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石窟价值和保护利用实践
冯 亮 刘南方 赵双全
巴中地处蜀道体系南北交通要道——米仓道,境内现有石窟225处、1200余龛、14000余尊。巴中石窟是四川四大石窟之一,其造像最早出现在北魏晚期,高峰时期为唐代,宋、元、明时期造像活动相对较少,清代又出现大量雕凿,造像活动绵延1400余年。巴中石窟大多分散开凿于山林、沟壑间的崖壁或岩石上,其浓厚艳丽的色彩、繁缛精美的龛楣装饰和独具特色的佛帐形龛,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被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誉为“盛唐彩雕 全国第一”,特别是围绕巴城四周开凿的东南西北“四龛”,是巴中石窟造像的精品和代表作,形成全国罕见的“一城四龛”“四龛福城”独特地理格局和人文景观。
一、巴中石窟的特点与价值
(一)古朴浑厚的艳丽色彩。巴中石窟色彩种类丰富,保存完好,经唐、宋、清等朝代多次妆彩,有黑、白、红、绿、蓝等颜色,且多使用覆盖力强、化学性质稳定的铁红、铅丹、朱砂、群青、石绿、炭黑、石膏等矿物颜料,历经1000余年,依旧艳丽如初。同时,不同年代的工匠在妆彩时,根据造像题材和特征,对不同部位有着不同色彩的选择,使妆彩在视觉上有着强烈的层次感、规律性和协调性,形成“古今叠合”的独特气质,也为我们研究古代造像程序、技艺、妆彩工艺和时代人文背景提供重要材料。
(二)特征鲜明的佛帐形龛。佛帐形龛是巴中石窟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龛窟形制,由单檐或重檐、龛楣、龛柱等部分组成,特点突出、多姿多彩。特别是样式多变的龛楣,涵盖植物、动物、几何等装饰纹样,极具复式、连续、渐变、对比的构成美学,体现多样与统一、均齐与平衡、比例与尺度、节奏和韵律的审美价值,反映出巴中石窟独特的地域风格,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续、创新、包容等特性。
(三)丰富多元的造像题材。巴中石窟造像内容丰富,除南北方常见的药师佛、弥勒佛、观音与地藏、二佛等造像外,还保存独特的普贤经变、慈祥和蔼的鬼子母、罕见的双头瑞佛、“悬冠之问”的菩提瑞像、成片集中的瘗窟以及反映佛道融合及三教合流社会思潮的石窟造像,进一步丰富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内涵。
(四)佛教艺术传播的分水岭。巴中石窟地处蜀道体系南栈的米仓古道,分布全境、覆盖全域的密集路网体系沟通巴蜀、连接川陕。隋唐时期,北方中原大批文人、学士、画工、技巧百匠、官员、商贾等精英人士经米仓道入蜀,带来北方造像题材、技艺、样式并继续南传,促进了南方石窟的兴起。可以说,当中原北方石窟趋于衰竭之时,巴中石窟却以更为熟悉的形式、更为鲜明的世俗特点、更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更为丰富多变的题材内容兴盛开来。巴中石窟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石窟造像中心南移时期的开始。
(五)石窟艺术与城市融合的绝佳案例。历经隋、初唐、盛唐100余年,巴城周边镌刻不断,持续开凿东龛、西龛、南龛、北龛石窟,形成全国唯一的“四龛福城”格局。巴城先民以城池为中心,持续于四郊正位开凿石窟,不仅体现“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和自古以来巴中城与石窟寺和谐共生的历史联系,更将经丝路东传的佛教文化遗产符号化于地理空间,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触摸到古人调和信仰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智慧光芒。
二、巴中石窟的保护历程
如此丰富、珍贵的石窟文化资源,离不开历代巴中人民的不断增镌、保护和修缮。1400余年来,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保护的技术和要求各有不同,但巴中先民从未停止过对石窟造像保护的脚步。经梳理,巴中石窟保护工作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和2001年至今。
(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巴中石窟的开凿高峰为盛唐时期,历代信众都希望造像能够长久保存,于是采取加盖窟檐、增加龛窟进深等方式,以保护造像免受雨水及其他自然灾害侵蚀。从巴中现有资料看,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主要通过修建寺庙、清除杂草与崖壁苔藓,以及对部分造像进行修补等方式进行保护。如南龛石窟第93龛造像碑中就有“建华屋以护风雨”的记载,今天崖壁上还能见到多处修建窟檐遗留的榫孔。清道光十一年(1831),巴州知州朱锡谷前往南龛参观时发出“因留数语以贻同志,愿相与保护之也”的号召。总的来说,这一段时间巴州人民对石窟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建设窟檐和环境整治方面,对造像的本体修复数量较少。
(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新中国成立后,巴中市的石窟保护工作翻开新的一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省、县拨款于南龛石窟大佛洞区前搭建砖木结构的防雨棚,又于老君洞、“严武奏表”题刻前各建一木石结构的防雨棚。1979年,组建巴中文物管理所,负责巴中地区的文物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有申报保护单位和对部分窟檐进行修建。1998年,巴中市文物管理所依据“四至”范围修筑起保护性围墙,形成南龛石窟景区雏形并开始实行售票入园。2000年,因加固大佛洞区佛像岩体,防雨棚被拆除,这也就形成今天所见的南龛石窟的崖面状况。
(三)2001年至今。这一时期是巴中石窟保护利用的重要突破时期。20余年来,巴中先后完成石窟寺资源专项调查,建立资源库,出版《巴中石窟》《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等书籍及系列考古报告(简报),编制一批石窟寺保护专项规划,提升公布一批文保单位,划定“四至”范围,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实施南龛、北龛、西龛、石门寺、通江千佛岩等石窟的危岩体加固工程,同时对石窟所处的崖壁进行渗排水治理,并为部分石窟修建保护性窟檐,有效地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侵蚀等自然因素的破坏。2023年,通江县启动千佛岩石窟抢救性保护工程,历时538天完成文物本体清洗工作,研究团队基于“最小干预”原则,采用精准可控的清除技术,有效实现文物本体保护与历史信息留存的最佳平衡,这一项目荣获四川省2025年文物保护优质工程。除文物本体保护外,巴中市还出台四川省首部石窟保护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巴中市石窟保护条例》,进一步强化各保护责任主体职责,增添石窟保护措施,着力解决石窟保护利用中的突出问题。同时,对重要石窟造像点增添安防技防设施,实现对石窟造像重点保护区域的高清晰、无死角全面监控。
三、探索保护利用新路径新举措
巴中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近年来通过不断探索,在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推进机构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一)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巴中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下设4个专业委员会,组建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负责巴中石窟保护利用重大事项、重大问题、重要工作的统筹研究、协调解决、督促指导。建立文物保护“点位责任制”,落实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末端五级点位责任人职责,建立全员培训、报告预警、群众参与等运转机制,织密安全网格,确保安全响应及时、处置迅速。出台文化遗产保护“离任审计制”,将文物普查、保护工作履职情况作为党政“一把手”离任审计重要内容,在制度上拧紧文物安全“阀门”。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监督问效专业委员会,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紧盯“七类问题”,对石窟寺等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展“大起底”“回头看”,确保事有人做、责有人负。
(二)推进管理机构改革。成立正县级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挂巴中石窟研究中心牌子。2024年6月,中共巴中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巴中石窟研究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标志着巴中市的石窟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步入新发展阶段。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不仅直接负责南龛、西龛、北龛、水宁寺和石门寺石窟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安全管理及规划编制等工作,而且担负指导和组织全市开展石窟寺及石刻文物保护利用、价值发掘和研究阐释等任务。2025年7月,市委编委启动全市文博系统机构改革,将5个县(区)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全部提升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并全部挂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县区分中心牌子,共增加编制19个,将全市博物馆全部划归文物主管部门管理指导。此举精简了机构、理顺了机制、整合了力量,进一步提升了全市石窟寺保护研究能力。
(三)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机构改制以来,整合市内研究力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启动两轮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引进工作,新引进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考古文博人才10名,中心现有硕士研究生14人、副高职称3人,专业人才比例达87%,彻底改善了市级文物保护机构人才结构。实行政治导师与专业技术导师“双导师制”,构建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模式,政治导师负责思想引领,确保人才队伍的政治站位与责任担当,专业技术导师则聚焦业务传承与技能提升,二者协同,实现“红”与“专”的有机统一。开设文博讲堂,邀请著名专家主讲,为专业技术人员搭建系统化学习平台,持续更新专业知识,破解人才与认知瓶颈。目前,巴中市已初步形成一支具有考古学背景、多学科融合的石窟寺考古研究队伍。
(四)打造“四龛福城”文旅品牌。2024年6月,中共巴中市委五届八次全会提出打造“四龛福城”文旅品牌的决策部署,并随即成立工作专班,印发指导方案,编制《“四龛福城”保护再利用规划》,发布巴中石窟文物主题游径。同时,有序开放北龛、西龛龙日寺、水宁寺等石窟,进一步扩大城市文化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打造巴中城市形象新名片。此外,巴中市还积极申报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利用项目,争取将巴中石窟全面纳入《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及其“一环三极多园八径”建设格局。规划重点项目60余个,并争取到南江石飞河、巴州区龙门山、恩阳区朝阳洞、通江佛尔岭、白乳溪5个乡村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微景观)建设项目,通过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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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 亮(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刘南方(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赵双全(巴中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