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连浩特的火车站，每天清晨都会有一列绿皮火车从蒙古国扎门乌德缓缓驶来。车门打开，涌下来一群提着大包小包的蒙古国姑娘。她们穿着时髦的皮靴，画着精致的妆容，操着生硬的汉语跟出租车司机砍价。

当地人早就见怪不怪：“又来了一拨‘倒姐’。”有人说她们是来旅游的，可她们从不逛景点；有人说她们是来蹭吃蹭喝的，可她们比谁都拼命。这群蒙古国姑娘，跨越国界来到中国，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二连浩特，这座被蒙语称为“海市蜃楼之城”的边境小城，是中蒙边境最大的口岸城市 。从地图上看，它像一颗钉子，牢牢楔在中国正北方。往北9公里，就是蒙古国的边境小镇扎门乌德 。

我第一次见到巴雅尔玛，是在二连浩特义乌商贸城的二楼。她正蹲在地上，面前摊开一块蓝色的毯子，上面摆满了蒙古国的皮靴、奶干、巧克力，还有一些做工精美的蒙古刀。

“这个，多少钱？”我指着一双棕色的牛皮靴子。

她抬起头，一张典型的蒙古族面孔，颧骨微高，眼睛细长，笑起来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她伸出五根手指，用生硬的汉语说：“五百，真的牛皮，蒙古来的。”

我蹲下来跟她砍价，她死活不肯降价，但又一直笑眯眯的，不急不恼。旁边一个汉族大姐凑过来小声说：“别砍了，蒙古姑娘就这样，报实价，不掺水。你要是跟她讲价讲急了，她真能把东西收起来不卖你。”

这个大姐姓刘，在商贸城开了八年店，对这群蒙古国姑娘再熟悉不过。她说：“你看见没？这满大街的蒙古国姑娘，你以为她们是来旅游的？错了！她们是来‘搬货’的。咱们这儿的东西，拉回蒙古国一转手，就是翻倍的利润。这些姑娘，个个都是‘国际倒爷’。”

刘姐告诉我，在蒙古国，一袋白面能卖到100多人民币，比中国贵一倍多 。一件普通的羽绒服，在乌兰巴托的商场里能标价两三千。而她们在中国进货的成本，往往只有售价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你别看她们穿得时髦，其实个个能吃苦。”刘姐指了指巴雅尔玛的手，“你看那双手，糙得跟砂纸似的，都是打包扛货磨出来的。”

巴雅尔玛似乎听懂了我们在议论她，抬头冲我笑笑，又低下头继续整理她的皮靴。

我注意到她的行李箱——那种老式的大号帆布拉杆箱，四个轮子已经磨得只剩半个，箱体上贴满了不同年份的托运标签。她身边还摞着三个同样的箱子，用打包带捆得结结实实。

“这几个箱子，加起来得有上百斤。”刘姐说，“她们一个人扛四个箱子，从二连扛到扎门乌德，再从扎门乌德扛回乌兰巴托。一年来回几十趟，你说这是什么劲头？”

我突然对这个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群跨越国界的蒙古国姑娘，她们为什么来中国？她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们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赚钱吗？

要理解这群蒙古国姑娘为什么涌入中国，得先看看她们身后的那个国家。

蒙古国，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面积156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340万 。这里地广人稀，矿产丰富，但工业基础极其薄弱 。乌兰巴托，这个全国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挤着全国45%的人口 。

但这座城市，并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冬天，乌兰巴托被煤烟笼罩，郊区的贫民窟里，人们住在蒙古包里，靠烧木头和煤炭取暖。失业率高企，酗酒成风，许多家庭靠女人撑起一片天。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蒙古国，每年60%到80%的大学毕业生是女性 。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她们聪明、勤奋、有上进心。可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根本容不下这么多高学历女性。

蒙古男人呢？一篇2005年的报道显示，在蒙古的城市，妇女除了同男人一样上班工作外，还要料理家务、抚养子女、照顾丈夫，很多蒙古男人不管家务，事事要女人照顾 。传统游牧文化留下的“大男子主义”，让许多蒙古男人习惯了被伺候，却不愿意扛起家庭的责任。

“很多女人选择不结婚，就是希望少养个男人。”在乌兰巴托待过多年的翻译李霞说，“很多女工没结婚就有两三个孩子，但孩子的父亲可能不是同一人。在蒙古国，不结婚的女人在娘家生孩子很普遍，没人嚼舌头。”

这样的社会环境，逼着蒙古国女人必须自立。她们需要一个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一个能靠双手改变命运的地方。

而中国，尤其是仅一墙之隔的二连浩特，成了她们的首选。

第二天清晨六点，我再次来到二连浩特火车站。

天还没完全亮透，站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几十个蒙古国姑娘。她们有的坐在行李箱上啃干粮，有的对着小镜子补妆，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笑声清脆。

六点半，第一列国际列车进站。车门打开，女孩们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每人手里都拖着至少两个大箱子，背上还背着鼓鼓囊囊的双肩包。她们脚步匆匆，目标明确，直奔商贸城。

我跟着一个叫乌云高娃的姑娘走进义乌商贸城。她今年28岁，来自乌兰巴托，做中蒙贸易已经五年了。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乌云高娃用磕磕绊绊的汉语告诉我，“汉语不会，砍价不会，连哪个东西好卖都不知道。第一次进货，进了两箱巧克力，结果在蒙古卖不出去，全砸手里了。”

她说着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后来我学聪明了，先看别人买什么，跟着学。现在我知道，中国产的羽绒服、毛衣、袜子，还有小孩子玩具，在我们那边最好卖。”

她的采购清单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蒙文，旁边标注着数字。她先在一楼看袜子，抓起一双摸一摸，翻过来看看针脚，然后跟老板讨价还价。最终以每双三块五的价格，拿了两百双。

“这个价，在我们那边能卖到一万图格里克，合人民币二十多块。”她小声跟我说，脸上带着藏不住的笑意。

接着是二楼的女装、三楼的家居用品、四楼的电子产品。乌云高娃像一只勤劳的蚂蚁，一家一家扫货，一笔一笔砍价，一件一件打包。她的四个箱子很快装满了，她又去买了一卷胶带，蹲在走廊里自己打包。

我问她累不累，她擦了擦额头的汗，说：“累，但是高兴。跑一趟，能赚两三千块。在我们那边，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

中午十二点，她坐在商场门口的台阶上，就着矿泉水吃一块干粮。那就是她的午饭。

“下午还要去一趟物流园，把货发走。”她说，“晚上七点的火车回扎门乌德，明天一早到乌兰巴托。后天还要再过来。”

每周跑两趟，一趟赚两三千，一个月下来，就是两三万。这在人均GDP四千美元左右的蒙古国，简直是天文数字 。

但这份钱，每一分都是汗水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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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连浩特待了几天，我渐渐发现，这些蒙古国姑娘的“目的”，并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

“你看那个穿红衣服的，她嫁给了咱们这儿一个开超市的。”刘姐指着远处一个正往三轮车上搬货的蒙古姑娘，“结婚三年了，孩子都会跑了。”

这个姑娘叫斯日古楞，今年32岁，丈夫姓赵，在二连浩特开了家小超市。他们的故事，得从五年前说起。

那时候斯日古楞刚来二连浩特，在一家蒙货商店打工。老赵的超市就在隔壁，每天进货出货，总打照面。老赵离过婚，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她那时候汉语不好，买东西说不清楚，我帮她跟店主砍价。”老赵提起往事，憨厚地笑，“后来熟了，她跟我说想租房子，我就帮她找。找着找着，就找到我家里来了。”

斯日古楞在旁边听，脸红了，用手肘捅老赵：“别瞎说！”

老赵正经起来：“说真的，我看上她，是因为她能干。你们不知道，她刚来那会儿，白天在店里上班，晚上还去烧烤摊帮忙串串子，串一串五毛钱，她能串到凌晨一两点。我就在想，这女人，能吃苦，会过日子，娶回家肯定没错。”

斯日古楞嫁过来的时候，没要彩礼，也没要求买房。老赵给她两千块钱置办嫁妆，就算是彩礼了 。这在动辄三五十万彩礼的当下中国，简直不敢想象。

“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讲究。”斯日古楞说，“男人对你好，肯回家，肯带孩子，就够了。”

这句话，说出了很多蒙古国姑娘的心声。

在蒙古国，大男子主义盛行，很多男人下了班不回家，跟朋友喝酒喝到半夜 。女人不仅要上班赚钱，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活活累成“单亲妈妈”。

而在中国，她们发现男人们下班就往家跑，帮着做饭带孩子，工资卡交给老婆管。这种踏实和体贴，对她们来说，比什么都珍贵。

除了斯日古楞，我还认识了琪琪格。

琪琪格的故事更传奇。她原本是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学生，13年前遇到了来乌兰巴托旅游的中国小伙贺希格 。当时贺希格在她学校的英文课上，跟老师用英语辩论，把老师都辩倒了。琪琪格一看，这男人有才华！

两人恋爱、结婚，琪琪格跟着贺希格回到二连浩特。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容易。她吃不惯炒菜，一吃就吐；用不惯筷子，拿着筷子又笑又皱眉 。贺希格带她吃火锅，她回家吐得昏天黑地。

但琪琪格没抱怨，她学着做中国菜，学着用筷子，学着适应这个陌生的国家。现在，她在二连浩特开了家蒙货商店，儿子都九岁了。她依然不太理解中国人的“餐桌文化”，为什么一群人吃完饭要抢着买单，推推搡搡像打架一样。但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中国男人踏实，有才华，对家庭负责。”琪琪格说，“这就够了。”

但跨国婚姻，远不止是“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

图雅的故事，让我看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碰撞。

图雅嫁给张学兵后，生了个儿子，取名阿德勒，是蒙古语“英雄”的意思。张学兵给儿子取了个汉语名字——张宏宇，“希望他的志向像宇宙一样宏大高远。”

儿子两岁的时候，矛盾来了。

按照张学兵老家集宁的习俗，孩子过了满月就要剃胎头。可图雅坚决不同意，在蒙古国，男孩通常要到三岁才能剃头。到了奇数岁数，要选吉日请德高望重的喇嘛来剃，这叫“乌日波”仪式，祝福孩子成为男子汉。

两口子为这事争执了好几次，最后张学兵妥协了。下个月，阿德勒就满三岁了，图雅会带他回乌兰巴托举行“乌日波”。

还有一件事，让图雅很不理解：在中国，陌生人给孩子零食，当爸的要训斥孩子不许要。

“在蒙古这很正常，孩子喜欢就可以吃。”图雅说。

朋友给她解释：一是怕孩子养成吃零食的习惯，二是不想随便接受别人恩惠，三是怕被坏人用零食拐走。图雅听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

这些文化上的碰撞，每天都在发生。但图雅和丈夫都在学着适应对方。张学兵尊重蒙古的育儿习俗，图雅也学会了理解中国人的“警惕”。

另一对夫妻，苏日玛和张贵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磨合。

苏日玛是个苦命人。原本和前夫在扎门乌德开商店，2003年前夫出车祸去世，她一个人打苦工养活儿子 。在建筑工地上，她搬砖、拉沙土，单手能拉一小推车的砂石，力气大得让男人们侧目。

张贵林在工地上开搅拌机，看她一个女人这么拼命，心里不是滋味。他给她带饭，帮她搬砖，两个人慢慢走到了一起。

现在他们住在二连浩特一间15平米的出租房里，虽然挤，但张贵林觉得很知足：“她手巧，会做莜面窝窝，能搓出两层，一层摞着一层，我房东的老婆都不会。”

苏日玛也说，她最喜欢丈夫“下班就回家”，让人安心 。

这些跨国婚姻，没有童话里的浪漫，却有最真实的温暖。

除了经商和结婚，还有一些蒙古国姑娘，是被中国的善意“留”下来的。

布尔干的故事，是我在采访中听说的最感人的一个。

2014年10月，布尔干两岁多的儿子别力古台在蒙古国因一场意外事故重度烧伤，面临截肢的危险。当地的医院治不了，布尔干变卖家产，带着孩子来到北京304医院。

手术费初步预算20多万。对这个已经倾家荡产的家庭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消息传开后，在中国的蒙古国留学生自发组织捐款。接着，内蒙古的青年音乐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珍爱互爱生命”爱心义演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北京的、内蒙古的、天津的、新疆的、青海的、辽宁的，无数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伸出援手。

到第二次手术时，捐款已经筹集了近70万元 。

别力古台的腿保住了。当孩子从病痛中恢复过来，第一次露出笑容时，布尔干哭了。

“2014年，来自中国各地的无数好心人，帮助了我的孩子，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事。”布尔干说，“在北京的蒙古国留学生听到我们的消息以后，轮流过来给我们当翻译，也送来了10余万元的现金。孩子因此也顺利的做了第二次手术，开始笑了。作为孩子的母亲，非常感激帮助过我们的人。真心说一声‘感谢’。”

这件事之后，布尔干留在了中国。她说，这里的人给了她孩子第二次生命，她想让孩子在中国长大，记住这份恩情。

像布尔干这样，因为感动而留下的蒙古国姑娘，还有很多。

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么多蒙古国姑娘来到中国，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

经商，是为了活下去。

结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留下，是因为这里值得。

这些“目的”，说穿了，就是一个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过得好一点，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在二连浩特的最后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刚下火车的蒙古国姑娘。她叫娜仁，二十出头，第一次来中国。她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站在站前广场上，有些茫然地四处张望。

我上前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她听懂了我的话，用磕巴的汉语说：“商贸城，怎么走？”

我给她指了路。她道了谢，拖着箱子，一步一步往商贸城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和千千万万个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人一样，倔强而孤独。

我忽然想起乌云高娃说过的一句话：“我知道很累，但我喜欢这里。在这里，努力就能赚到钱，就能改变命运。”

这大概就是她们来到中国最真实的“目的”。

不是为了旅游，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用汗水，换一个更好的明天。

在二连浩特的国门景区，有一块界碑。碑的这面写着“中国”，碑的那面是蒙古国。

每天，有无数的蒙古国姑娘，拖着大包小包，从那边跨到这边，又从这边回到那边。她们像候鸟一样，在两国之间往返穿梭。

有人问：这么多蒙古国姑娘来中国，对蒙古国是好事吗？

有人担心：蒙古国本就女多男少，大量女性流失，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

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每一个跨过国门的蒙古国姑娘，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在等着她带回去的货物、赚回去的钱。她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那个家的希望。

正如张贵林说的：“苏日玛能吃苦，肯定会过日子。”

这大概是所有蒙古国姑娘的共同标签，她们能吃苦，她们会过日子，她们为了生活，可以付出一切。

在国门线上，在火车站的清晨，在商贸城的走廊里，我一次次看到她们的身影。她们笑着，说着，奔跑着，扛着比人还高的箱子，挤上返程的火车。

她们不抱怨，不诉苦，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跨越那道国界。

从草原北边，到草原南边。

从过去，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