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大河，河南许昌人，今年四十二岁。十六年前跟着工程队来到非洲修路，如今在坦桑尼亚开了家小农场，种剑麻和蔬菜，雇了二十多个本地工人。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自在，只是每次回国相亲都失败——姑娘们听说我在非洲待了十六年，眼神里总带着点儿看怪物的意思。

第一章 初到非洲

2007年夏天，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

那时候我二十六岁，在老家许昌的修路工程队干了五年，挣的钱只够盖个平房。工头老陈说有个去坦桑尼亚的活儿，工资是国内的三倍，问我愿不愿意去。

“非洲？”我爹把烟袋锅往桌上一磕，“那地方听说还吃人呢！”

我娘在旁边抹眼泪，说村里王老三的儿子去广州打工，三年没回来，你这要去非洲，怕是这辈子见不着了。

我说去，为啥不去？穷怕了。

从北京飞了十五个小时到亚的斯亚贝巴，又转机飞了四个小时才到达累斯萨拉姆。下了飞机，热浪扑过来，像一床湿棉被裹在身上。机场破得跟咱们县汽车站似的，风扇呼呼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烫的。

接我的是个河南老乡，叫建安，比我大三岁，来了两年了。他开车带我去工地，一路上我眼睛都不够用——路边全是芒果树，黄澄澄的果子挂满枝头，掉在地上也没人捡。女人头上顶着筐，腰挺得笔直，走起路来像跳舞。男人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喝着一种叫“达瓦”的饮料，啥也不干。

“这儿男人都这样？”我问建安。

“本地人就这样，”建安叼着烟，“女人干活养家，男人只管到处玩耍

“那咱们中国人呢？”

“咱们？干活挣钱，攒够了回家娶媳妇呗。”建安吐了口烟，“你不会也想在这儿安家吧？”

我摇摇头。那时候我心里装的还是老家的姑娘，瘦瘦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在镇上的超市当收银员。临来之前我跟她表白过，她说等我挣了钱回来再说。

工地在多多马附近，要修一条一百多公里的公路。我们住的是集装箱改的房子，一间住四个人，铁皮屋顶被太阳晒得烫手，晚上睡觉像睡在烤箱里。蚊子多得能把你抬起来，夜里起来上厕所，一巴掌能拍死七八只。

但工资确实高，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国内干一年也攒不下这么多。

干了三个月，有一天收工回来，发现集装箱门口蹲着个本地小孩，瘦得像根麻秆，眼睛却大得出奇。他看见我，站起来，用蹩脚的中文说：“你好，我叫巴依，能给我点儿吃的吗？”

巴依十三岁，父母都死于艾滋病，跟着奶奶过。奶奶给人洗衣服，挣的钱不够吃饭，他就四处讨吃的。

我给了他两个馒头，他把馒头揣进怀里，撒腿就跑。第二天又来了，这回带了根绳子，说要帮我干活换吃的。我让他去帮我们打扫卫生，一天给五十先令，管两顿饭。

巴依干得很卖力，把我们住的集装箱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还学会了用抹布擦窗户。干完活，他不急着走，蹲在旁边看我修理工具。看了一会儿，他指着我手里的扳手说：“这个，我会用。”

“你还会用扳手？”

“我爸以前是修自行车的，”他说，“他教我修车。”

我将信将疑地把扳手递给他。他接过去，蹲下身子，三下两下就把我半天拧不动的螺丝卸下来了。

“行啊你！”我拍着他的肩膀，“以后跟着我干，我教你修机器。”

建安在旁边笑：“大河，你这是要收徒弟？”

“这孩子有灵性，”我说，“教教他，以后咱们干活也有人帮忙。”

从那天起，巴依就成了我们工地的常客。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到，帮我们扫地、打水、收拾工具。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让他跟我们一起吃，他不好意思，总是端着碗蹲到一边去。我说你蹲那儿干啥？过来坐！他这才小心翼翼地挪过来，屁股只敢沾半个凳子边儿。

有一回我问他想不想上学。他低下头，半天才说：“上学要钱，奶奶没钱。”

“那你以后想干啥？”

“我想当修理工，”他抬起头，眼睛亮亮的，“修汽车、修拖拉机，修很多东西。”

“行，”我拍拍他的脑袋，“我教你。”

那时候我没想到，这个瘦得像麻秆的小孩，后来会跟我有着十多年的缘分。

第二章 当地人的习俗

在多多马待了一年多，路修完了，我们又转到姆万扎，在维多利亚湖边修一座桥。

姆万扎比多多马热闹，是个港口城市，街上到处都是卖鱼的女人。她们头顶着大盆，盆里装着刚打上来的尼罗河鲈鱼，鱼尾巴甩来甩去，甩得她们满脸是水。她们也不恼，抹一把脸，继续扯着嗓子叫卖。

“这儿女人真能干，”我说，“男人呢？”

“男人？”建安朝路边努努嘴，“那儿呢。”

路边有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树荫下坐着十几个男人，有的下棋，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喝达瓦，一个个悠哉悠哉。

“都不干活？”

“有活干才去干，”建安说，“没活就闲着。反正老婆会挣钱，饿不着。”

这儿的男人可以娶好几个，条件是能养活得起。但怎么算养活？一人一间屋，每天管顿饭就行。老婆各自做生意挣钱，各花各的，互不相干。男人啥也不用干——当然，这是建安跟我说的，真假我也不敢问。

但有一件事我亲眼见到了。

我们工地上有个当地司机，叫姆博拉，四十多岁，有三个老婆。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三个老婆都会准时出现在工地门口，一字排开，等着分钱。

姆博拉把工资拿出来，分成四份，三个老婆各拿一份，他自己留一份。要是分得不均匀，三个人当场就吵起来，你推我搡，扯头发，骂得很难听。姆博拉站在旁边，一句话不敢说，等她们吵完了再悄悄溜走。

“这样的日子有啥意思？”我问建安。

建安嘿嘿笑：“你管他有啥意思，人家乐意。”

我倒是不太理解。但在当地待久了，慢慢发现这种生活方式自有它的道理。

有一次我的皮卡车坏了，停在路边修。一个当地女人路过，看我在车底下折腾，停住脚，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说不用，她也不走，就蹲在旁边看。

我钻出来喝水，跟她聊了几句。她叫娜玛拉，三十出头，在市场卖木薯。我问她男人是干啥的，她说男人在家带孩子。

“带孩子？”

“对呀，我出来挣钱，他管孩子，”她说，“他有四个孩子，三个是我生的，一个是他前妻的。我带两个大的出来卖木薯，他带两个小的在家。”

“那他能带得了吗？”

“男人带孩子比女人强，”她很认真地说，“他们有耐心，不打孩子。我们女人脾气急，打几下孩子就哭了。男人不打，孩子反而听话。”

我听着，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她又说：“我们这儿，女人挣钱，男人管家，分工不同。你们中国人不是也这样吗？男人挣钱，女人管家？”

“差不多吧，”我说，“不过我们那儿男人也帮着干家务。”

“那你们男人累死了，”她笑起来，“又挣钱又管家，那女人干啥？”

“女人也挣钱。”

“那更累，”她摇摇头，“两个人都挣钱，谁管家？孩子谁带？不好，不好。”

我被她说得没法接话。想想也是，咱们那边两口子都上班，下班了还得做饭带孩子，忙得团团转。人家这边女人挣钱，男人管家，各有分工，好像也没啥毛病。

当然，这只是她一个人的看法。别的女人未必这么想。

我们工地做饭的是个本地大妈，叫玛塔，五十多岁，胖得走路一颤一颤的。她有六个孩子，就是不管

“为啥不管？”我问。

“他又有了，”玛塔一边切洋葱一边说，“他就不要我了。”

“那你为啥不再找一个？”

“不找了，”她拿袖子擦眼睛，不知是被洋葱熏的还是哭了，“男人都是白眼狼，养不熟。我自己能挣钱，养得起孩子，要男人干啥？”

她说得理直气壮，我听着却有点心酸。一个女人拉扯六个孩子，从早忙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硬说自己不需要男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睡不着，想了很多。来非洲一年多，见了太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有的女人被男人抛弃了独自养孩子，有的女人挣钱养家养男人，男人还嫌她给的钱少。

我想起老家的收银员姑娘，想起她说“等你回来”。我突然觉得，咱们那边虽然也有苦有难，但好歹一夫一妻，相互扶持，老了有个伴。

第三章 巴依长大了

在姆万扎待了三年，桥修好了，我们又转战阿鲁沙，修通往肯尼亚的公路。

阿鲁沙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气候凉爽，风景好得不像非洲。站在工地往北看，能看见乞力马扎罗的雪顶，在阳光下白得发光。我有时候想，要是把这风景拍下来寄回去，我娘会不会放心一点儿？

这三年里，巴依一直跟着我。他奶奶前年去世了，他彻底成了孤儿。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阿鲁沙，他二话不说就点头，收拾了个小包袱，跟着我们的车走了。

巴依十六岁了，个子蹿了一大截，瘦还是瘦，但结实了。这些年跟我学了不少东西——修车、修机器、开拖拉机，连电焊都学会了。干活利索，人也机灵，工地上的人都喜欢他。

“大河哥，”有一天他问我，“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看你顺眼呗，”我说，“咋了？”

“没人对我这么好过，”他低下头，“我奶奶对我好，但她死了。你是第二个。”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对他好，可能就是缘分吧。看着这孩子一天天长大，学东西越来越快，我心里也高兴。

到了阿鲁沙，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区不远，周末没事的时候，巴依就带我去市场逛。市场很大，卖啥的都有——木雕、画、水果、衣服，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巴依跟那些摊主很熟，一路走一路打招呼。走到一个卖木雕的摊子前，他停下来，指着摊主说：“大河哥，这是我表姐，西卡。”

西卡二十出头，瘦瘦的，眼睛很亮，头上包着彩色头巾。她正低头雕一块木头，听见巴依说话，抬起头，冲我笑了笑。

“你好，”她用中文说，发音还挺标准，“巴依常说起你，谢谢你照顾他。”

“你会说中文？”

“一点点，”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以前在旅游公司干过，学过。”

我蹲下来看她雕的东西——是一只长颈鹿，木头是黑檀的，雕得活灵活现。我问她卖多少钱，她说两万先令，折合人民币六十来块。我说那我买一个，给钱的时候她不肯收，说你是巴依的恩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说一码归一码，买东西就得给钱。推了半天，她收了，非要再送我一个小的河马。

一来二去就熟了。周末没事的时候，我常去市场找西卡，看她雕木头。她手很巧，一块黑檀木头，在她手里三下两下就有了形状。我问她跟谁学的，她说跟爷爷学的，爷爷是老木匠，雕了一辈子，前年去世了。

“你一个女人家，干这个不累吗？”

“累也没办法，”她低着头，手上不停，“要吃饭啊。”

后来我才知道，西卡父母也去世了，剩下她一个人，带着个八岁的弟弟。弟弟叫多多，在附近的小学读书。她卖木雕挣钱供弟弟上学，自己省吃俭用，租的房子只有一间屋，用布帘隔成两半，一半自己住，一半弟弟住。

“你咋不找个人嫁了？”有一回我问她。

“嫁人？”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点奇怪的神色，“嫁人干啥？让人养着？让人管着？我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弟弟，挺好的。”

“一个人不孤单吗？”

“习惯了就不孤单，”她说，“巴依小时候也孤单，后来遇见你，就不孤单了。我也想遇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但遇不见。”

我被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岔开话题，问她雕的这个是啥。她说是犀牛，阿鲁沙国家公园有很多犀牛，她去看过。

“你去看过犀牛？”

“去过一次，弟弟学校组织的，”她眼睛亮起来，“可好看了，那么大，那么壮，走路地都在抖。我还看见狮子了，离得远远的，它们躺着睡觉，不咬人。”

她说话的样子像个小姑娘，二十多岁的人了，眼睛里的光还那么干净。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有点异样的感觉。

第四章 西卡的弟弟

多多八岁，瘦瘦小小的，但眼睛和姐姐一样亮。他放学后常来市场找西卡，来了就蹲在旁边写作业。西卡一边雕木头一边盯着他，他写错一个字，她就拿小棍敲他脑袋。

“姐，别敲了，再敲敲傻了。”

“傻了正好，省得花钱上学。”

姐弟俩斗嘴，我看着好笑。多多不怕姐姐，被敲了脑袋也不恼，嘿嘿笑着，继续写作业。

有一回他写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问我该怎么写。我说你想干啥？他说想当老师。我说为啥想当老师？他说当老师能挣钱，挣了钱给姐姐买房子，姐姐就不用租房子住了。

西卡在旁边听见了，眼眶有点红，骂他：“谁让你给我买房子了？你自己娶媳妇要紧。”

“我不娶媳妇，我要跟姐姐过一辈子。”

“胡说八道，”西卡拿小棍又敲他脑袋，“赶紧写作业。”

我蹲下来看他写的作文，歪歪扭扭的斯瓦希里语，我大部分看不懂，但有一句看懂了：“姐姐是我见过最好的人，她每天雕木头很辛苦，手都磨出茧子了。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当老师，挣钱给姐姐买房子，让她不用这么辛苦。”

我抬头看西卡，她正低头雕木头，睫毛上有点湿。

“这孩子懂事，”我说。

“懂什么事，”西卡擦擦眼睛，“天天不听话，写作业磨磨蹭蹭，老师老告状。”

“那是小孩都这样。”

正说着，来了个买木雕的游客，是个白人老头，挑了半天，买了两只长颈鹿，一只大象。西卡高兴坏了，收了钱，回头对多多说：“走，姐带你吃烤肉去。”

多多欢呼起来，拉着姐姐的手，蹦蹦跳跳往前走。走了几步，西卡回头看我：“大河，一起去吧？”

我说好。

我们找了个路边摊，要了烤肉和炸香蕉。多多狼吞虎咽，吃得满脸都是油。西卡给他擦嘴，一边擦一边骂他吃相难看，眼睛里却全是笑。

“大河，”西卡忽然问我，“你有孩子吗？”

“没有，我还没结婚呢。”

“为啥不结婚？”

“没找到合适的，”我说，“以前在老家有个姑娘，等我回去，后来没等到，嫁别人了。”

“那你难过吗？”

“难过啥？人家有权利嫁人，总不能让人家等我一辈子。”

西卡点点头，没再问。

烤肉吃完，天黑了，我送他们回去。西卡租的房子在一条小巷子里，又窄又暗，我送她们到门口，她让我进去坐坐，我说不了，明天还要上工。

“那你路上慢点，”她说，“明天还来吗？”

“来，明天周末，没事。”

第二天我去了市场，西卡不在，只有多多蹲在摊子旁边写作业。我问你姐呢，他说姐去进货了，让我看着摊子。我问他知道去哪儿进货吗，他说知道，在城东的木雕市场。

“你一个人能行？”

“行，”多多拍拍胸脯，“我都帮姐姐看摊子一年了。”

我蹲下来帮他看摊子。一会儿来了个游客，看中一只河马，问多少钱。多多伸出手指比划，一万五。游客摇头，说太贵。多多不急不慢，拿起河马比划，意思是说这是黑檀的，雕工好，不贵。游客被他逗笑了，掏钱买走了。

“行啊你，”我拍着他脑袋，“会做生意。”

“姐姐教的，”多多得意洋洋，“我还会说简单英语呢。”

西卡回来的时候，看见我跟多多坐在摊子前，愣了一下，笑了：“你俩咋坐一块儿了？”

“帮你弟弟看摊子呢，”我说，“这小子是块做生意的好料。”

西卡把新进的货摆好，从包里掏出个饭盒，递给我：“给你带的。”

我打开一看，是炸鱼和米饭。我有点意外：“你咋知道我没吃饭？”

“猜的，”她低着头摆货，“你一个人，能按时吃饭才怪。”

我端着饭盒，心里有点暖。来非洲四五年了，除了工地食堂，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饭。西卡的炸鱼外酥里嫩，比食堂的好吃多了。

第五章

阿鲁沙的工程干了两年，完了以后我没回国，留了下来。那时候我已经攒了二十多万，够在老家买房了，但我不想回去。回去干啥？种地？打工？没意思。不如在这儿干点啥。

我在阿鲁沙郊区租了块地，开了个小农场，种剑麻和蔬菜。剑麻卖给当地的工厂做绳子，蔬菜卖给中资公司的食堂。活不重，雇了十来个本地工人，巴依帮我管着。

巴依十九岁了，长得比我高半个头，黑黑的，壮壮的，干活一把好手。我教他开拖拉机，他学了三天就会了，开得比我稳。工人都服他，叫他“小巴头”。

西卡还在市场卖木雕，但生意越来越难做，游客少了，有时候一天也卖不出去一个。多多上了中学，学费涨了，她压力大，瘦了一圈。

有一回我去市场，看见她发呆，问她咋了。她说房租要涨，房东要加五万先令一个月，她拿不出来，可能要搬家。

“差多少？”

“五万，”她低着头，“我凑不出来。”

我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十万给她：“先拿着，不够再说。”

她愣住了，抬头看我，眼眶红了：“大河，我不能要你的钱……”

“算借你的，”我说，“啥时候有啥时候还。”

她攥着钱，半天说不出话。多多在旁边站着，突然冲我鞠了个躬，大声说：“谢谢大河哥，我长大了一定还你。”

那以后，我跟西卡走得近了。隔三差五去看看她，帮她把木雕拉到市场上，下雨天帮她收摊，多多放学我去接。工人们开玩笑，说老板是不是要娶当地老婆了。我骂他们别瞎说，心里却有点乱。

西卡是个好姑娘，能干，孝顺，对弟弟好。我要是在这儿安家，找个这样的也不错。可我又有点怕——怕文化不一样，怕过不到一块儿去，怕以后想回国了咋办。

有一回跟她聊起这个，她说：“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究门当户对吗？我这样的，配不上你。”

“啥配不配的，”我说，“过日子，人好就行。”

她摇摇头：“你以后肯定要回国的，回国找个城里姑娘，有文化有工作，跟你般配。我就是个卖木雕的，没上过几年学，带回国丢你人。”

“谁说我要带你回国了？”

她愣了一下，低下头：“也是，你想找本地姑娘，本地姑娘多的是。”

我知道她误会了，想解释，又不知道咋解释。正别扭着，巴依跑来了，说农场出事了——剑麻地被人偷了，割走了一大片。

我赶紧回去看，果然，靠路边的剑麻被割得乱七八糟，损失至少几十万先令。我问工人谁干的，工人支支吾吾，不敢说。巴依说他知道，是附近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干的，天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就偷东西。

“报警吧，”我说。

巴依摇头：“没用，警察来了也抓不着，抓着了也关几天就放出来，出来更恨你。”

我气得不行，但又没办法。这片剑麻我种了一年多，眼看要收成了，被人偷走一大半。工人们也很气愤，说要组织巡逻，抓到偷东西的打死。

“别乱来，”我说，“打死人要坐牢的。”

正说着，一个老头慢悠悠走过来，冲我点点头，说他是村里管事的，让我别生气，年轻人不懂事，他会教训他们。

“教训有啥用？我的剑麻呢？”

老头嘿嘿笑，也不接话，背着手走了。巴依说他就是那几个年轻人的爹，自己管不了儿子，就知道和稀泥。

“这儿就这样，”巴依说，“偷东西是常事，抓住了也管不了，人家穷，没办法。”

我叹口气，心想在这儿做生意真不容易。

那天晚上我在农场守着，怕他们再来偷。月亮很亮，照得剑麻地白花花的。我坐在拖拉机里，听着收音机，迷迷糊糊快睡着了，忽然有人敲车门。

我吓一跳，坐起来一看，是西卡，提着一袋子东西。

“你咋来了？”

“听说你剑麻被偷了，”她把袋子递给我，“给你送点吃的。”

袋子里是烤饼和炸鸡，还热乎着。我接过来，心里暖洋洋的：“这么晚了，你咋来的？”

“骑自行车来的，”她说，“多多在家写作业，我趁他睡着了出来。”

“一个人不怕吗？”

“怕啥？这条路我熟。”

她没走，靠着拖拉机坐下，跟我一起看月亮。月亮很大很圆，照得四下里亮堂堂的。远处有狗叫，近处有虫鸣，安静得像一幅画。

“大河，”她忽然问，“你想家吗？”

“想，”我说，“想俺爹俺娘，想俺家那口井，想俺小时候爬过的树。”

“那你为啥不回去？”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回去不知道干啥。在这儿好歹有片地，有点事做。回去就是种地，种一辈子地，没啥意思。”

“那你以后打算一直在这儿？”

“不知道，”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她没再问，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叹了口气。我没动，就那么坐着，看着月亮慢慢往西走。

第六章 巴依的爱情

巴依恋爱了。

对象是我们农场隔壁的姑娘，叫阿伊莎，十八岁，家里养了几头牛，天天赶着牛从我们农场边上过。巴依每次看见她，眼睛就直了，活也不好好干，工人们叫他好几声才回过神来。

“你小子看上人家了？”我问他。

他嘿嘿笑，脸黑都遮不住红。

“喜欢就去追啊。”

“我不敢，”他挠头，“人家有哥哥，好几个哥哥，打我。”

“你又不干啥坏事，打你干啥？”

“他们不喜欢外乡人，”他说，“我是多多马来的，他们是本地人，瞧不起我。”

我拍拍他肩膀：“怕啥？你在这儿干了几年了，谁不知道你？好好干活，好好对人家，慢慢他们就认可了。”

巴依听我的，每天早上看见阿伊莎赶牛过来，就冲她笑一笑，打个招呼。阿伊莎也冲他笑，两个年轻人你笑我笑，笑得满世界都是粉红色。

工人们起哄，说小巴头谈恋爱了，请客请客。巴依不好意思，买了一大袋橘子分给大家吃。我也吃了一个，酸得牙倒。

有一天阿伊莎的哥哥找上门来，是个黑塔一样的壮汉，腰里别着砍刀，凶神恶煞的。他站在农场门口，扯着嗓子喊巴依出来。

巴依吓得脸都白了，问我咋办。我说没事，我跟你出去。

壮汉看见我，有点意外，说这是我们的家事，中国人别管。我说巴依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想干啥跟我说。

“你兄弟想追妹妹，”壮汉瞪着眼，“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他。”

“他追你妹妹，那你妹妹愿意吗？”

壮汉被我问住了，憋了半天，说：“不管愿不愿意，他是外乡人，不配。”

我笑了：“娶个外乡人咋了？”

壮汉说，“又不是入赘。他想娶我妹妹，得拿出聘礼来，拿不出来就别想。”

“要多少聘礼？”

“十头牛，”壮汉说，“少一头都不行。”

巴依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十头牛，这得多少钱？他干一年也攒不出来。

值十头牛？”

“当然值，”壮汉理直气壮，“我妹妹年轻漂亮，会干活，会生孩子，十头牛不多。”

我看看巴依，他脸都垮了。我说你先进去，我跟他说。巴依进去了，壮汉瞪着我，等我说话。

“聘礼的事，让他慢慢攒，”我说，“你妹妹还小，过两年结婚也不晚。但你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就报警，你砍刀也别想保住。”

壮汉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巴依蹲在屋里，抱着头不说话。我进去拍拍他：“别灰心，十头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慢慢攒。”

“攒到啥时候？”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一个月挣十五万，不吃不喝也得攒两年。人家等不了我两年，早嫁人了。”

“那你咋办？”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大河哥，你能借我钱吗？”

我愣了一下。借钱倒不是不行，我有。但借了以后呢？他得还，还得起吗？

“你借了钱，拿啥还？”

“我干活还，”他说，“我帮你干一辈子活，不要工资，就还你钱。”

我看着他，想起十三岁那年他蹲在我集装箱门口要饭的样子。十几年过去了，他从一个瘦成麻秆的小孩，长成了大小伙子。他学会了修车、开拖拉机、种地、管工人，啥都会干。他对得起我，我也得对得起他。

“行，”我说，“我借你。但咱得说好，这钱不是白给的，你得还。”

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吓我一跳，赶紧拉他起来。他不起来，给我磕了三个头，说：“大河哥，你是我再生父母，我一辈子记得你的恩情。”

我说行了行了，起来吧，明天我带你取钱去。

第七章 西卡的决定

巴依拿着我借的钱，买了十头牛，送到阿伊莎家。壮汉验收了牛，满意地点点头，说行，你小子够诚意，妹妹归你了。

阿伊莎从屋里跑出来，扑到巴依身上，两个年轻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挺高兴。

婚礼在阿伊莎家办的，请了全村的人，杀了两头牛，烤了无数肉。我作为巴依的“再生父母”，被请到最尊贵的位置，跟村里的老人们坐在一起。他们给我敬酒，说我是好人，说巴依有福气。我喝了不少当地酿的香蕉酒，晕晕乎乎的，但心里高兴。

西卡也来了，带着多多。多多上中学了，个子蹿了一截，快赶上姐姐高了。他坐在我旁边，小声问我：“大河哥，你啥时候娶我姐？”

我呛了一下，酒差点喷出来：“你瞎说啥？”

“我没瞎说，”多多一脸认真，“我姐喜欢你，我看得出来。”

“你姐跟你说的？”

“她不跟我说，但我看得出来，”多多说，“她晚上偷偷哭，喊你的名字。”

我心里一紧，扭头看西卡。她正跟阿伊莎的妈妈说话，笑得挺开心的，看不出有啥异常。

“大河哥，”多多又说，“你要是不娶我姐，她就一直一个人了。她今年二十五了，在我们这儿是老姑娘了，没人要了。”

“谁说她没人要？”

“没人要，”多多低下头，“她自己说的，说她配不上别人，就一个人过。”

我看着西卡，心里五味杂陈。这几年她帮了我不少忙，我的衣服破了是她补的，我生病了是她照顾的，农场忙的时候她来帮忙，从来不收钱。她对我好，我知道，可我一直装不知道。

我怕啥？怕文化不一样？怕以后想回国？怕带回去被人笑话？还是怕自己配不上她？

多多在旁边等着我回答，眼睛亮亮的。我说：“多多，你还小，大人的事你不懂。”

“我懂，”他说，“我姐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姐，为啥不结婚？”

我被问住了。

婚礼结束，我送西卡和多多回去。多多很懂事，说你们说话，我先走。一溜烟跑了。

我跟西卡并肩走在巷子里，月光很亮，照得路白花花的。巷子很窄，两个人走有点挤，肩膀时不时碰在一起。

“多多跟我说了，”我说。

西卡愣了一下：“说啥？”

“说你喜欢我。”

她停下脚步，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我也停下来，看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睫毛投下淡淡的影子。

“他瞎说，”她终于开口，声音有点抖，“小孩不懂事。”

“他懂，”我说，“他啥都懂。”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点亮晶晶的东西：“大河，你别为难。我知道你不打算在这儿安家，你迟早要回国的。我就是个卖木雕的，没文化，带回去丢你人……”

“谁说我嫌你丢人了？”

她愣住了。

我深吸一口气，说：“西卡，我活了三十多年，没对几个女人动过心。你是其中一个。我不是嫌你丢人，我是怕你跟我受苦。我在这儿啥也没有，就一片剑麻地，几间铁皮房。你要是跟了我，得跟我一起吃苦。”

“我不怕吃苦，”她看着我，眼泪流下来，“我从小吃苦长大的，啥苦没吃过？跟你吃苦，我愿意。”

我伸出手，擦掉她脸上的泪。她的皮肤很滑，带着夜里凉丝丝的温度。

“那咱们就试试，”我说，“试试能不能过到一块儿去。”

她扑进我怀里，抱得很紧，肩膀一抖一抖的。心里忽然很踏实。

月亮挂在头顶，照得巷子里亮堂堂的。远处有狗叫，近处有虫鸣，一切都那么好。

第八章 同居生活

西卡搬来跟我住了。

她退了租的房子，把木雕摊子也收了，专心帮我打理农场。多多也转学到我们附近的学校，每天跟巴依一起上下学，高兴得不得了。

工人们开玩笑，说老板终于娶老婆了，该请客。我说还没娶呢，这儿的人都这样，生几个孩子，再去登记，都一样。

西卡听了，脸红红的，骂他们瞎说。但我知道她心里高兴。

同居的日子比我想象的好。西卡做饭好吃，把我养胖了一圈。她收拾屋子，把我的铁皮房弄得干干净净，还在门口种了一排花，红的黄的紫的，开得热闹。工人们说，老板变了，以前邋里邋遢的，现在人模狗样了。

西卡干活也利索，农场的事很快就上手了。她跟工人们处得好，大家叫她“西卡姐”，有啥事都找她。剑麻割了，她组织工人捆好，卖给工厂。蔬菜熟了，她带着工人摘好，送到中资公司。账目她管得清清楚楚，比我自己管好多了。

“你咋啥都会？”有一回我问她。

“以前卖木雕，啥都得自己干，”她笑，“不会也得会。”

我说那我娶了你，是不是以后啥都不用干了？

她拿小棍敲我脑袋：“想得美，你干活，我管账，咱俩分工。”

多多放了学也来帮忙。他个子高，力气大，能扛东西。干完活，西卡给他做好吃的，他吃得满脸是油，嘿嘿笑。

巴依和阿伊莎也常来。阿伊莎怀孕了，肚子鼓鼓的，走路慢腾腾的。西卡见了她，总要唠叨半天，让她别干重活，多休息。阿伊莎乖乖听着，脸上都是笑。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又踏实。我有时候想，要是早点遇见西卡就好了，早点过上这样的日子。但又想，缘分这事说不准，该来的时候自然就来了。

有一天晚上，西卡靠在我肩膀上，忽然问：“大河，你想过回国吗？”

我愣了一下，说：“想过。”

“那咱们以后咋办？”

我没说话。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没想明白。回国吧，西卡和多多怎么办？带回去？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能适应吗？不带回去？那算什么？扔下她们自己走？

“你别担心，”西卡说，“你啥时候想回国就回，我跟多多在这儿等你。”

“那你们呢？”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农场，等你回来。”

我搂着她，心里酸酸的。这么好的女人，我怎么能扔下她？

“我不回国了，”我说，“就在这儿陪你。”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真的？”

“真的。”

她笑了，笑得很灿烂，跟门口的太阳花一样。

第九章 建安出事了

日子过了半年多，忽然接到建安的电话。

建安还在坦桑尼亚，但不在阿鲁沙了，去了达累斯萨拉姆，开了个小超市，卖中国商品。电话里他声音不对，说大河，你来一趟吧，我出事了。

我问啥事，他不说，就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跟西卡说了，第二天就坐车去达市。坐了一天一夜的大巴，颠得骨头都快散了。到了达市，按他给的地址找到他的超市，门口围着一堆人，吵吵嚷嚷的。

我挤进去一看，建安蹲在柜台后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有血。超市里乱七八糟的，货架倒了，东西撒了一地。

“咋了这是？”我冲进去。

建安抬头看我，眼眶红了：“大河，你来了。”

旁边的人七嘴八舌，我听了个大概——建安娶了个本地姑娘，给了聘礼，办了婚礼，过了半年，姑娘跑了，说受不了他。姑娘的哥哥带着人来闹，说建安欺负他妹妹，要赔钱，不给就打，把超市砸了。

“你给了多少聘礼？”

“八头牛，”建安低着头，“还有钱，加起来折合人民币五六万。”

“人呢？”

“跑了，找不着了。”

我气得不行，说报警啊。建安摇头，说报啥警，人家本地人，警察偏袒他们，报了也没用。

正说着，外面又吵起来，几个人冲进来，领头的是个壮汉，手里拿着棍子。他指着建安骂，说给的钱不够，今天必须再拿出五百万先令，不然打死他。

我站起来，挡在建安前面，说你们想干啥？

壮汉愣了一下，打量我几眼：“中国人？”

“对，中国人，他兄弟。有啥事跟我说。”

“跟你说？”壮汉笑了，“你能替他给钱？”

“给啥钱？聘礼给了，婚结了，凭啥再给钱？”

“凭啥？”壮汉瞪着眼，“我妹妹被他欺负了，跑回家，天天哭，精神出问题了。他不赔钱谁赔？”

我看建安，建安摇头，意思是别信，他妹妹好好的，根本没精神问题。

我深吸一口气，说精神出问题，有医生证明吗？”

壮汉被我问住了，憋了半天，说：“要啥证明？我说的就是证明。”

“你说的不算，”我说，“有本事去法院告，法院判赔多少我们赔多少。来砸店打人，那是犯法。”

壮汉一挥手，后面几个人往前冲。我攥紧拳头，准备打架。忽然外面响起警笛声，两辆警车停在门口，下来七八个警察。

壮汉一看警察来了，脸色变了，想跑，被警察堵住了。一个胖警察走进来，看看我们，问咋回事。

我简单说了一遍。胖警察点点头，问壮汉：“他说的是真的？”

壮汉支支吾吾，说不是，是他们欺负我妹妹。胖警察说欺负不欺负，上法院说去。砸店打人，今天就得跟我走。

壮汉被带走了，超市门口看热闹的人也散了。建安蹲在地上，抱着头，半天不说话。我把他拉起来，说你咋样？

“我没事，”他摇摇头，“就是心里难受。我对她那么好，她说跑就跑，还让他哥来砸我。”

我不知道说啥，拍拍他肩膀。

“大河，”他忽然抬起头，“你说咱们来这儿图啥？辛辛苦苦挣钱，省吃俭用，攒点钱娶个老婆，结果呢？人跑了，钱没了，店砸了。图啥？”

我答不上来。来非洲这些年，见过不少这种事。有的娶了本地老婆，过得好好的，像我和西卡。有的过得不好，像建安。运气的事，谁也说不准。

“你以后咋打算？”

“不知道，”他叹口气，“可能回国吧。这儿待够了。”

第十章 回国探亲

建安最后还是回国了，走的那天我去送他。在机场，他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大河，保重。”

“你也保重。”

“你那个西卡，人不错，”他说，“好好对人家，别像我一样。”

我点点头，看他进了安检，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那以后，我常想回国的事。出来十几年了，没回去过。爹娘老了，不知道啥样了。打电话回去，娘总说没事，你忙你的，别惦记。可我听得出来，她想我。

我跟西卡商量，想回去一趟。西卡说应该的，你爹娘等你十几年了，该回去看看。我说你跟我一起回去？她摇摇头，说不了，农场离不开人，你自己回吧。

“你不怕我不回来了？”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怕，但你爹娘更重要。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我搂着她，心里又酸又暖。

2019年秋天，我回国了。

从达市飞亚的斯亚贝巴，再飞北京，再飞郑州，折腾了两天一夜。到了郑州，坐大巴回许昌，一路上眼睛不够使——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到处都跟走的时候不一样。

到了村口，我不敢进去了。十几年了，村子变了样，原来的土路变成水泥路，土坯房变成小楼房，我都不认识了。

有个老头从旁边走过，看了我几眼，忽然停住脚：“大河？是大河不？”

我仔细一看，是村里的王大爷，老了，头发全白了。

“王大爷，是我。”

“哎呀我的老天爷！”他一把抓住我，“你可算回来了！你爹你娘天天念叨你，还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了！”

他拉着我往里走，边走边喊：“老河头！你儿子回来了！”

我爹从屋里冲出来，老了很多，背驼了，头发白了，但眼睛还亮。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我走过去，“扑通”跪下了：“爹，我回来了。”

他一把拉起我，老泪纵横：“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娘从屋里跑出来，扑到我身上，抱着我哭。她瘦了，头发全白了，抱着我的手枯瘦枯瘦的。

“娘，对不起，儿子不孝，十几年没回来看您。”

她哭着骂我：“你个没良心的，一走十几年，连个影儿都没有，我还以为你死了……”

我说不出话，就抱着她，让她哭。

那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陪着爹娘。跟他们说话，给他们做饭，带他们去镇上医院体检。我爹血压高，我娘关节不好，都是老毛病，没啥大问题。

他们问我在非洲干啥，我说种地。他们说种地有啥出息，不如回来。我说回来也不知道干啥，地都分完了，房子也没了。他们说房子给你留着呢，你那个屋谁也没动。

我那个屋还在，土坯房，跟走的时候一样。墙上还贴着我当年的奖状，发黄了，但还在。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一直等着我回来。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西卡，想多多，想巴依，想那片剑麻地。这儿是我的家，那儿也是我的家。两个家，隔着上万公里，我的心也分成两半。

第十一章 两个家

在老家待了一个月，我准备回非洲了。

临走那天，我娘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大河，你真不回来？”

“娘，我那边还有农场，有工人，走不开。”

“那姑娘呢？”我娘问，“你电话里说的那个非洲姑娘，咋样？”

“好，人好，能干，对我也好。”

我娘叹口气：“我不管她啥人，对你好就行。啥时候带回来给我看看？”

“等下次，下次带她一起回来。”

我爹在旁边抽烟，不说话。临上车了，他才开口：“大河，在外边好好的，别惦记我们。”

我点点头，上了车。车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站在村口，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眼泪终于流下来。

回到坦桑尼亚，西卡在机场接我。她瘦了点，黑了点，但眼睛还那么亮。看见我，她跑过来，扑到我怀里，紧紧抱着我。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她闷在我胸口说。

“答应你的，咋能不回来？”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想你了。”

“我也想你。”

回到农场，多多冲出来，抱着我的腰：“大河哥！你回来了！”

巴依也来了，抱着个孩子——他跟阿伊莎的女儿，三个月了，胖乎乎的，眼睛又大又亮。我接过来抱着，小家伙不认生，冲我笑，笑得我心都化了。

“叫啥名？”我问。

“叫玛丽亚，”巴依嘿嘿笑，“大河哥，你给取的中国名呢？”

我想了想，说：“叫念中吧，想念的中国。”

巴依念叨了几遍，说好，就叫念中，玛利亚·念中。

西卡在旁边笑，说你这名字取的，不中不洋的。我说中洋结合，挺好。

日子又回到正轨。我种地，西卡管账，多多上学，巴依干活，念中慢慢长大。平淡，踏实，偶尔有点小麻烦——剑麻被偷，工人闹事，价格波动，但都能解决。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想起老家，想起爹娘，想起那个土坯房。但看看身边的西卡，睡得香甜，嘴角还带着笑，我就觉得，这儿也是家，挺好的。

2020年，疫情来了。坦桑尼亚也封城，生意难做，剑麻卖不出去，蔬菜没人要。工人发不出工资，走了好几个。我愁得睡不着，头发一把一把掉。

西卡比我淡定，她说怕啥？地还在，种子还在，等疫情过去，咱们从头再来。

她把存的钱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我说用你的钱干啥？她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啥？

疫情持续了一年多，农场勉强撑过来了。巴依一直帮着我，工资减半也没怨言。多多在家上网课，帮姐姐干活。念中会走了，会叫爸爸了——她叫我“巴布”，斯瓦希里语的爸爸。

有一天多多忽然问我：“大河哥，你以后回国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可能回吧。”

“那我姐呢？你带她走吗？”

“她要愿意，就带她走。”

“那我能跟着去吗？”

我看着他，十五岁的少年，眼睛还像小时候那么亮，但个子已经比我高了。

“你想去中国？”

“想去，”他说，“我学了两年中文了，会写好多字了。”

“真的？写几个我看看。”

他找来纸笔，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我爱中国，我爱大河哥。”

我笑了，拍拍他脑袋：“行，等你考上大学，哥供你去中国留学。”

他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

西卡在旁边听着，眼眶红了，但没说话。

第十二章 十六年

2023年，我来非洲十六年了。

十六年，够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十六年，够我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二岁。十六年，够发生太多太多的事。

建安回国后，我们偶尔还联系。他在老家开了个小超市，娶了个本地的，日子过得还行。他说非洲那段经历，像一场梦，想起来恍恍惚惚的。

我爹去年走了，我没赶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半夜，西卡把我摇醒，说我娘打来的。我接起来，娘在那头哭着说，你爹走了，走了三天了，怕你着急，没敢告诉你。

我握着电话，说不出话。西卡在旁边抱着我，陪我哭。

那以后，我更想家了。想我爹，想那个土坯房，想村口的老槐树。但又不想回去，回去干啥？我爹不在了，我娘有哥哥嫂子照顾，我回去也没啥用。

这儿还有西卡，有多多，有巴依，有念中，有我种了十几年的剑麻地。这儿也是家。

多多考上大学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国际贸易。临走那天，他抱着我哭，说大河哥，等我毕业了，挣了钱，一定还你。

我说还啥还，你好好读书，就是对得起我了。

巴依的女儿念中五岁了，会讲简单的中国话，是我教的。她叫我“大河爸爸”，叫西卡“妈妈”。我问她你长大想干啥，她说想当老师，教小朋友学中文。

西卡老了点，眼角有了皱纹，但笑起来还那么好看。她管着农场的账，管得井井有条。工人服她，客户信她，我啥也不用操心。

有一天晚上，我俩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很大很圆，照得剑麻地白花花的。她靠在我肩膀上，忽然问：“大河，你这辈子后悔过吗？”

我想了想，说：“后悔啥？”

“后悔来非洲。”

“不后悔，”我说，“不来非洲，咋能遇见你？”

她笑了，在我肩膀上蹭了蹭。

“你呢？”我问她，“后悔遇见我吗？”

“不后悔，”她说，“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遇见你。”

月亮慢慢往西走，虫子在周围叫，一切都那么好。

我来非洲十六年了。十六年，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中年大叔。从一个修路工，变成小农场主。从一个光棍，变成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这儿有我的家，有我的地，有我爱的人。

这儿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