浮桥，看得见两岸，却够不着。”

她们用三年青春，换一箱旧工装。箱底或许藏着半包恰恰瓜子——唯一带得走的中国味道。

窗外的世界，她们只推开了一条缝。那一点光，够不够照亮以后的日子？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些姑娘，来过，见过，记住过。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