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山东段由北至南依次经过德州、聊城、泰安、济宁和枣庄5市，包括南运河段山东段、会通河段山东段、中河段山东段3个遗产段落，是运河在清末被黄河截断之地，是运河的制高点“水脊”。

2022年4月28日，山东省德州市的四女寺水利枢的闸门缓缓开启，汩汩清流奔向北方。这标志着约一个世纪以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

至今，黄河水、长江汇、运河水三水合一，持续润泽山东段大运河4年整。

大运河山东段，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全长643千米，其中南运河段山东段全长140.3千米、会通河段山东段全长374.5千米、中河段山东段全长128.2千米。

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沟洫，到明清时期的精密闸坝体系，山东段运河因地形复杂，集中体现了闸坝、引水、分洪等古代水利智慧。

【闸坝智慧】

首创"以闸代坝"的治水范式。

元代会通河上的戴村坝，位于东平县城东部20多华里南城子村附近，大坝横截大汶河，坝下为大清河。大坝采用"鱼嘴分水"结构，通过三孔闸门精确调控水量：中孔泄洪、侧孔引水，既保证运河通航，又实现鲁西南农田灌溉。

明代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记载的山东"滚水坝"，位于黄河沿岸，是潘季驯“束水攻沙”治河理论的具体实践。坝体呈阶梯状下凹，洪水超警戒水位时自动漫溢至预设分洪道，这种"水涨自泄"的被动调控机制，比欧洲同类技术早出现两百余年。其设计理念被明清时期治黄工程沿用，成为中国治河史上的创举。

南旺分水枢纽是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建议修建的工程，它建设在大运河的“水脊”之上。白英抓住了“引、蓄、分、排”四个环节，使京杭大运河畅通五百余年。

从皇帝到民间，都对白英的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把白英封为永济神，荫封后代。在南旺陆续修建了以分水龙王庙为代表的颇为壮观的建筑群。

至今在汶上县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仍可见明代建造的"龙脊分水闸"，其闸底板采用栉比鳞次的青石咬合结构，利用水流自身动力实现南北分水比例"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精妙平衡。

【引水工程】

《齐民要术》记载的"沟渠法"，提出的

顺天时、量地利、因作物、节用水

，在山东发扬光大。

济水，一条古老的河流，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济南，就是因为位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战国时期齐国开挖的济水-淄水运河网，首创"以闸控流、多级提灌"技术，通过十二级闸门将黄河水抬升三十余米，灌溉临淄周边万顷良田。

元代在宁阳堽城坝拦截汶水，通过洸河，注入济宁，接济运河，使官民运输南北往来畅通无阻，并灌溉济宁、兖州之间的农田，是京杭大运河重要的配套设施。堽城坝建设的"双闸连环"系统，前闸拦沙、后闸引清，解决了多沙河流引水淤积的世界性难题。

如今，流经济宁主城区的6.4公里老运河沿线，分布着东大寺、太白楼、天井闸等11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兰口村东南，伫立着一块青石碑“障东堤”，记载了光绪元年（1875年）修筑黄河大堤的艰辛过程及费用情况，落款是“山东巡抚丁宝桢撰并书”。

而在济南，清代丁宝桢主持修建的"八大引黄闸"，采用"闸洞分离"设计——闸门控制主河道，暗洞引水入支渠，至今仍在济南泺口险工段保留着完整遗迹。

这些工程使山东在明清时期形成"汶泗通舟，泉源灌稻"的密集水网，孕育出"江北小江南"的农业奇迹。

【分洪体系】

面对"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山东古人发展出体系化的分洪减灾方案。

东平湖，别称梁山泊，山东省第二大淡水湖，位于山东省东平县境内西部。自汉代这里就建有"三闸两堰"分洪系统：《水经注》记载其"春闭秋启"的运行规律，汛前关闭拦沙闸蓄清水灌溉，汛期开启分洪闸消纳洪水。

菏泽，因南有“菏山”，北有“雷泽”，得名菏泽。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在曹州李固渡决口，洪水淹没曹州城，并分流成两条河道。菏泽雷泽洼地创建的"分流杀势"工程，通过三十六里长的引洪道将黄河水分流至大野泽，其"宽滩缓坡"的设计使流速骤降、泥沙沉淀，堪称最早的"沉沙池"实践。

滨州是一座“隐形”的沿海城市，簸箕李灌区是目前滨州辖区内最大的引黄灌区，在滨州簸箕李险工段，考古发现的明代"月牙堤"遗址，采用弧形石堤引导洪水形成螺旋水流，既能削弱冲刷力又可促进泥沙淤积护岸，展现古人"以柔克刚"的水工哲学。

运河船工号子没有歌词，全靠喊唱，在凝聚拉纤力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水脉，亦是文脉，能够跨越时空，勾连起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从曹操开白沟，到隋炀帝开永济渠，山东进入大运河时代，山东段大运河续写着水润万物，天下太平的永恒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