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四个老室友从不同的城市飞来西安。我请了年假，一心想着要把最好的都给他们。
那六天，我带着他们几乎走遍了整座城。住在城墙边上的酒店，推开窗就能望见青灰色的墙砖；早起赶头汤的泡馍，掰馍掰得指尖发红；去临潼看兵马俑，请了最好的讲解员，在坑边一站就是大半天；晚上在大唐不夜城的人潮里挤着，看灯火把夜空映成一片金红。每顿饭都点得满满当当，葫芦鸡、葫芦头、稠酒、油泼面……他们总说“别这么破费”，可到买纪念品、包邮特产时，又都很自然地把东西递给我，“你先垫着，回去转你。”我每次都摆手，“计较这些干嘛。”
送机那天高速堵得厉害，赶到时离起飞只剩一刻钟。他们在安检口匆匆回头，老大拍了拍我的肩：“谢了兄弟，下次来我们那儿，一定好好陪你。”说罢便转身汇入人流，再没回头。
回去的路上，我看着手机里长长的一笔笔支出，心里空落落的。三万二不是小数目，但我在意的不是钱。我总以为，热烈应当换来热烈，掏心掏肺也该有些回响。
直到六天后，快递把那个几乎有半人高的大纸箱送到我家。拆开箱子的瞬间，我先是一愣，随后鼻子猛地一酸。箱子里塞得满满当当，却整整齐齐。老大从老家背来了他妈妈晒的腊肠和菌子，真空包得严严实实；老二放了一双千层底布鞋，里面一张小卡片：“西安路硬，这鞋软和”；老三摆了两瓶白酒，正是我们毕业散伙饭喝的那个牌子，标签都有些旧了；老四的礼物在最上面——一本厚厚的相册，不仅贴满了这六天的照片，每张下面还用工整的小字写着时间、地点，甚至当时谁说了什么傻话。
我把东西一样样取出，箱子见底时，看到一张银行卡和折起来的信纸。老大的字迹：“密码是619（咱们宿舍号）。钱是大家凑的，知道你脸皮薄，不够再说。下次我们来，就睡你家客厅，打地铺都行，别再整那些虚的了。”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卡，在堆满心意的客厅里站了很久。原来真正的情义，从来不是当下热烈的应答。它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被仔细收藏、悄悄酝酿，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沉沉地回到你手上。
那份重量，比一切言语都踏实，也比一切款待都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