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纪念碑：反思永无止境

2026-03-13 08:01 旅游攻略 3 0

柏林的秋天，晴朗的下午，从勃兰登堡门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东漫步，微风习习，树影婆娑，洪堡大学、柏林国家歌剧院、德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座座崭新的建筑，眼前是一幅德国历史和现代交替的图景。

柏林和德国各地都留下许多历史的记忆，在德国旅行，各地的纪念碑让人印象深刻。

柏林市中心的布兰登堡门，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摄影袁启明

无声的诉说

作为常读二十世纪历史的人，到柏林，我最先来到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称“碑”似乎不太准确。纪念建筑群由2711块大小高矮不一、同为黑灰色的长方形水泥块组成，以前虽看过相关图片和文字，但身临其境仍感到极大的震撼，六百万灵魂在无声地述说，在新建筑林立的统一德国的首都，让人触目惊心。这是对纳粹暴政的控诉，也是对未来的诉说，推动建立纪念建筑的莱娅·罗施女士说：“这不仅仅是为犹太人建的，更是为德国人建的。”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也提醒子孙后代，在历史逆流又涌来的时候不要为虎作伥、随波逐流。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视觉中国图

从国会大厦往南走，路的左侧可看到“纳粹统治下欧洲被杀害辛提人和罗姆人纪念碑”，旨在纪念1933年希特勒上台至1945年间，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遭受迫害和惨遭杀害的几十万“吉卜赛人”（其中多数人自称罗姆人、辛提人）。专家估计遇难者约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占当时这个族群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弱小民族竟然被历史忽略不计，直到2012年德国政府才正式承认杀害这个族群的事实，当时的德国总统和总理为这个纪念碑揭幕。纪念碑由以色列艺术家丹尼·卡拉凡设计。纪念碑主体是一个直径二十八米的圆形广场，中间是一个直径十二米的圆形黑色花岗岩水池，池中的三角形石碑上放着一朵鲜花，每当花朵枯萎时，石碑会沉入水下空间，换上新的花朵再次升出水面。对水池不间断地注水象征着生活的流逝和记忆的延续。水池周边铺就的碎石上刻着奥斯威辛等二十二个当年杀害死难者的集中营的名字。相比二战死亡总人数的七八千万，三五十万似乎微不足道，可其中的每一个都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纳粹统治下欧洲被杀害辛提人和罗姆人纪念碑摄影袁晞

我住在东柏林的奥拉宁堡街，每次出门都能看到路边人行道上镶嵌的直径二十厘米左右的铜牌，在灰色的路面上十分醒目。低头仔细看，上面镌刻着人名、日期，让人过目难忘。看文字资料才知道，全德国大约有四万个这种铜质的“绊脚石”纪念碑，分布在五百多座城镇步行道的路面上，这些纪念碑上镌刻着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受害者的名字。每一块铜碑都以同一句话开头：此地长眠着……接下来写着遇难者的姓名、出生日期、死亡日期，所在集中营的名字及被处死地点的名称。几乎每一块铜碑都是由如今住在遇难者旧居里的居民出资制造的。奥拉宁堡街二战前是犹太人聚居区，不时能看到“绊脚石”纪念碑，每次遇到，都要停下来，读一读上面的文字，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因暴力而提前结束的人生。

柏林城里人行道上的铜质“绊脚石”纪念碑摄影袁启明

柏林菩提树下大街附近，有一座独特的纪念馆，只有一个厅，只有一件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一位悲伤的母亲紧抱着她的儿子。这是凯绥·珂勒惠支的雕塑《母亲和她死去的儿子》的放大复制品。雕像下面掩埋着两名无名死难者的遗骸，一位是阵亡的士兵，一位是死在集中营的囚徒，四周铺着采集于二战多个战场和集中营的泥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珂勒惠支刚参军八周的小儿子彼得阵亡，悲痛的母亲创作了许多“母与子”主题的作品。鲁迅先生多次介绍她的创作。珂勒惠支去世四十多年后，德国又统一了，于是这里被命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这座雕塑正是憎恶战争的纪念碑，成为反思战争苦难的核心象征。如今这里是游人在柏林造访最多的地方之一。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的母亲的青铜臂膀，经由无数游人的抚摸，已经幽光闪烁。我去那天，细雨霏霏，一群又一群肤色不同的游人来到这里，默默地凝视，再走上前，轻轻地摸一摸母亲的手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与暴政牺牲者纪念馆内的雕塑《母亲和她死去的儿子》（该雕塑为放大复制品）摄影袁晞

历史的记忆

柏林西郊，在宁静的万湖西侧的一栋别墅里，希特勒的亲信们起草了一份“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因此造成几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这里现在是供人参观的历史纪念地。一个初秋的早晨，我到万湖别墅参观，等待开门的大多是德国青少年，问站在旁边的一位高个小伙子，他说今年十六岁，十年级刚刚开学，历史课正讲到希特勒。我看带队的女教师也非常年轻，很想知道他们今天怎样讲希特勒，可惜这位中学生的英语不太好，我们一行又没有人能说流利的德语。

柏林北边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建于1936年，是后来许多纳粹集中营的模板，二战中是德国占领区集中营的指挥中枢。从建成到1945年被盟军解放，这里关押过二十多万人，包括纳粹政权政治上的反对者、被纳粹定为种族或生物学上劣等群体的成员，以及二战中从德国占领区驱逐来的外国劳工和盟军战俘。数万名囚犯因强制劳动、饥饿、疾病、虐待和残杀而丧生，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是其中之一。遗址里的毒气室、焚尸炉恐怖得让我不愿拍照。为死难者修建的纪念碑旁摆放着几束鲜花。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室门上的花环，一般是当年这间囚室囚徒的后人为凭吊逝去的亲人专门挂上去的。摄影袁晞

柏林留下了多段柏林墙作为历史的记忆。1961年修建这道大墙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他的同事们说：“修建柏林墙的确不是什么万全之策，但怎么说也比发动战争要好。”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看来，柏林墙的修建，表明赫鲁晓夫已经找到了一种保全面子的妥协，既阻止了东德人逃往西德，又不触犯盟国的利益，也缓冲了全球动荡的危机。在这个曾经闻名遐迩的分界地带，如今有很多休闲和娱乐场所，我去的一处柏林墙旧址现在是一片城市绿地，分为若干区域，狭长而毫无修饰，有当年的哨所和后来建的死难者的十字架。我看到年轻情侣在石阶上谈情说爱，白发长者在路边的酒吧饮酒聊天。白天，孩子们的笑声回荡于此，入夜，周围的剧院和歌舞厅曲乐声声。

“斯塔西”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德语缩写STASI的音译。其总部当年占地面积很大，占了整个柏林的利希滕贝格街区，即10365街区，有三十八栋外观相似的建筑。当年这里戒备森严，有营房、武器库、扣留所、间谍培训基地，在这个总部里一万五千名职员通过一个秘密电话网络联结起来，彼此都是单线联系，互不知情。德国统一后，在原斯塔西办公区主楼建了一座斯塔西博物馆，供人参观，可以付费预约不同语言的专家讲解。我去那天，同一组参观者中男女老少都有，还有拄双拐和坐轮椅的人，由德国历史学者当讲解员。讲解员熟知这个机构的历史，对所有展品如数家珍，并回答各种提问。

德国还成立了专门机构保存和整理斯塔西文件，其档案馆设在原办公区八号楼，只要事先预约，所有人都可以查阅。如果将这里的档案铺开，其长度可达一百多公里。档案里的内容五花八门，不仅有入侵西柏林和西德的详细计划，还有秘密告发信、偷来的情书、窃听餐厅谈话的记录……记载着人们日常的琐碎。德国人说，博物馆和档案馆是在曾经的“国家恐怖部”地盘上建起的“国家真相部”。

在柏林，陌生人也能充分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现在与过往。

英国作家罗里·麦克林在《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中写道，柏林总是变化无常。这座城市的身份，建基于变化之上，而非基于稳定。少有一座城市像它这般，循环往复于强大兴盛和萧瑟衰败之间。少有一个首都如它这般，遭人憎恨，令人惶恐，同时又让人一往情深。更没有哪处地方像它一样，五个世纪以来饱受冲突之苦、深陷混乱之中，从宗教战争到冷战一直都位于欧洲意识形态斗争的中心。“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百年中，最充满希望的设想，最邪恶的伎俩都来自这里。想象这个欧洲最狂妄自大的首都，这里曾被盟国的炸弹肆虐，这里曾被分裂。想象它重新合二为一，重生成为世界创新都市之一。”

柏林墙遗址边的年轻男女摄影袁晞

科尔迪茨是萨克森州的一个小镇，距东德大城市莱比锡不远。从莱比锡乘火车再换小公共汽车，一小时就到了。镇边的小山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堡，城堡始建于中世纪，三面是峭壁。因地势险要，二战中被纳粹建为关押盟军高阶军官和被德国占领国家皇室成员的战俘营。尽管是德军“最高安全级别”的战俘营，牢房严密，周围是高墙、铁丝网，但关在这里的战俘却上百次越狱，有三十二人成功逃脱。战后以这些越狱事件为原型拍摄了多部故事片。比较有名的是美国影片《飞离科尔迪茨战俘营》，讲述美国士兵哈里·库克参与帮助德国原子弹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逃跑的行动，失败后被俘囚禁于这个战俘营，他组织战俘秘密建造双人滑翔机飞往中立国瑞士。

2006年经修缮后，科尔迪茨城堡的一部分辟为供游人参观的战俘营博物馆。美丽城堡加上英雄传奇使这里成了黑暗时代不屈和反抗的纪念碑。

也是为未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来到巴伐利亚州的纽伦堡，参观纽伦堡审判法庭纪念馆。八十年前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善与恶之间的终极决战，一小撮魔鬼与文明世界的较量。

来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带队导游的小喇叭说着不同的语言。第600号审判厅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法官席前侧面的木板长椅是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等纳粹罪犯坐过的。

纽伦堡审判法庭第600号审判厅，图左的长椅是戈林等罪犯坐过的原物。摄影袁晞

展厅里有当年的实物和图片，语音导览器可以听到当年法庭的原声。德国小众景点的导览器很少有中文解说，这里却有，大概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之一吧，我们可以享受当年的荣光。为了不忘历史，纪念馆尽量把当年的审判的原貌呈现给后来的观众，包括当时对审判的不同看法和争议。不管怎么说，纽伦堡审判是对纳粹罪行的清算，也是为了未来的教育。

展厅的一面展板上是旁听审判的部分作家、记者介绍，记者和作家们负责把这场世纪审判传达给世界各国的受众，也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记忆。他们中不乏名人，有当时已有世界声誉的约翰·多斯·帕索斯、伊利亚·爱伦堡，有反法西斯斗士艾丽卡·曼（托马斯·曼的长女）、战前以报道德国政治出名、多年后以《第三帝国的兴亡》名满天下的威廉·夏伊勒，还有后来成为西德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当时二十二岁自称苏联人的马库斯·沃尔夫（后来是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

纽伦堡审判法庭展览厅里介绍作家和记者的展板摄影袁晞

德国作家乌韦·诺伊玛尔不久前出版的著作《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记述了这些人在纽伦堡审判期间的活动和表达的思想。

经历过无数残酷战争场面的战地女记者玛莎·盖尔霍恩来到法庭，也被法西斯罪犯的暴行震撼。她写到，在庭审现场，面对全无人性的纳粹分子，人们只能报以冷酷。坐在那里、注视着他们，会让你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愤慨。

从书中可见，当年来这里报道和记录审判的各国记者、作家对德国人有不同的看法，艾丽卡·曼坚持集体罪责论，尖锐地批评德国人缺乏自我反思。马库斯·沃尔夫在审判结束时写的评论中说，德国人民既没有觉悟，也没有力量去“清除自己结下的恶果”。为《纽约客》报道审判情况的美国著名女记者珍妮特·弗兰纳写道：“纽伦堡审判将纳粹的阴暗计划公之于众，但普通的德国人还是可以称他们和这场集体性的谵妄无关。”维利·勃兰特反对将罪名加诸全体德国人民，他指出，很多德国人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沦为纳粹的工具和牺牲品的。同时，他在罪责和责任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即便是那些无须承担集体罪责的人，也必须肩负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纽伦堡审判法庭外景摄影袁晞

没有承认，无法和解

在纽伦堡的各国法官、律师、作家和记者对德国人能否改过自新并不看好。比如为美国战时新闻局工作的艾丽卡·曼就认为“德国人不可救药”。为逃避纳粹迫害，她离开了德国。入籍美国的她甚至想消除自己的德国色彩，还假装不会说德语。

确实，战后很多年，德国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正视过去的岁月，去面对一个令人羞耻的过去。他们仍然相信，用托马斯·曼的话来说，过去的“战争是德国权贵们对德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希望将其遗忘。美国学者康德拉·H.雅劳斯在七十多部自传和回忆录的一手叙述、几十次面对面采访的基础上写成了《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书中那些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一代”德国人都经历过法西斯统治，其中有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也有种族清洗的加害人，许多人都不愿面对自己的过去。

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在德国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反思引导下，如罗里·麦德林所说：“现代德国正以一种勇敢、谦卑、感人的方式对自身进行民族心理剖析。这一痛苦的进程在德国显而易见，我们可以从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犹太人博物馆，斯塔西先前的霍恩施豪森监狱以及威廉大帝纪念教堂的焦黑墙壁——教堂于1943年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体会到这一进程。”

当年在纽伦堡审判时，厚颜无耻的纳粹战犯赫尔曼·戈林扬言：胜利者或许能处决他，但再过五十年，德国人民就会把他的遗骨安放在大理石棺中，把他奉为民族英雄和殉道者。这也是不少战犯的幻想。正是因为有德国人民的剖析和反省，德国没有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二十年后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战后八十年了，赫尔曼·戈林及其同伙仍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德国人对过去的反思和对历史的纪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025年6月，德国在希特勒1939年9月1日向德国议员宣布入侵波兰的克罗尔歌剧院（1933年至1942年曾作为德国国会的集会厅）原址设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碑是一块重约三十吨的冰川巨石，置于一棵野生的苹果树下，巨石前面的铭文用波、德两种文字写道：“献给波兰遭受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以及波兰境内德国暴政的受害者(1939—1945) 。”以提醒人们德国当年对波兰的占领给波兰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和破坏。纪念碑发起者之一的建筑师弗洛里安·毛斯马赫说：“这块石头是对罪行的承认。若没有对罪行的承认，便无法实现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