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挪威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

我拖着两个超重的行李箱，艰难地在候机大厅里挪动。箱子里装满了样品，几百顶各式各样的假发，刚从安徽老家的工厂生产出来，准备带给北欧的客户看。

就在这时，一个金发女孩急匆匆地跑过来，差点撞翻我的行李箱。

“Unnskyld! Unnskyld!”（抱歉！抱歉！）

她气喘吁吁地停下，然后目光落在我的行李箱上，准确地说，是落在我行李箱上贴的那张“安徽太和发制品”的标签上。

女孩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你是中国人？从太和来的？”她用蹩脚的英语问，语气里透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点点头，有些困惑。

女孩接下来的动作让我目瞪口呆，她掏出手机，打开计算器，飞快地按出一串数字，然后把屏幕怼到我面前：

“在中国买一顶假发：1000元人民币。在挪威买同样的假发：3000克朗（约2000元人民币）。我这次去中国，要买10顶！”

然后她眨了眨眼睛，压低声音说：“别告诉我朋友。她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去旅游的，但其实我们行李箱里塞的全是假发。”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撞破了一个席卷整个北欧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要从我老家那个不起眼的小镇说起。

我叫李建平，今年四十二岁，安徽阜阳太和县马集镇人。

在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世界假发看中国，中国假发看太和”。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太和县马集镇是全国最大的人发原材料集散地，原料份额占全国市场的70%，也是全国四大发制品生产基地之一。

从小，我就在头发堆里长大。

八十年代，爷爷那一辈人就开始骑着自行车走南闯北收头发。用针头线脑换辫子，收够一百斤就回家，一趟要好几天，一天骑三百多里地。那时候收来的头发，简单清洗整理后，卖给戏班子做假发用。

到我爸那辈，镇上开始有了家庭作坊，把头发加工成发条、发帘。再后来，村里通了路，通了网，作坊变成了工厂，工厂变成了公司。

如今，我们马集镇有4000多家从事发制品加工、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个体户，规上企业49家，一般纳税人464家，个体加工户3900多家。2024年，整个镇的产值超过一百亿，出口额1.2亿美元。

走在镇子上，路名都带着“发”字：发源大道、发展路、发艺路、发达路。两侧厂房林立，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打发、叠帘、清洗、消毒、造型、缝制、修剪、打理、包装。一线工人多是周边村民，平均月薪五千以上，熟练工能拿八千到一万。

两万人在这个镇上从事毛发行业，带动周边近六万人就业。

我们生产的假发，销往世界各地。非洲、北美、欧洲，都是大市场。非洲姑娘喜欢浓密卷曲的化纤发，欧美客户偏爱柔顺自然的人发。

但大概五年前，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来询价的挪威客户突然变多了。

不是那种大批量批发的订单，而是零零散散的个人买家。她们往往一次要三五顶，十几顶，要的都是中高端的人发产品，却不愿意走国际快递，非要亲自来中国取。

“运费太贵，还可能被海关扣。”她们总是这么说。

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她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来买假发的。

2023年秋天，我接待了第一个“旅游”的挪威女孩。

她叫英格丽，二十五六岁，金发碧眼，，标准的北欧长相。通过邮件联系我的时候，她说自己是来中国旅游的，顺便“看看假发样品”。

见面那天，她拖着一个巨大的空行李箱，直接进了我的样品间。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英格丽试戴了不下五十顶假发。金色、棕色、黑色、红色；长发、短发、卷发、直发；lace front、full lace、monofilament……每一种她都要仔细端详，拍照，对比。

最后，她选了八顶。

结账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买这么多？”

英格丽沉默了几秒，然后指了指自己头顶：“你看我现在的头发，怎么样？”

我仔细看了看。她的金发看起来很正常，蓬松、柔顺、有光泽。

“把手机手电筒打开，对着我的头顶照。”她说。

我照做了。灯光下，我看到了头皮，准确地说，是稀疏到几乎能看见头皮的发缝，还有发际线处细软得近乎透明的绒毛。

“我才二十五岁，”英格丽苦笑，“但从十八岁开始，我的头发就一直在掉。挪威的冬天很长，阳光很少，水质硬，压力大……医生说这叫‘北欧女性脱发综合征’，没有特效药。”

她告诉我，在挪威，脱发是一个巨大的禁忌话题。

“我们看起来都是金发美女，对吧？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头发是假的。”英格丽压低了声音，“我最好的三个闺蜜，都在用假发或者接发。但我们从来不讨论这个。在公司里，在派对上，我们假装自己的头发天生就这么厚、这么长。如果有人发现你戴假发，那种目光……你懂的。”

我点点头。在中国，脱发也是个敏感话题，“地中海”发型常被调侃，假发一度和“见不得人”画等号。

“可是在中国买假发，比在挪威便宜太多了。”英格丽的眼睛亮了起来，“同样的品质，这里只要一千多人民币，挪威要三四千克朗。我这一趟，机票钱省出来了，还够我再买几顶。”

她算了笔账给我听：挪威人均GDP接近九万美元，是中国的将近九倍。用挪威克朗买中国货，简直像打折一样划算。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没人认识她。她可以大大方方试戴、挑选、讨价还价，不用担心被人指指点点。

“回国的时候，我会把假发塞进行李箱，没人知道我来中国到底干了什么。”她狡黠地笑了，“他们都以为我只是去旅游。长城、故宫、熊猫……顺便买点丝绸和茶叶。”

临走时，英格丽加了我的微信。她说，回去后会帮我介绍“有需要”的朋友。

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介绍”，后来变成了一个滚雪球般的生意。

英格丽回去后的第一个月，她的三个闺蜜加了我微信。

第二个月，又有五个挪威女孩通过她找到我。

第三个月，我的微信里已经有了二十多个挪威客户，清一色的二十到四十岁女性。

我开始认真研究这背后的门道。

从挪威的进口数据来看，假发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包括中国、印尼、孟加拉国、瑞典和意大利。2024年，挪威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假发产品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年复合增长率在2020到2024年间达到9.61%。虽然2024年增速略有放缓至0.66%，但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当然，这只是官方统计。真正的个人“代购”数据，根本无法统计。

我又查了脱发率的数据。根据世界人口评论的统计，挪威男性脱发比例约为31.8%。女性脱发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欧洲女性脱发问题同样严峻，自身免疫疾病、遗传、激素失衡、压力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脱发。

更重要的是，假发正在从一个“功能产品”变成“时尚配饰”。

全球假发和接发市场2024年价值约99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将达到343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4.7%。推动增长的因素包括：个人护理支出增加、社交媒体和名人文化影响、对脱发的接受度提高、以及产品技术的进步。

在挪威，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漫长的冬季和稀缺的阳光。

北欧国家冬季漫长，日照时间短，维生素D缺乏普遍，而维生素D缺乏与脱发有一定关联。再加上水质偏硬、室内外温差大导致的头皮敏感，很多挪威女性在冬季会经历明显的季节性脱发。

“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我的‘假发季’。”我的客户卡娅告诉我，“那几个月我的头发掉得最厉害，必须靠假发撑场面。”

她还透露了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在挪威，很多女性拥有不止一顶假发。日常款、派对款、工作款、约会款……就像换衣服一样换假发。

“但这件事，只能在家里、在闺蜜面前做。”卡娅强调，“在外面，我们必须是‘天生丽质’。”

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宁愿千里迢迢飞到中国，宁愿假装是来旅游，也要亲自来买假发，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保密。

随着接触的挪威女孩越来越多，我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

索菲，二十八岁，银行职员。

她在二十四岁那年被诊断出甲状腺疾病，之后开始严重脱发。发际线后退，头顶稀疏，她试过各种生发产品，都没用。

“我差点抑郁。”索菲说，“每天早上梳头看到掉落的头发，晚上洗澡又是一把，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怪物。”

后来，她第一次尝试戴假发。那天她去见客户，客户夸她“今天的发型很漂亮”，她躲在洗手间哭了很久。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离开过假发。”索菲告诉我，“它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在银行这种地方，形象太重要了。客户愿意相信一个头发茂密的信贷经理，而不是一个看起来‘有病’的女人。”

她现在有三顶假发：一顶及肩的棕色直发，工作用；一顶金色的长卷发，约会用；还有一顶黑色的短发，备用。

每顶都是在太和买的。

艾玛，三十五岁，两个孩子的妈妈。

产后脱发让她原本浓密的金发掉了近一半。发际线后退，发缝变宽，她试过各种生发精华、头皮按摩、维生素补充剂，效果甚微。

“我老公说他不在乎，但我在乎。”艾玛说，“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十岁。我才三十五，不想像个老太婆。”

她开始用接发。但接发需要定期维护，很麻烦，而且对原有头发有损伤。后来她发现了“假发”这个选项。

“我现在出门必戴假发。接孩子、逛超市、和朋友喝咖啡，都要戴。”艾玛说，“只有晚上睡觉前，才摘下来，面对真实的自己。”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出了一丝无奈。

海伦娜，四十二岁，律师。

她是最早一批找我买假发的挪威客户，如今已经是老主顾了。

海伦娜的脱发从三十多岁就开始了。作为律所的合伙人，她经常要出庭、见客户、参加行业会议。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她已经够艰难了，不想再因为脱发被人“看低”。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海伦娜告诉我，“有一次，我和一个同行吃饭，聊到假发这个话题。她说她从来不用假发，觉得那是‘不诚实’。但她那一头浓密的金发，我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我们俩大笑。

“在挪威，假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海伦娜总结道，“每个人都认识用假发的人，但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而那些用假发的人，也假装自己的头发是真的。整个社会都在维持这个默契。”

所以她选择来中国买假发。“在这里，没人认识我，不用演戏。我可以大大方方说：‘我是来买假发的，帮我推荐几款。’这种感觉……很自由。”

“为什么非要来中国买？”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答案其实很简单：品质、价格、选择。

先说品质。

中国假发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原材料收购到深加工，从设计研发到全球销售，各个环节都非常成熟。

以我们太和为例，原材料收购网络覆盖全国，甚至延伸到东南亚和欧美。最好的头发来自印度寺庙的捐献，那些头发未经化学处理，发质极好。这些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分拣、清洗、消毒、染色、造型，最后变成一顶顶精美的假发。

技术上，我们已经能做到全蕾丝、前蕾丝、单纤帽胚等各种工艺。戴上去透气、舒适、逼真，发丝方向自然，分缝处看不出破绽。

再说价格。

假发在欧洲卖得贵，有多方面原因。进口关税、物流成本、中间商加价、品牌溢价……一环扣一环。同样一顶假发，在中国出厂价1000元，到挪威商场里可能就标价3000克朗（约2000元人民币）。如果算上挪威的人均收入，这个价格对当地人来说不算离谱，但和中国价格一比，差距就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选择。

欧洲市场虽然也有假发店，但款式有限，颜色单一，尺寸固定。想要定制？可以，价格翻倍，等上三个月。

但在中国，尤其是太和这样的假发产业集聚区，你可以找到几千种不同款式、颜色、长度、材质的假发。想要真人发？有。想要合成纤维？也有。想要混合发？照样有。

想要定制？没问题。提供头围尺寸、想要的发型照片、颜色样本，几天就能做出来。

“在挪威，买假发像买药。”一个客户这样形容，“在太和，买假发像逛超市。”

这种体验上的差距，足以让她们愿意飞半个地球。

2025年夏天，我接待了最大规模的一批“旅游团”，六个挪威女孩，组团来中国，第一站就是太和。

她们提前一个月和我约好时间，订好了行程。在太和待两天，然后去北京、西安、上海玩两周，最后从上海飞回挪威。

这两天里，她们住在镇上的小旅馆，吃街边的牛肉汤、板面、烤串，乐不思蜀。

但最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我的样品间里。

六个女孩，每个人都试了不下几十顶假发。她们互相拍照、互相点评、互相“种草”。看到对方戴某一款特别好看，就会立刻说：“这个款式我也要一顶！”

那两天，我的样品间里欢声笑语不断。她们不再是矜持的北欧女性，而是叽叽喳喳的普通女孩，讨论着哪款显脸小、哪款显年轻、哪款适合约会。

“在中国，我们终于可以大声讨论假发了。”其中一位对我说，“这种感觉太棒了。”

临走时，她们每个人都买了至少五顶假发。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托运的时候差点超重。

“回去怎么跟家人解释？”我问。

“就说在中国买的衣服、茶叶、丝绸。”她们狡黠地笑了，“假发的事，我们自己知道就行。”

送她们去高铁站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突然回头，认真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在我们那儿，戴假发是有‘羞耻感’的。因为它意味着你‘有缺陷’，意味着你‘不够完美’。但在中国，我见到那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大大方方戴假发。理发店里挂着假发，商场里摆着假发，网上到处都是假发广告。好像……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难道不是吗？”我反问。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为什么不能是正常的呢？”

假发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美丽”二字。

一根头发，从印度寺庙被剃下，经过层层交易，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太和的工厂里经过几十道工序，变成一顶精美的假发，然后被挪威女孩买走，戴在头上，帮她找回自信。

这个过程里，有无数人的生计，无数人的梦想。

我们镇上的工人们，靠这一根根头发养家糊口。隔壁村的小芳，在假发厂干了三年，用攒下的钱供弟弟上大学。镇上的老张，做假发生意二十年，从走街串巷的货郎变成了进出口公司的老板。还有那些从广州回来创业的年轻人，把电商做起来，让太和假发销往全世界。

而对于那些挪威女孩来说，一根根头发带来的，是走出家门的勇气，是面对客户时的底气，是对镜自照时的一丝欣慰。

海伦娜告诉我，她最贵的一顶假发，花了6000克朗（约4000人民币），是用印度真人发做的，蕾丝边，可以随意分缝，戴上去就像自己长出来的头发。

“我戴它去出庭，胜诉率特别高。”她开玩笑说，“因为我觉得自己看起来特别‘可靠’。”

索菲则说，她的第一顶假发，帮她熬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生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头发，失去了自信。”她说，“但戴上假发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还是可以掌控一些东西的。比如，我今天想以什么样子示人。”

假发，不只是假发。它是盔甲，是面具，是另一种形式的“我”。

今年六月，我受几个老客户邀请，第一次去了挪威。

奥斯陆的夏天，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和我想象的“阴冷北欧”完全不同。

海伦娜开车来接我。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金色的长卷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如果不是知道底细，我绝对想不到那是假发。

“漂亮吗？”她捋了捋头发，“去年在你那儿买的，编号NW-27。我最爱的一款。”

我们去了她家。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本相册。海伦娜翻开给我看，里面是她不同时期的照片，短发、长发、直发、卷发，风格各异。

“每一张照片里，头发都不一样，对吧？”她笑着指给我看，“这些都是假发。我收集了十几年。”

她又打开衣柜，里面整齐地挂着十几顶假发，像一排精致的帽子。

“这是‘日常款’，这是‘约会款’，这是‘派对款’，这是‘出差专用款’……”她如数家珍，“每一顶都有故事，每一顶都是我的‘分身’。”

晚上，海伦娜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大家聊起我来挪威的目的，有人开玩笑说：“李先生是来考察市场的吧？我们这儿可是假发消费大国。”

众人哈哈大笑，毫无芥蒂。

我有些惊讶。三年前，英格丽还跟我说，假发在挪威是个禁忌话题。怎么现在可以这样公开谈论了？

海伦娜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这几年，情况在慢慢改变。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博主开始公开谈论自己戴假发，分享假发心得。凯蒂·佩里在Instagram上摘掉假发，Kylie Jenner戴着假发走红毯。假发正在变成一个‘时尚单品’，而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另一个女孩补充道：“而且，你知道吗？中国假发的品质越来越好，戴上去太自然了。有时候我们几个闺蜜一起去吃饭，会互相猜对方今天戴的是不是假发，结果谁也不敢肯定。”

“所以，那个禁忌正在被打破。”海伦娜总结道，“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讨论它了。”

离开挪威那天，海伦娜送我去机场。

在候机大厅，她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给你的。”

打开一看，是一张照片，六七个挪威女孩，站在长城上，笑靥如花，每个人都顶着不同的发型。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谢谢中国，给了我们头发，也给了我们笑容。”

“这是上次组团去你那儿的几个姐妹。”海伦娜说，“照片里每个人的假发，都是在太和买的。我们建了个群，叫‘旅行团’。每次有人要去中国，就会在群里喊一声：谁需要代购假发？”

她顿了顿，又说：“你知道吗，那个群现在已经有八十多人了。都是挪威女孩，都‘只是去中国旅游’。”

我忍不住笑了。

飞机起飞时，我望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奥斯陆，想起了一个画面：

在太和镇的一家假发厂里，工人们正在包装一批即将出口的假发。包装盒上印着“Made in China”。这些盒子，将被塞进一个个旅行箱，跟着它们的女主人，飞越欧亚大陆，从中国腹地的小镇，来到北欧峡湾的国度。

行李箱里，装的是假发。

行李箱外，装的是秘密、是希望、是重新找回的自信。

而那些“只是去中国旅游”的挪威女孩，用这一趟趟跨越半个地球的旅程，悄悄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

回到太和后，我又收到一条微信，是索菲发来的。

“李先生，下个月我表妹要去中国玩。她让我问你：能不能加个微信？她也想‘顺便’买几顶假发。”

我回复了一个“OK”的表情。

窗外，工厂的机器还在轰鸣。一根根头发，从这里出发，去往世界各地。

去找它们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