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宣汉石佛岩
摩崖造像初探
四川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位于宣汉县红峰镇桥河村7组谯沙坝村庄东北方200米处的半山腰一块巨石上。造像分布于3个区域,佛道题材并存,有天尊、释迦牟尼、观音菩萨、辟支佛等内容,风格拙朴、简单。其中2号龛为佛道合龛、4号和13号龛为道教造像、6号龛为佛教造像、10号龛中的辟支佛题材最具特色。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是盛唐时期中国民间信仰中佛道融合、佛教中国化的实证材料,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2025年3月入选达州市“四普”十大新发现。
一、 造像的年 代
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年代可从考古类型学上推断。据三区10号龛题记记载其开凿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从崖面布局上看,三区二区布局在同一块岩石正面和侧面,分多个区域和层次排列,有的是独个佛像雕刻在龛内,如二区4号龛和三区10号龛;有的是成组人物造像,如二区2号龛和三区6号龛13号龛,两个区域布局类似。从造像内容上看,10号龛底座刻有出茎莲蓬,2号龛、4号龛底部刻有同样风格出茎莲蓬。出茎莲座呈现达州地区唐朝时期摩崖造像基本风格,类同于有题记记载的达州万源杜家湾摩崖造像(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达州宣汉浪洋寺摩崖造像2号龛(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造像风格上,所有的菩萨像都符合盛唐时期菩萨特点:体态端直,造型丰满,璎珞在腹前交叉穿环,足下莲座多出茎莲蓬。据此可推断,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所有龛都开凿于8世纪中期。
二、造像题材
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为佛道两教混合龛。在造型组合上有单尊立像、单尊坐像、三尊坐像、多尊立像并排、一主尊两菩萨两胁侍两力士、一主尊两胁侍等。主尊题材上有道教天尊、释迦牟尼佛、辟支佛、观音菩萨。
在同一龛中,存在佛教和道教两种题材共存的造像。如2号龛在组合上有道教的主尊和佛教的菩萨以及道教的侍者。主尊头光左侧有一残留小圆点,头部可辨戴有观帽,为道教天尊。两侧胁侍为菩萨装,其中右侧侍者持有净瓶,左侧侍者持有笏板。
再如6号龛,主尊背后的五斗星图是道教天尊的特征,《度人经》卷1云:“东斗主算,西斗记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总监众灵。”可见五斗星图乃是道教祈求长生平安的象征。但主尊身穿菩萨装,璎珞在腹前交叉,右手持柳枝,装饰、姿势又是传统的菩萨造像。所以主尊中既有佛教题材,又含有道教题材。6号龛中的其他造像也有佛道两教的特征,比如胁侍、力士的装扮都是常规的佛教装束,右侧侍者足穿笏头履又有道教元素。
10号龛根据题记可知为辟支佛一尊。辟支佛(梵语:Pratyeka-buddha),音译为“辟支迦佛陀”或“钵罗翳迦佛陀”,意译为“独觉”或“缘觉”,是佛教中一类通过无师自悟、观察十二因缘而证得解脱的修行者。在现实中,辟支佛象征那些不依赖外部导师、通过内在智慧与自然观察实现精神超越的修行者,例如隐士或苦行僧。红峰镇桥河村处于群山之中,海拔较高,彼时颇有“巴山楚水凄凉地”之景象。经济以及地理因素,造就当地的独特文化,修行者们视自己为苦行僧,在当地寂静修行。
在并排立像顺序上,不同龛佛道两教造像左右不一。传统观点上,唐朝佛道两教常被表述为二教相争。如《宋高僧传·处寂传》记载,蜀僧处寂,曾受武则天礼遇,后乞归山。玄宗开元初,新任太守王晔,本是道士,“终于释子包藏祸心。上任处分,令境内应是沙门追集……晔俄然仆地,左右扶掖归宅,至厅事后屏树,如被掴颊之声,禺中气绝。自此人谓为妄欲加诸道人,一至于此。” 作为道教徒的蜀郡太守王晔利用职权压制佛教徒,以至于当时僧人见官员时充满紧张和恐惧,说明在社会高层中佛道两教斗争激烈。
可是,石佛岩摩崖造像中佛道两教造像的顺序并未完全遵从唐朝以左为尊。李唐王室封老子为始祖,按理造像左侧应为道教造像,右侧为佛教造像。而14号龛、19号龛中却以右侧为道教造像,左侧为佛教造像。同时,我们通过考证发现,10号龛题记上的合率人,人名与10公里外的唐家坝摩崖造像题记中的部分人名相同。据唐家坝造像题记可知,唐家坝造像是一座佛教净土宗造像,写明雕刻者“雕镌博士”郭守谦,雕镌博士在唐代系官方工匠。由此可见,虽然当时社会高层佛道争论激烈,但在民间并非如此。民间既信仰道教,又推崇佛教,这符合唐朝多元开放的思想趋势。
三、造像选址
中国堪舆学从商周至今历经数千年发展,先秦时期《礼记·月令》就记载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主张顺应天时以调和生态,构建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系统。儒家“气论”“五行观”“孝道”与风水文化存在深层关联。东晋时期郭璞所著《葬经》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谓之风水……”这一论述成为风水理论的重要源头,郭璞也被视为风水学鼻祖。宋代以后风水学开始从高雅之堂流向村庄里巷,由于长期“江湖化”对风水学产生了负面影响。2004年9月,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终结了风水学这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学说长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认知。
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选址符合堪舆学中理想风水布局图。造像面向南方,修建在丛林茂密的半山腰上,清幽避世。向北背靠山岗(今桥河村柏丫子梁),形成天然屏障,称之为玄武;左侧马鞍山,称之为青龙;右侧有长道(今桥河村谯沙坝、何岩脚等村庄道路),称之为白虎;南面有一大片开阔土地以及一条蜿蜒溪流(新桥河),称之为朱雀。造像选址满足“藏风聚气”的风水观,与天上四象相对应。北玄武守护,左右青龙白虎屏障利于防卫,南部朱雀平地面水,保佑人们庄稼收成。通过地理空间与宇宙象征呼应,构建一个神圣、和谐、受庇护的宗教场域,保佑当地人免受外部动荡影响,祈求生活风调雨顺。
四、造像与乡村社区的联系
石窟造像作为乡村中宗教与文化场所,能在多个维度成为民众联系、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通过共同信仰、集体活动、历史传承,促进乡村团结。
据10号龛题记可知,参与开凿的人员中何姓、王姓、罗姓占多数,另还有谯姓一位。桥河村内部分布着许多村庄,大多按姓氏划分居住区域。根据桥河村向达州市申报传统村落资料,何姓在今何家坪,谯姓在今谯沙坝,王姓在今马鞍山、何家坪、谯沙坝等村庄都有定居。石佛岩摩崖造像附近村庄老百姓于唐玄宗天宝初期共同修建这一石窟造像,不同村庄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佛道两教文化浸染,在这一片区形成了共同文化信仰和相同价值观。
许多集体活动也因石窟造像修建应运而生,如祭祀。民众祈神不仅求福、求寿、求禄,而是在平淡日常生活之外,对另一种有愉悦身心作用生活方式的追求。集体祭祀活动一般集中在每年除夕,方式为烧香、放鞭炮等,以求驱邪避祟、迎神祈福。个人的祭祀主要是朝山,民间认为某些神明的祖庭在某座山上,为表达对神明的虔诚,人们便进山朝觐和祈拜。在桥河村,当地民众主要是对石佛岩摩崖造像进行祭拜。村民在石头做的台阶上堆起“玛尼堆”,中间烧香,在山间道路上磕头祭拜,以表达对神明的敬畏。定期的祭祀,也使得石窟成为人们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
总之,宣汉石佛岩摩崖造像选址与地理条件相符,符合中国传统堪舆学,符合当地人的文化观、环境观、心理观。同时,摩崖造像还具有团结纽带的作用,至今仍有村民进行供养祭拜,作为一种共同文化信仰,它将区域内不同村庄人们的内心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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