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中国农历马年正月“破五”。我没有能够吃到“破五饺子”,而是从美乐酒店出发,感受着空气中凝结着的特有清冽,在奈良车站登上了一列各站停车的JR慢车,前往宇治。
车厢内极其安静,只有报站声在有节奏地敲打着时间的缝隙。对我而言,宇治不仅是抹茶那抹微苦的故乡,更像是一条横跨中日文化的隐秘河流,而这条河流的中心,正是那座千年未改其魂的——平等院。
列车驶入宇治站,我忽然想起,这片土地曾被《源氏物语》写入最幽深的“宇治十帖”。光源氏去世后的幽影,在这里沉淀为一种几近宗教性的忧伤。作为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行旅者,带着某种近乎朝圣的肃穆,我走入这片古意浓重之地。
我这一代中国人,是从一个物质极度匮乏、凡事讲求实用与立场的年代走过来的。在那种环境下,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昂贵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装饰。而此刻,我正要去触摸的,却是日本平安时代贵族们倾尽国力、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而构筑的极致之美。这种跨越千年的心理张力,让这场旅行多了一层审视自我的意味。
沿着宇治川缓缓前行。河水不急,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度。远处的山影低垂,冬树尚未吐绿,枝条如枯笔焦墨,在灰白的天幕下勾勒出一幅尚未完成的水墨残卷。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平等院的轮廓渐渐浮现。
要读懂平等院,必须将时间拨回到公元1052年。那是日本历史上极其不安的一年,被公认为佛教预言中的“末法时代”元年。社会动荡,天灾不断,权倾一时的藤原赖通决定将父亲的别墅改建为寺院。他要在这一片哀鸣的人间,为自己构筑一座触手可及的“西方极乐世界”。在我看来,这种“逃避”,并非懦弱,而是一种在绝望中寻找终极秩序的努力。
当我真正站在平等院内凤凰堂前时,才明白何谓“以建筑为信仰之形”。它不再是砖石木料的堆砌,而是一个关于彼岸的宏大隐喻。整座建筑如同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中堂为身,两侧延伸的翼廊如张开的双翅,背后的尾廊则像灵动的羽尾。它并不追求唐代建筑那种雄浑压人的气势,反而有一种灵动、轻盈,甚至有些脆弱的美感。
最令人惊叹的,是它与水面的共生关系。建筑师精心挖掘了“阿字池”,池水如镜,将整座朱红色的凤凰堂连同流云与冬阳一并收入。微风拂过,水面的倒影微微晃动,使人产生一种虚幻的错觉:眼前的建筑究竟是实存的土木,还是从极乐世界投射在人间的一场蜃景?
在如织的人群中,我抬头仰望屋脊之上。那对金色的凤凰昂首而立,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烁着矜持的光芒。
凤凰,本非佛教本土意象,而是来自中国古代的瑞禽。这一抹金色的剪影,恰恰揭示了平等院作为中日文化交汇之果的身世。它继承了唐风的严谨,又融入了和风的阴柔。
走入凤凰堂内部,光线骤然收敛。大殿中央,阿弥陀如来坐像端坐于巨大的莲花座上。这尊佛像由平安时代最伟大的佛师定朝所作,开创了“寄木造”技法,赋予了佛像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感。环顾四周,墙壁上悬挂着五十二尊木造云中供养菩萨,乐伎们或拨琵琶,或击鼓,仿佛正奏响着凡人听不见的仙乐。
我站在佛像前,久久无法移动脚步。在中国的佛教传统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威严与秩序;而在平等院,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柔和的、带有审美意味的宗教体验。它不像是在震慑人心,而更像是在抚慰人心——以美为舟,引人渡向彼岸。
走出堂内,当阳光重新落在身上,我产生了一种从“极乐世界”退回“人间世”的错觉。
我绕行至庭园深处,那里避开了喧嚣。枯山水与水池之间,留出了大片空白,与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异曲同工。风从千年古树的枝桠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此处被无限放大,仿佛成为时间流动的刻度。
平等院的动人,不在于它如何抵御了千年风霜,而在于它如何处理“时间”。它让时间在其中沉淀、反射,甚至被重新构造。
在御朱印所前,队伍排得很长。我并不焦躁,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反而体会到一种“参与历史”的宁静。当我终于递过印册,看僧人笔尖游走,墨色落纸的一瞬间,心中竟生出一种微小而庄严的仪式感。朱印落定,墨色尚湿。这不仅是一份旅行纪念,更像是一个契约——在这千年的时间长河里,我作为一个过客,曾在此处留下过一个几不可察的印记。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山门未启队先行,但求一印契心清。朱痕落处尘嚣静,长伴宇治川水声”。那一刻,我觉得所谓旅行,不过是不断在他人的时间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离开平等院时,我再次经过宇治桥。桥下的宇治川依旧静静流淌,仿佛对人间的一切盛衰都不置一词。回首望向夕阳中的凤凰堂,它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仿佛正从现实世界中隐去。
那一刻,我触碰到了平等院真正的力量。它不在于宏大,而在于一种极其克制的“永恒感”。它让人意识到,无论文明如何变迁,人心深处对于安宁的渴望从未改变。
在前往京都的列车上,我再次翻开那一页御朱印。“凤凰堂”三个字的墨迹已经干透,却仍带着宇治川氤氲的水气。而我心中,隐隐有一座凤凰堂,在无声地发光。但我也知道,世间所追求的“平等”,从来不是那一池如镜的静水,而更像是被风不断搅动的、真实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