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期间,徐闻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中国大陆最南端县城就会上头条,今年也不例外。
琼州海峡两岸,一边是广东徐闻,一边是海南海口,最窄处仅19.4公里的海峡阻隔让地理上隔海相望,但两地文化上很近,语言更是同属闽南语系,饮食民俗亦相通。
然而,由于行政区划不同,本应雷琼一道,却因两省有别,琼州海峡对海南来说是生命线,自然要倾尽全力建设一条通途;对广东而言,徐闻不过是个边远县城,比它重要的港口多着呢,凭什么优先给“邻居”修通道,做服务?
故有网友总结了有一种“堵”叫“徐闻堵”,每年春节都要来一次,一个浅浅的琼州海峡,有时一等数天就是过不去。
这种拥堵,严格地说是主要集中在连接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的咽喉要道——徐闻港,长长的车龙绵延十余公里,刺眼的车灯在夜色中连成星河,部分车主甚至需要等待 5-6 小时才能登上渡轮,怨声、骂声络绎于途。
年年上演的琼州海峡春运 “大考”,有时候的确让海南使不上力,只能望“海”而叹!
“将徐闻划归海南管辖” 的呼声在网络上不断高涨,成为热议话题。
殊不知,这一看似因交通拥堵催生的提议,并非今日才有,而是跨越近百年的历史回响。
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一陆一岛,隔琼州海峡相望,直线距离不过十几二十公里。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让两地自古代起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西汉设交趾刺史部,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同属其管辖;东汉时期,两地更是一同隶属于合浦郡,由地缘关系而至行政血脉的联结,自此奠定。
真正将两地行政关联推向紧密的,是明清时期的 “雷琼道” 建制
。
自明朝洪武年间起,朝廷设立雷琼兵备道,管辖雷州府(治所在今湛江雷州)与琼州府(治所在今海口琼山),道台衙门曾先后设于雷州、琼州两地,统管军政、民政事务。这一建制延续至清末,历经500余年而影响日渐式微。
在雷琼道的格局格局下,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形成了 “唇齿相依” 的治理面貌 —— 琼州府的物产经雷州半岛转运内地,雷州府的手工业品则通过雷琼海峡销往琼岛及南洋,两地的经济互通、文化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曾经行政一体的历史传统,为后世 “雷琼合并” 主张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时光流转至近代,随着国防形势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变化,历代有识之士纷纷重拾这一历史脉络,提出将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划归同一行政区域的构想。
1937 年,学者陈新座在广州《新生路》月刊发表《琼崖之国防地理》一文,文中着重强调琼岛的战略价值:“查本岛不但有十余万方里之土地与不下三百万人之人口,而在物资方面,更生产为热带产物之典型的椰子、槟榔、树胶,及各种矿物。即其位置恰在中国南端,故生产在热带特有的军需品全部原料,如硫磺、樟脑、锡矿及树胶等。”
这是从国防与经济双重维度,阐述了两地合并的必要性。
而将这一主张推向高潮、并赋予其实践可能的,是著名爱国将领韩练成将军。
韩练成早年投身军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逐步晋升,任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这位传奇将领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与共产党结下深厚渊源,在抗战期间始终赞成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海南改省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有发自重庆的专电报道说:“海南岛有建省之议,详细计划正由当局研讨中。海南岛为我方重镇,宝藏丰富,若能开发建设,前途未可限量。”
此时已奉命率部赴琼的韩练成,对此深表赞同,
他同时提出了一个更独特且极具战略眼光的主张 ——琼崖建省必须将雷州半岛划归其管辖。
有一次,韩练成赴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后返回广州,在候机返琼期间,特意约见记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他从国防安全的核心立场出发,直言不讳地表示:“
绝对不赞成只琼崖一个大岛改为一省,没有一个孤岛独立有他的巩固国防,必须有大陆地理的条件。”
他进一步解释道,雷州半岛是海南岛通往大陆的天然跳板,失去这一依托,琼岛便成了孤立无援的 “海上孤岛”,无论在国防防御还是经济发展上都将举步维艰。
所以他主张雷州半岛应该划隶琼崖行省,有了雷州半岛才有大陆跳板,否则只琼岛改省,于国防上毫无贡献。
这句话,他特意加重语气,强调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 “独特主张”。
除了行政划归的核心提议,韩练成还向记者畅谈了自己的建琼构想。
他以 “第三者立场、军人的地位”提出:“对于琼崖工业,可划分国营与民营两种,国营者择用规模较大者,不顾利益,值得做的纵亏累本钱也要投资;
民营者,应尽量有利可图,商人方愿去做,莫怕民赚钱,要知民富国才强。”
同时,他敏锐地指出,琼崖的经济基础不应依赖中国大陆,而应充分借助华侨资本,“因琼崖乃华侨故乡”,这一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极具前瞻性。
遗憾的是,当时琼崖党组织对他的情况了解有限。但即便如此,韩练成的爱国情怀与战略远见,仍通过他的琼崖建省主张得以彰显。
1949 年,国民党政府正式设立海南特别行政区,任命陈济棠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
陈济棠3月底到任后,深刻认识到雷州半岛对海南的战略意义,延续了韩练成的思路,曾专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
建议将徐闻、海康两县划归海南管辖
,作为琼崖的 “外围屏障”,以巩固海南防御与发展根基。
从学者陈新座,到将领韩练成,再到行政长官陈济棠,近代以来的三次重要提议,都指向了 “雷琼一体” 的战略必然性
。
时间来到 1987 年,海南建省进入关键的筹备阶段,其中与广东省代表团谈判划定省界,成为一项十分重要且紧迫的工作。这不仅关系到海南未来的行政版图,更直接影响着琼州海峡两岸的长远发展。
据参与当年谈判的人士回忆,1987 年 12 月,国务院专门派出由民政部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赴海南召开广东省和海南行政区建省(筹)协商会议。
广东省代表团由副省长带队,相关部门负责人随行;海南行政区代表团则由主要负责人及建省筹备组成员牵头。
协商会议由国务院工作组组长、民政部副部长主持,核心议程包括粤琼划界、经费分家、建省筹备等关键事宜。
会议开始,国务院工作组首先传达了中央的决策部署:海南将从广东省分出,成立海南省并设立经济特区。副部长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海南是新建的省,原来基础很差,经济欠发达,困难很多,希望广东省对新建的海南省伸出援助之手,把海南省扶上马并送一程。”
随后,工作组结合长远发展规划,提出了一项关键建议:考虑到若干年后,海南与内陆各省及外界的交流将日益频繁,必然需要建设跨海通道,因此建议广东省将湛江专区靠近海南的一个县划出,划归海南省管辖。
这一建议,延续了近代以来 “雷琼一体” 的战略思维,尤其精准预判了今日琼州海峡的交通困境 (数据显示,仅2024 年,琼州海峡便已承载 552 万辆次的车辆运输,若当时能实现行政力量统筹,今日的拥堵问题或许能得到根本性缓解。)
然而,这一提议当即遭到广东省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面对广东方面的强硬态度,海南代表团为顾全建省大局,被迫做出让步。
但谈判依然陷入胶着,海南代表团退而求其次,提出 “不划一个县,划出一个乡镇即可”;见广东方面仍不松口,海南又进一步让步,请求将徐闻县的海安码头交由海南管理使用,以便作为海南与大陆联系的出口码头;即便如此,仍遭到广东省代表团的拒绝。
最后,海南代表团几乎退到了底线,提出 “在海安码头附近划一块地皮作为海南建港用地,或者租赁也行”,但这一最低诉求,依旧未能获得广东方面的认可。
此时,时间已临近 1987 年 12 月底,距离 1988 年 3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海南建省议题仅剩三个月时间,中间还穿插着元旦、春节两大假期。
如果这次谈判失败,春节后再重启谈判、签订协议已完全来不及,这将直接耽误海南建省的整体进程,甚至可能错过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关键机会。
国务院工作组心急如焚,一方面要向国务院汇报谈判,另一方面还要为全国人大会准备相关材料。
海南方面更是焦虑不已,中央已正式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备工作的通知》,若谈判中断或半途而废,建省大业将面临变数。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工作组的副部长终于按捺不住,当场发了火,下命令不准广东省代表团提前离岛。
他明确指示相关部门:“不准给他们买机票,已经买了的也要退掉。”
就这样,广东省代表团被留在了海南,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但即便如此,广东方面仍坚持不愿划出任何土地或移交设施。
为了确保建省协议能够顺利签订,海南谈判代表团最终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妥协 ——
什么都不要了,只要能签下划界协议书,确保建省进程不受影响。
1987年12月27 日,在海南宾馆,海南代表团与广东代表团正式签署《关于明确广东省、海南(省)行政区域界线的协议》。
协议签订后,海南区政府根据划定的省界,绘制出海南省地图,上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
这场激烈的谈判,最终以海南的全面妥协告终,而当年未能解决的两岸行政统筹问题,也为今日琼州海峡的交通拥堵埋下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伏笔。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作为全球最大的客货滚装码头,徐闻港承担着海南 90% 以上的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任务,每三个进出岛的旅客中,就有一人经此过海。
粤琼电力互济工程实现了两地能源的互补共赢,徐闻国际物流城成为海南自贸港的重要 “前置仓”,湛海高铁的建设更是紧锣密鼓 —— 这条连接湛江与海口的建成后将使湛江至海口的通行时间缩至 2 小时内,徐闻至湛江仅需半小时,琼州海峡 “一小时经济圈” 正加速成型。
“海南所需,徐闻所能” 的联动格局日益清晰,当两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这场延续近百年的讨论,必将超越表层的行政命题,指向更为深刻的发展之道—— 唯有顺应地理脉络、尊重历史传统、契合发展大势,才能让琼州海峡真正成为连接两岸繁荣的 “黄金水道”,而非阻滞畅通的 “天然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