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联酋航空或土耳其航空的班机降落在喀布尔国际机场时，机舱内的景象正发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几年前，这里进出的几乎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战地记者或行色匆匆的援助组织人员。

但现在，走下舷梯的队伍里，出现了背着专业摄影机、穿着冲锋衣、眼神中透着猎奇与兴奋的西方博主，甚至是拖家带口的冒险旅行者。

这种变化是极度矛盾且带有荒诞感的。

窗外是贫瘠的群山和被战争打磨得发亮的断壁残垣，而不远处，塔利班士兵正背着AK-47，引导这些来自“敌对国家”的游客办理入境。

在这个人均GDP全球倒数第二、75%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线下的“全球最穷国”，一场前所未有的旅游热潮正在冷酷的现实中悄然炸裂。

阿富汗如何收割西方人的好奇心？

数据背后的逻辑令人咋舌。2021年，当塔利班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掌政权时，全年仅有691名外国勇士敢于踏入这片土地。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三倍，达到2300人；2023年，人数再次激增至7000人；到了2024年，这一记录被刷新至9000人。

而根据2025年前三个月的数据，已有超过3000名游客涌入，这意味着阿富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破旅游增长记录。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阿富汗？

首先，对于许多厌倦了巴黎铁塔或京都樱花的西方旅行者来说，阿富汗代表了某种“极致的原始”。

在社交媒体时代，一张在塔利班控制区喝茶的照片，其带来的流量和关注度远超任何高端度假村。

网红博主们发现，发布关于阿富汗的视频能迅速吸粉，这种流量红利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他们对安全的恐惧。

塔利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开始了一场精妙的“形象公关”。

他们制作精良的旅游宣传片，向世界喊话：“欢迎来到阿富汗。”在他们的描述中，阿富汗不再是战场，而是拥有壮丽自然风光的秘境。

比如班德·埃米尔国家公园，那里被誉为“水上的大峡谷”，深蓝色的湖泊镶嵌在荒凉的悬崖之间，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确实足以令全球旅行者心驰神往。

为了吸引游客，塔利班在政策上玩起了“双重标准”。他们在国内实施了极其严苛的性别限制，将其演变为一种“性别隔离”：

阿富汗本地女性被禁止进入国家公园、健身房和公共浴池，甚至被剥夺了接受六年级以上教育和工作的权利。

但在接待外国游客时，规则却变得“灵活”起来。外国女性游客不仅可以免受全身罩袍的约束，只需佩戴头巾，甚至获准进入那些阿富汗女性被禁足的区域。

这种荒诞的景象随处可见：一边是阿富汗女性被困在阴影中的家门内，甚至被禁止与非亲属男性交谈；另一边，外国女性游客却能在此游山玩水，甚至与塔利班官员合影。

阿富汗旅游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游客追求的是刺激，那么塔利班追求的则是生存。

作为被国际社会孤立、面临重重制裁的政权，塔利班急需“硬通货”。

阿富汗目前的贫困程度甚至超过了大多数非洲国家，人们在为每天不到1美元的生计发愁。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旅游业成了他们获取外汇、缓解制裁阵痛的一根救命稻草。

但这种对旅游的渴求，与塔利班的历史记忆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巴米扬大佛。2001年，塔利班无视全球呼声，用炸药和火炮彻底摧毁了这两尊拥有1600年历史的世界奇迹。

当时，他们的逻辑是铲除“偶像崇拜”。而今天，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巴米扬大佛的遗址成了阿富汗最吸金的旅游景点。

当现在的塔利班官员被问及当年摧毁大佛的行为时，他们往往会尴尬地选择“跳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塔利班曾试图在保护古迹与教条之间寻找平衡。

早在1999年，其领导人毛拉·奥马尔曾下令保护大佛以作为旅游资产，但随后在2001年突然反悔。

有一种深层理论认为，当年的毁灭决定受到了基地组织的影响，旨在通过彻底切断塔利班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而毛拉·奥马尔本人的解释则更具报复色彩：他愤怒于国际组织愿意花钱修石头佛像，却不愿救助饥饿的阿富汗人民。

如今，石头已碎，塔利班却不得不守着这片空洞的悬崖，以此向每一位到访的外国游客收取门票。

然而，危险并未真正离去。塔利班的“财路”正面临着竞争对手的血腥破坏。

极端组织认为塔利班现在的统治过于“温和”，并试图通过攻击外国游客来摧毁塔利班的合法性。

2024年5月，三名西班牙游客在巴米扬被枪杀，这正是极端组织针对旅游业的定点清除。

为了应对威胁，一种奇特的业务诞生了：塔利班亲自下场或授权私人安保，为外国游客提供持枪护送。

于是，在阿富汗的公路上，你会看到这样的奇观：西方游客坐在越野车里，周围是全副武装的护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