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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涌向巴西的阿根廷游客数量预计将迎来爆发，甚至可能打破2025年创下的纪录。这一现象植根于阿根廷旅游业的历史、中产阶级的扩张及其与货币汇率的关系之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度假的构想。

由此衍生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诉求：历史悠久的“度假权”已升级为一种“出国权”。

这种欲望建立在持续消费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揭示了其背后的代价：去年，该国因出境游流失的美元，甚至超过了能源贸易顺差所赚取的外汇。

2025年2月，巴西媒体《Exame》报道称，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一家迪卡侬分店在上个月创下了该品牌全球销售纪录，其业绩在遍布76个国家的5000多家门店中拔得头筹。

在货架被清空、满载购物车的队伍排成长龙的照片旁，该报道给出了明确解释：

造成销量激增的原因是阿根廷游客蜂拥而至，他们构成了当月90%的客源。

这家商店每天接待4000至5000名顾客。该品牌高管指出，巴西雷亚尔与阿根廷比索之间的汇率差异是主要动因。

弗洛里亚诺波利斯迪卡侬发生的“扫货”潮，仅仅是巴西旅游旺季创纪录的一个缩影。

2025年1月，共有63.21万名阿根廷人越境前往邻国，比上一年同月增长了83.8%。

巴西占据了阿根廷出境游30%以上的份额，紧随其后的是智利和乌拉圭。若将所有国际目的地合计，仅在1月就有近200万阿根廷人出国旅行；截至10月，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局统计的出境人数已近1000万，创下历史新高。究竟从何时起，又在何种条件下，阿根廷人如潮水般涌入巴西海滩成了一种常态？

要探讨阿根廷人的出境游，首先必须追溯阿根廷历史悠久的旅游传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主要公路铺设完成，到四十年代末庇隆主义政策的推动，国内旅游业实现了飞跃。

正如埃莉萨·帕斯托里扎和胡安·卡洛斯·托雷在书中所述，从那几十年开始，马德普拉塔成为了阿根廷人的梦想之地。与此同时，这位女作家与梅利娜·皮利亚也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是庇隆主义社会旅游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这不仅因为他们更有条件利用这些优势，也因为除了工人旅游的政治意义外，当时还有专门针对该阶层的政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标志着中产阶级在大西洋沿岸旅游的鼎盛时期，即便在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阿根廷当时也几乎实现了充分就业。

漫画家季诺笔下的玛法达及其家人的海滩假期，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若将所有国际目的地合计，仅在2025年1月，就有近200万阿根廷人出国旅行；截至10月，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局统计的出境人数已近1000万，创下历史新高。

那时，只有少数人开始前往巴西旅行。但在连通性和价格方面，当时的情况无法与今日同日而语。例如，自驾前往非常困难。我的父亲总是讲述他在1970年和朋友的一段史诗般的旅程：他们驾驶一辆托里诺汽车一路开到了里约热内卢。穿过乌拉圭的崔边境进入巴西后，有一段路甚至直接就在沙滩上行驶。

此后不久，一系列基础设施工程相继启动，永久性地改变了前往乌拉圭和巴西的旅行方式。上世纪七十年代，查科-科连特斯大桥、科隆-派桑杜大桥、瓜莱瓜伊丘-弗赖本托斯大桥以及萨拉特-布拉索拉戈大桥等相继落成。

巴西方面也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如1975年开通的巴西第一条高速公路“Freeway”，连接了阿雷格里港与奥索里奥，极大便利了通往南里奥格兰德州北部海岸及圣卡塔琳娜州海滩的交通。航空连通性也有所改善，到了九十年代初，一系列全球性的变革更是降低了机票成本。

在竞争中，巴西海滩很快展现出一系列优于阿根廷海滩的因素。在像我们这样的温带气候国家或地区，人们通常会远离极地去海边，但由于我国的地理特征，大多数人的做法恰恰相反：要去海边必须向南行，那里逻辑上会更冷。

在巴西，情况则截然不同：无需一路向北，仅需抵达圣卡塔琳娜州的沙滩即可，这里距离阿根廷边境不远，且享誉国际。

此外，在阿根廷最大的15个城市群中，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距离海滩相对较近。

对于科尔多瓦的一个家庭来说，前往大西洋沿岸意味着超过1000公里的旅程。对于波萨达斯和雷西斯滕西亚的居民而言，巴西海岸比马德普拉塔更近；而对于阿根廷西北部的城市来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海滩与前往圣卡塔琳娜州海滩的距离相当。智利和乌拉圭也是与大西洋沿岸竞争的邻国选项。而巴西终究是巴西：它的海滩、文化、音乐，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近几十年来，国内旅游与出境旅游之间的竞争出现了一个决定性因素：汇率。

正如施泰因加特、特龙贝塔和贝尔廷的一项研究指出，出境游的增长与美元价格成反比。1979年至1981年的“甜钱”时期标志着出境游的首次增长。但正是在九十年代，随着兑换计划的实施和长达十年的廉价美元政策，出国旅游现象最终得以巩固：1990年至2000年间，阿根廷人每年的出境人数增长了106.5%。而在最后这一年，巴西占到了近500万出境人数的35%。

当时的媒体最初对这一话题感到惊讶，随后便开始开设增刊和专栏进行报道。1993年，除了《号角报》对阿根廷海滨浴场的传统夏季报道外，还增加了关于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现场报道。

1993年1月的一篇报道标题便写道：卡纳斯维埃拉斯，“巴西的布里斯托”，被阿根廷中产阶级占领。

这篇报道借用阿根廷读者熟知的旅游地标——马德普拉塔的布里斯托海滩，来介绍这个新兴的时尚目的地。同时，与九十年代另一个经典目的地迈阿密不同，巴西南部的海滩更具大众色彩，因为不仅可以乘飞机抵达，还可以通过陆路前往。2004年，半数入境邻国的游客是通过自驾方式完成的。

九十年代的出境游热潮带来了多重后果。首先，阿根廷本土旅游业陷入危机。最初几年，它仍能以较低的速度增长，但经济衰退加上“一比一”汇率政策的维持，导致该行业在九十年代末出现下滑。

1993年，在《号角报》对阿根廷海滨浴场的夏季报道之外，增加了关于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现场报道。当年1月的一篇报道标题写道：卡纳斯维埃拉斯，“巴西的布里斯托”，被阿根廷中产阶级占领。

此外，出境游也成为区分中产阶级中“赢家”与“输家”的消费指标之一，即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出国度假、购买进口产品及其他时代性消费的人，与那些受经济危机影响更深的人。然而，这两个群体实际上相互渗透、交织。

事实上，出国度假与经历危机在中产阶级的体验中是互补且重叠的。我们开头提到的迪卡侬“扫货”现象，只能通过两个变量的结合来理解：

一个习惯于在危机中生存的中产阶级，一旦汇率有利，便会尽可能地抢购，因为没人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作为一个在九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我也亲历了那场热潮和过山车般的起伏。94年我们要去了迪士尼，之后我父亲因“龙舌兰效应”经济拮据了两年，但到了97年我们第一次去了弗洛里亚诺波利斯，99年又开着雷诺19重游故地。这些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四年前，我也和我的家人第一次踏上了自驾游的旅途。

九十年代改变了广大中产阶级对度假的认知。出国旅行几乎变成了一种刚需。

由此衍生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诉求：历史上阿根廷人享有的度假权，已经异化为一种“在国外度假的权利”。

九十年代改变了广大阿根廷中产阶级的度假观念。出国度假，尤其是去巴西，从一种偶发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持续的消费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对部分中产阶级而言，出国旅行几乎成了一种必需品。这种“类刚需”衍生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权利诉求：阿根廷人历史上享有的度假权，已经异化为一种“在国外度假的权利”。

几年前，我在科连特斯省的帕索-德洛斯利布雷斯国际口岸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许多在那儿等候的阿根廷人对没有更多移民局工作人员来加快通关速度感到愤怒。诚然，一月的酷热会让那个路口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但这不仅仅是抱怨。这些人组织起来抗议，走到一个个窗口前，要求与负责人对话。

这不是单纯的牢骚，而是一种感到权利受到侵犯后的维权式抗议。

除了要求边境增加移民局工作人员外，一部分中产阶级还要求获得定义其行使“出国度假权”的关键要素：美元。正如多位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选举次日美元不设上限的假设，是决定上次立法选举中自由前进党获胜的因素之一。

廉价美元已成为阿根廷人的一个巨大幻觉。

我的一位朋友今年一月在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超市里，亲眼目睹了阿根廷人排队抢购商品的场景。他是这样描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其中还有情感成分。那种走出过门、在邻国用自己的货币‘买下’一个国家的感觉，就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

作者：

扬·克里斯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