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小时，在荷兰可以煮一锅土豆泥，可以骑20公里自行车去看风车，可以发十条精准的WhatsApp消息安排周末的行程。

但在中国，1个小时，只是“马上就到”的计量单位。

我叫芙洛尔（Floor），出生在荷兰鹿特丹。在我们国家，如果你约了朋友下午三点喝咖啡，你两点五十五分到达，这叫准时；你三点零五分到达，这叫迟到；你三点十五分到达，这叫“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

我的生活像一个精确的瑞士手表。我的记事本上，下周一下午四点零七分做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这种对时间的敬畏，刻在每个荷兰人的骨子里。

我的爸爸是个建筑师，他甚至会因为天气预报说下午两点有雨，而把原本计划三点进行的户外烧烤精确地提前到一点半，并在一点五十九分结束，只为躲过那滴雨 。

然而，这一切关于时间、秩序和精准的信仰，在2024年的秋天，被我那个在中国留学的妹妹彻底击碎了。

事情的起因是我的妹妹，莉克（Lieke）。她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了两年后，突然发疯一样要去中国做交换生。全家都炸了锅。爸爸皱着眉头看着新闻里二十年前的中国影像，忧心忡忡地说：“那里很危险，空气里都是煤烟，而且他们……很不守时。”

但莉克还是去了。去的是成都。

起初的几个月，视频通话里的她总是神采奕奕，背景里要么是热气腾腾的火锅，要么是毛茸茸的大熊猫。她总在电话里说：“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这里有多棒！半夜十二点街上全是人！而且我的男朋友，阿杰，他对我太好了！”

爸爸对此嗤之以鼻：“中国人很勤奋，但也很含糊。”

转折发生在2025年的夏天。莉克在电话里兴奋地宣布，她要带阿杰回荷兰见父母，顺便让姐姐我，也见见这位“完美的中国绅士”。

“他几点到？”妈妈在家族群里问。

“他说快到了！”莉克回复。

我们住在阿姆斯特丹郊区的一个安静小镇。那天，为了迎接这位中国客人，妈妈精心准备了传统的荷兰风味美食，土豆泥配烟熏香肠，还特意把家里的挂钟都擦拭了一遍。我们预计下午三点见面。

两点四十五分，妈妈开始摆盘。三点整，门铃没响。三点十五分，爸爸开始看表。三点三十分，土豆泥凉了，爸爸的脸色也凉了。

“他说快到了呀？”莉克拿着手机，有些尴尬。

三点五十分，就在爸爸准备宣布“这就是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一辆脏兮兮的出租车停在门口，阿杰抱着一大束有点蔫了的鲜花和两个沉甸甸的行李箱冲了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路上实在太堵了！我‘快到了’说了两个小时才真的到！”阿杰满头大汗，用蹩脚的英语拼命解释。

那顿饭吃得有点尴尬。爸爸礼貌地问他关于行程的问题，阿杰总是笑着回答：“回头我请您去中国看看。”关于他的专业，他说“还在学”。关于未来的打算，他说“快了，快了”。

晚上，莉克悄悄跟我说：“姐，你不懂，中国人说‘快到了’不是撒谎，是一种善意的安慰。他们不想让你焦虑，所以哪怕还在穿鞋，也会说‘快到了’。”

我摇摇头，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在荷兰，如果你还在穿鞋，你应该说“我刚起床，还需要四十分钟”。精确，是对别人时间的尊重。

送走阿杰后，爸爸郑重地对莉克说：“这个人，不靠谱。他连时间都掌控不了，怎么掌控人生？”

但莉克铁了心。2025年9月，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她飞去了中国，说是要去体验生活，顺便准备和阿杰订婚。

临走前，我在史基浦机场拥抱她：“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她眼神坚定。

三个月后，也就是2026年1月，她回来了。但她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还带回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结论，以及一个要讲给所有荷兰朋友听的忠告。

因为放心不下妹妹，加上我对那个让妹妹鬼迷心窍的国家充满好奇，2025年12月，我请了年假，飞往中国成都。

出发前，我做了详尽的攻略。我甚至在记事本上精确地记录了每一个时间节点：

· 1月20日 07:30：抵达成都天府机场

· 1月20日 09:00：见到莉克和阿杰，预计耗时30分钟出机场

· 1月20日 10:30：到达酒店，休整

· 1月20日 12:00：与阿杰父母共进午餐（这是我第一次见中国家长，至关重要！）

飞机准点落地。天府机场巨大而明亮，比我想象中现代一百倍。我拖着行李箱，按照计划在八点四十五分就过了海关。我给莉克发消息：“我出来了，你们在几号出口？”

手机那头，莉克发来一条语音，背景音嘈杂，似乎有人在唱歌：“姐！我们‘马上’就到！你先找个地方坐一下！”

“马上”？我在荷兰的认知里，“马上”就是0-5分钟。我拖着箱子走到约定的出口，看着墙上的时钟。

八点五十分。九点整。九点十分。

我有些不耐烦，发消息：“还有多久？”

“快了快了！真的快了！还有两三个红绿灯！”

我松了口气。两三个红绿灯，按照我在荷兰的经验，最多不过五六分钟。

九点二十五分。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出口。四周人来人往，很多人好奇地看着我这个金发碧眼、拖着箱子东张西望的外国人。我再次拨打莉克的电话，这次是阿杰接的：“Floor姐！别急！我们那个……还有一公里！一公里！”

一公里？开车也就两分钟。

九点四十分。

当一辆外观有点可爱但车身上贴满涂鸦的小汽车终于停在我面前时，我的荷兰式耐心已经消耗了百分之八十。车门打开，阿杰一脸歉意地冲下来，一边帮我搬行李，一边嘴里念叨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成都太堵了！我们七点就出门了，以为肯定赶得上，结果……”

七点出门？我看了看手表，九点四十分。将近三个小时的车程？从阿姆斯特丹开到鹿特丹都够往返两次了！

“你们不是说‘马上’就到了吗？”我尽量保持礼貌。

莉克从车里探出脑袋，嘻嘻哈哈地说：“姐，在中国，‘马上’是一个很弹性的词。有时候是五分钟，有时候是五十分钟。你要学会听弦外之音。”

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的车流。这座城市高楼林立，立交桥错综复杂，和我印象中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截然不同 。但此刻，我更在意的是我被打乱的日程表。接下来的午饭，恐怕也要推迟了。

果然，午饭推迟到了下午一点半。

饭桌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阿杰的父母。阿杰的爸爸是个热情的四川大叔，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连说带比划：“欢迎欢迎！哎呀，路上辛苦了！饿坏了吧？快吃快吃！”

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的热情让我心里那点因等待产生的不快消散了不少。可接下来，更让我困惑的事情发生了。

阿杰的妈妈端上一盘看起来油汪汪的香肠，对着阿杰说了一句话，阿杰翻译给我听：“我妈说，让你尝尝这个，这是她们家自己做的麻辣香肠，特别好吃。”

我小心地咬了一口。辣味瞬间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爆开，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疯狂地找水喝。

阿杰的妈妈看着我的狼狈样，哈哈大笑，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用四川话对阿杰说了一长串。

“我妈说，‘要得，慢慢吃，不慌’。”阿杰翻译。

“不慌”？我看着墙上的钟，已经下午两点了，原计划这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参观武侯祠了。怎么能不慌？

饭后，我本想按照计划进行下午的行程。但阿杰的爸爸兴致勃勃地泡起了功夫茶，非要拉着我喝。那茶一小盅一小盅的，闻着香，喝着淡，一喝就是一个多小时。

等我终于走出小区，天色已经暗了。原定的武侯祠，变成了夜晚的锦里。

站在灯火通明的锦里古街上，看着满街的红灯笼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有些恍惚。我的记事本上，这一天画满了叉。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沮丧。麻辣的香味、热闹的街道、人们脸上松弛的笑容，似乎都在告诉我：在这里，计划似乎没那么重要。

在成都待了几天，我渐渐适应了这种“混乱”。我发现中国人很有意思，他们似乎活在另一个时间维度里。莉克告诉我，这不是不守时，而是“人情味”。

“在荷兰，如果朋友说七点到，七点过五分没到，你会觉得他不尊重你。但在中国，如果朋友说七点到，七点半到了，一进门就说‘哎呀路上太堵了，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板栗’，你的那点怒气就会烟消云散。时间是死的，人是活的。”莉克俨然成了一个中国通。

为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莉克和阿杰决定给我安排一场“相亲”。对方是阿杰的同事，一个据说高大帅气的成都男孩，名叫陈宇。

“他是个程序员，人很靠谱的！”阿杰拍着胸脯保证。

相亲定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七点，地点是太古里的一家西餐厅。我特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了一条在荷兰买的连衣裙，六点五十分就到达了餐厅。

七点整，陈宇没来。

七点十分，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你好，我是Floor，我已经到了。”

对方秒回：“好的好的！我快到了！路上有点堵，你先点杯喝的！”

又是“快到了”！

这次我学聪明了。我没有生气，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夜色。太古里比阿姆斯特丹的任何商业街都要繁华，巨大的3D屏幕、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各种奢侈品牌的灯光，让我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里。

七点四十分。

当陈宇终于出现在餐厅门口时，我已经喝完了第二杯柠檬水。他比我想象中要高，穿着一件干净的牛仔外套，手里捧着一束有点歪扭的鲜花，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

“对不起！对不起！”他双手合十，不停地道歉，那真诚的样子让你觉得如果再责怪他，反而是你的不对了。他把花递给我，花里还插着一张手写的卡片，上面用英文歪歪扭扭地写着：“Welcome to China.”

“你是走路来的吗？”我开玩笑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比走路还惨。我骑共享单车来的，结果半路扫码的车是坏的，换了一辆，骑到一半链条掉了。我修了十分钟没修好，最后跑过来的。”

我看着他运动鞋上的灰，突然觉得这个男孩有点可爱。

那顿饭吃得比我想象中愉快。陈宇虽然不懂西餐礼仪，把餐刀用得跟锯子一样，但他很健谈。他告诉我，中国人说的“快到了”很多时候是一种“乐观主义”。

“比如我出门前，我觉得二十分钟肯定能到。但实际上，我要等电梯、要找共享单车、要等红绿灯、要避开逆行的大妈。这中间任何一环出了错，二十分钟就变成了四十分钟。但我不能跟你说四十分钟，我怕你等得焦虑，所以我说快到了，意思是‘我正在拼命往你这里赶’。”

“那如果说了四十分钟，结果三十分钟到了呢？”我问。

“那你就赚了十分钟啊！中国人讲究惊喜。把预期降低，结果往往更美好。”他狡黠地一笑。

这个逻辑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更让我意外的是，吃完饭后，他并没有像荷兰男孩那样AA制，而是抢着买了单。我坚持要付我那份，他按着我的手，认真地说：“在中国，第一次见面让女孩子付钱，我以后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的。这是面子问题。”

又是面子。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酒店。明明只有一公里的路，我们走了四十分钟。他给我指路边的串串香，告诉我哪家最地道；他带我看跳广场舞的大妈，说那是他妈妈未来的样子；他还在地摊上给我买了一个糖画，是一条龙，因为他说2026年是马年？不对，好像又搞混了。

回到酒店，我看着记事本上原本空白的夜晚，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备注。这个晚上，完全不在计划内，却比任何计划内的活动都要有趣。

和陈宇的交往，就像是一场文化的拉锯战。我被他的幽默和真诚吸引，却又无数次被他的“时间观”折磨到崩溃。

有一次，我们约好周六去青城山爬山。他说：“我们早上八点出发吧，那时候人少。”

我信了。

我六点就起床，洗漱完毕，吃了早餐，七点五十分就在酒店大堂等待。

八点整，他发来消息：“起了没？”

我差点晕倒：“我七点五十就在大堂了！”

“哦哦哦，我那个……洗漱完马上出发！很快！我家离你那儿就几公里！”

几公里？在荷兰，几公里开车也就十分钟。

八点四十分，他出现了，手里提着两袋热乎乎的包子：“还没吃早饭吧？给你带了蟹黄包，这家的超级好吃，排队排了二十分钟。快吃，趁热！”

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神，硬生生把抱怨咽了回去。我一边吃着包子，一边看着窗外开始拥堵的 traffic，心里明白，青城山的人少时段，已经彻底泡汤了。

还有一次，我让他陪我去办一张手机卡。我提前查好了营业厅的上班时间，早上九点开门。

“我们九点营业厅门口见？”我说。

“没问题！”他答应得很爽快。

九点零五分，他没到。我打电话。

“快了快了！我在路上了！马上！”

九点二十分，我站在营业厅门口，看着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欲哭无泪。

九点四十分，他终于到了，手里拿着一个看起来像煎饼果子一样的东西。

“看，我给你带的煎饼果子，加了两根火腿肠！我跟那个摊主认识，他非要现给我做，所以等了一会儿。”

那一刻，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陈宇！”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在荷兰，我都开到德国了！你总是‘快到了’‘马上’，但你从来没有准时过！你知道吗，在我们国家，你这叫时间观念匮乏，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他被我的突然爆发吓了一跳，手里的煎饼果子差点掉在地上。他愣在那里，周围的中国人也纷纷侧目，看着这个发怒的外国女人。

他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委屈，最后变成了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

他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把煎饼果子递给我，小声说：“对不起，我以为……我以为让你吃上热乎的早饭，比准时更重要。排队的人很多，我怕错过，就一直等着。我没想到会让你这么生气。”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营业厅，帮我取了一个排队的号，然后默默地站在一旁，不再说话。

我看着手里还热乎的煎饼果子，又看着他落寞的背影，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我以为的“尊重时间”，在他那里，原来是“尊重你的胃”。

那天，手机卡办成了，但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

回到酒店，我打电话给莉克，把这件事告诉了她。莉克沉默了一会儿，说：“姐，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荷兰人是活在线性时间里，而中国人是活在圆形时间里？”

“什么意思？”

“线性时间，就是一条直线，过去了就没了，所以你们要精确规划，不能浪费一秒。但圆形时间，就像四季轮回，日升日落，这件事没做完，可以明天再做；这一秒耽误了，可以用下一秒的热闹补回来。

陈宇给你买早饭，是他觉得让你吃一顿满意的早饭，比你站在那里干等十分钟更重要。在他的价值排序里，‘对你好的行动’大于‘约定的时间’。”

我久久无语。

那天晚上，陈宇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消息，是用翻译软件翻的，语法错误百出，但意思我能看懂：

“Floor，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准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太看表，我们看人。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要做时间的奴隶，要做生活的主人。

遇到你之后，我想做准时的人，但我总是搞砸。因为我更想让你开心。如果你愿意，下次我们约会，我不说‘快到了’，我说‘还有二十分钟到，如果路上有卖烤红薯的，可能会晚五分钟’。这样可以吗？”

我看着这条消息，笑了。笑着笑着，眼眶有点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国家。

我发现，陈宇说“文档马上传给你”，那个“马上”可能是两个小时之后，但文档的内容详尽得超出想象。

我发现，阿杰说“这个菜马上就好”，那个“马上”可能是半小时后，但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从中午吃到傍晚。

我发现，莉克说“我马上就回国”，那个“马上”又拖了两周，只为了陪阿杰的父母过完那个叫“元宵节”的节日。

时间在这里，似乎真的有弹性。它不再是钟表上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被赋予了情感、温度和人情世故的载体。

2026年1月底，我的签证到期，必须回国了。

离开的那天，陈宇来送我。这一次，他破天荒地早到了一个小时。

“我今天没敢说‘快到了’，我直接说‘我已经在出发了，预计四十分钟后到’，然后我预留了一个小时。”他得意洋洋地说，像是一个考了满分的孩子。

我笑着给了他一个拥抱。

“你会再来吗？”他问。

我看着机场窗外繁忙的跑道，想了想，说：“我‘快到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这一次，他听懂了。我快到了，不是指时间，而是指决心。我会回来的，只是不确定是哪一趟航班，但一定会来。

飞机降落在史基浦机场的那一刻，熟悉的低地国家的清冷空气扑面而来。爸爸开车来接我。

“怎么样？中国有没有让你崩溃？”爸爸笑着问。

我系好安全带，看了看手机。手机上有陈宇发来的消息：“落地了给我发个消息，我这边快天亮了，等你。”

我笑了笑，没有回复。因为在荷兰，凌晨发消息是不礼貌的。

回到家的第三天，我那群闺蜜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去咖啡馆，想听听我在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奇遇。

“Floor！中国怎么样？是不是到处都是自行车？是不是晚上八点就没人出门了？”我的好友安娜睁大眼睛问。

我喝了一口咖啡，咖啡很香，但总觉得少了点成都茶馆里的人味儿。

“中国……”我斟酌着措辞，“是一个会让你得心脏病的国家。”

“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在中国，如果你问一个人还有多久到，他哪怕还在穿裤子，都会告诉你‘快到了’。这个‘快到了’，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是五十分钟。刚开始你会气得想打人，但后来你会发现，这是他们独特的温柔。”

接着，我讲了陈宇的故事，讲了煎饼果子的故事，讲了那个从七点等到七点四十的相亲之夜。

闺蜜们听得目瞪口呆。

“那他们岂不是很不守时？这太不靠谱了吧？”安娜皱着眉头。

我想了想，说：“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忠告：如果你们要去中国，或者遇到中国人，不要相信他们的‘快到了’。那不是谎言，那是一种乐观的承诺。你要学会去听那个‘快到了’背后的潜台词，那是‘我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到你身边，路上遇到的一切美好，我都想带给你’。 ”

咖啡馆里安静了片刻。

“那你还会去见他吗？”另一个闺蜜问。

我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想起成都那总是雾蒙蒙但充满烟火气的天，说：“我已经定了下个月的机票。这一次，我不问他几点到。我会告诉他，慢慢来，不慌。我等他。”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人的时间观里，那个风尘仆仆、带着给你买的煎饼果子、满头大汗跑来的人，比那个准时到达却两手空空的人，更在乎你 。

而我，已经习惯了那份热气腾腾的迟到。

回到荷兰一段时间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偶遇一个中国旅行团。导游挥舞着小旗子，对着身后一群东张西望的游客喊：“大家跟上！我们十分钟后在梵高博物馆门口集合！不要迟到！”

那群游客嘻嘻哈哈地应着，但脚步明显被路边卖荷兰木鞋的店铺吸引了过去。

我站在街角，看着他们，突然笑了。

我在心里替他们回答那个导游：“好的好的！马上到！就看一眼！”

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有两种活法。一种人活在线性时间里，分秒必争，追求效率和秩序，就像荷兰的风车，永远在有节奏地转动。另一种人活在圆形时间里，他们相信错过这一秒，会在下一秒遇见更好的，就像中国的太极，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我曾经坚信第一种是文明的唯一标准。直到我遇到了陈宇，遇到了那些让我等了无数个“马上”的中国朋友，我才发现，原来在时间的褶皱里，藏着另一种深情。

后来，陈宇来荷兰看我。我特意没有去机场接他，想让他也尝尝等待的滋味。

他在机场给我打电话：“Floor，我到了！你在哪个出口？”

我躺在床上，慢悠悠地说：“别急，我快到了。你先找个地方喝杯咖啡，感受一下我们荷兰人的‘准时’。 ”

电话那头，他沉默了两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知道，他懂了我的幽默。他更知道，这一次，我真的“快到了”，带着花，带着笑，带着跨越七千公里的思念，正奔跑在去见他的路上。哪怕会迟到，但爱，不会缺席。

而这，就是我想告诉所有荷兰朋友的忠告：不要相信中国人的“快到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那个看似模糊的时间承诺里，藏着多少他们想给你的惊喜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