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路生

从西安出发，向西，再向西。当秦岭的苍翠终于被甩在身后，当八百里秦川的繁华渐渐退去，一片前所未有的开阔便会撞进眼底。

那是董志塬。

它被誉为“天下第一黄土塬”，东缘由马莲河切削塑造，西缘倚靠着泾河支流蒲河。两条河流如沉默的巨匠，亿万年来不曾停歇，共同守护着这片高原上的“孤岛”。

有人曾将庆阳比作“黄土高原的肚脐眼”。这比喻鲜活，却更添神秘——那该是怎样一片既沉静内里、又淌着热血的土地？直到真正站在这厚达数百米的黄土之上，你才会忽然明白：这里的“厚”，不只是黄土的厚度，更是历史的深沉；这里的“深”，不只是沟壑的纵深，更是文明的底蕴。

地质学家告诉我们，陇东黄土高原的黄土母质为离石黄土，土体深厚，质地均一，厚度从数十米到500多米不等。正是这全世界最深厚的黄土层，在漫长的时光里，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向黄土要生活。

要理解这片土地，必须先理解两条河。

泾河，渭河的最大支流，陇东的“国际通道”。它的河谷开阔平坦，自古以来就是连通关中与塞外的天然走廊。秦汉时期的“鸡头道”、近代的“西兰公路”，都沿着泾河谷地蜿蜒延伸。它不仅是商旅驼队的必经之路，也是军队、使节往来穿梭的走廊。这种流动的特性，让泾河文化天生就带着开放、多元的基因。最典型的见证，便是沿河分布的大量石窟寺——平凉的崆峒山是道教名山，泾川的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则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佛与道在泾河两岸和谐共处了千年，这正是文化在此交流、碰撞、融合的生动体现。

与泾河的开放不同，马莲河更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它是泾河最长的支流，从北到南，像一根针，把塬裁开，又把散落的万事万物缝起来。马莲河古称“泥水”，上游水质苦咸，人畜难饮，庄稼难浇，水土流失极为严重。但正是在与这样严酷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塑造了当地民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这条“害河”在汛期带来的泥浆，反而成了沿岸百姓打捞柴禾、淤灌农田的宝贵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向恶劣环境要生存的智慧。

流经庆城时，马莲河与其支流柔远河交汇，冲刷出一块高高的台地，庆阳古城就建在这三水交汇之处。这座由范仲淹等主持修筑的古城，城墙巧妙地选择在河流交汇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台地上。台地本身高度就有30-40米，随后在台地上采取削土为基、筑土成墙的全包裹式筑墙模式，在60度的斜切面上筑墙成城，最后形成城在墙上、城墙一体、两水围城、自然天成的天然屏障。城池建成后，城墙平均高度达31米，最高处超过50米，这个高度在全国现存古城中名列第一。这条苦涩的河流，用它的深切河谷，默默守护了这座边塞雄关千年。

如果说河流是这片土地的动脉，那么黄土本身就是它的血肉。面对无山可依的黄土大塬，人们向地下挖掘出了生存空间。

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

院落地下藏，窑洞土中生。

这首在当地流传已久的民谚，描述的正是下沉式黄土窑洞建筑——地坑院。在平坦的塬面上挖一个四方大坑，三面开窑，一面留作通道，院子中间挖渗坑收集雨水。这种建筑已有约4000年历史，被称为中国民居的“活化石”。它的智慧在于：利用黄土的直立性，无需砖石木料，只需一把镢头、一身力气，便能在大地深处为自己营造一个冬暖夏凉的家园。夏日炎炎，窑内清凉如秋；冬日寒风凛冽，窑内温暖如春。这是黄土给予的庇护，也是人与大地最亲密的相拥。

为了躲避匪患，人们还在高崖上开凿了更为隐蔽的高窑。有的需要从主窑后面挖暗道、攀竖井才能进入，堪称古代的“安全屋”。这种向地下、向崖壁寻求庇护的智慧，正是“向黄土要生活”最直观的体现。

千百年的风雨侵蚀，在董志塬上雕刻出了塬、梁、峁、沟、坪、崾岘等千姿百态的黄土地貌。位于庆阳的小崆峒山，其独特的黄土喀斯特地貌，更是被誉为研究黄土高原的“天然标本园”。这些地貌不只是风景，更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空间——塬上是良田，沟里有泉水，峁上可放羊，坪上能建村。每一寸土地，都被赋予了生存的意义。

周人在这片黄土最厚的地方生活了超过500年，约12代人。如果说深厚的黄土是这里的骨与肉，那么周人留下的遗产，就是注入这片土地的魂与脉——他们向黄土要的，是生存的根基。

《国语·周语》载，周先祖不窋率族人“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他们来到庆阳后，面对深厚的黄土，带领族人“陶复陶穴”——挖窑洞居住，并“教民稼穑”。到了不窋之孙公刘时期，周人进一步“务耕种，行地宜”，“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将农耕事业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在黄土大塬上积累的先进农耕技术，让周部族迅速强盛起来，最终有能力“翦商”建立周朝，并将这套成熟的农耕文明推广到全国。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在庆阳，周先祖的传说与遗迹随处可见。周祖陵静卧于庆城东山之巅，殿宇巍峨。西峰区的公刘殿至今香火鼎盛，每年农历三月十八的公刘诞辰祭典，仍保留着先周时期的古老遗风，参与者常达10余万人。庆城还有明代修筑的“周旧邦”木牌坊一座，至今完好。

在庆阳市西峰区西南6公里的后官寨乡南佐村，一座古村落“南佐”安静地沉睡在青青绿草之下。1964年被发现时，遗址随处可见红色陶片，村民称之为“神女撒落的花瓣”。

南佐遗址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9座大型夯土台基及其环壕系统构成，最新调查推测整个遗址的总面积可能达到600万平方米，堪称黄河中游地区史前聚落的巅峰之作。位于“九台”中心的主殿F1，是一座建筑面积达700平方米的宏大建筑，发现了“三门道”结构，中心设有直径约3.2米的大型火坛，并伴有巨大的夯土承重柱，宫墙西部夯土墙体厚达5米。

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碳化水稻遗存，是黄土高原地区目前出土水稻遗存数量最多的地点，研究表明5000年前南佐遗址所在区域的气候条件足以满足水稻种植。这些发现表明，南佐遗址是仰韶晚期陇东地区的区域核心聚落，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泾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沿着泾河向西，便进入平凉的地界。

这片土地在《诗经》中已留下深刻的文明印记——这部中华文学的开山巨著里，与平凉相关的吟咏多达50余处。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先民们在黄河中上游走向文明的摇篮。

平凉的石窟寺资源尤为丰厚。全市共有石窟寺49处，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其中拥有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母宫石窟、南石窟寺、石拱寺石窟、云崖寺—陈家洞石窟。这些石窟大多创建于北魏到唐代，多分布于泾河两岸和关山西麓。

若在黄昏时分走进南石窟寺，会看见夕阳透过窟门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七尊大佛的衣褶上。那衣纹是北魏的工匠一刀一刀刻出来的，1500多年过去了，刀痕仍在，光影仍在。七佛并坐，面容沉静，仿佛在倾听泾河的水声。它们与庆阳北石窟寺的佛像遥遥相望，隔着数十里的山川，却共享同一种慈悲。这便是北魏名将奚康生于永平三年（510年）主持开凿的“七佛同窟”，它开创了佛窟营造史上一种新的形制。

泾川大云寺的五重套函里，曾盛装着14枚佛祖舍利。那是现今发现最早的棺椁式瘗埋舍利的实物资料——人们用棺椁来安放佛陀的遗骨，如同安放一位逝去的亲人。建于峭壁上的云崖寺石窟群，是中国石窟营造史上大规模开窟造像之风的最后止息地，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的集大成者”。还有王母宫石窟，在中心柱石窟的早期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凿于崖壁上的万千佛影，是平凉作为佛教艺术东传与嬗变之关键阶段的真实见证。

平凉的古遗址达1792处。静宁治平成纪古城址、泾川泾明长武古城址、灵台百里古城址、庄浪通边古城址等，无一不记录着岁月的沧桑。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灵台县白草坡、泾川蒜李、平凉庙庄和崇信于家湾等商周时期墓葬进行了钻探和挖掘，出土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特别是灵台白草坡西周墓群出土的青铜礼器，种类繁多，纹饰华丽，铸造精美。你若是仔细看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便会发现它们与周代礼制一一对应——鼎簋的数目、形制、规格，都在无声地诉说着3000年前的等级与秩序。

这片土地还孕育出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世界针灸医学鼻祖皇甫谧，唐代著名宰相牛僧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刘锜，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等。他们的名字，如同泾河岸边的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夜空。

黄土不仅给了人们栖身之所，还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人们向黄土要的，不仅是生存的根基，更是精神的寄托。

在庆阳，有被誉为“五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包、刺绣、皮影、剪纸、民歌。

据传，庆阳香包初创于黄帝时代岐伯之手。数千年来代代相传，2000年出土于华池县的“千岁香包”，充分佐证了庆阳香包的悠久历史。2006年，庆阳香包绣制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它，不仅是独具魅力的艺术品，更是庆阳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那小小的香包里，装着的不仅是草药，更是千年的记忆与祝福。

环县皮影，是陇东山区的一枚黄河文化的瑰宝。其造型设计独具匠心，刻制精细流畅。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环县为“中国皮影之乡”。皮影是载体，道情是灵魂。每当夜幕降临，一盏油灯，一块白布，几个皮影人，一声道情，便能将一个村庄的夜晚点亮。

在平凉，民间艺术同样璀璨夺目。

剪纸，是岁月雕琢的减法艺术。历经千年传承，从古老的窗花到精美的艺术品，每一剪都蕴含着深邃的内涵。在崆峒山下，剪纸艺人以剪为笔，以纸为绢，在红纸上舞动出灵动的线条。他们深知，剪去的是繁杂，留下的是精髓，这恰似一种生活的哲学，于舍弃中成就完美。

泥塑，则是双手塑造的加法美学。艺人手中柔软的泥土，经过巧妙的揉捏、塑形，逐渐幻化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从古老的神话人物到生活中的日常场景，泥塑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着平凉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民间泥塑传承人端坐案前，左手扶着半成型的黄泥坯，右手持一把3寸刻刀，不过几分钟，一个咧嘴笑的孩童泥塑便初具雏形——圆乎乎的脸蛋上，眼角向上挑起，嘴角咧到耳根，活脱脱一副顽皮模样。

还有那崆峒笑谈，又称笑摊、笑坛，俗称“谝干传”或“丢丑”，是一种以逗乐见长、以说白和表演为主的民间小戏。大约形成于宋元年间，成熟于明清两代，盛行于清末和民国初年。剧目内容丰富多彩，短小精悍，多为民间日常生活的纠葛、琐事，表演形式灵活多样，说唱并举，语言风趣诙谐，乐曲情调幽默滑稽，喜剧色彩鲜明，乡土气息浓郁。每逢佳节喜庆之际，平凉城乡都要举办笑谈演唱活动，寓教于乐，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

如果说周人奠定了文化的基调，泾河与马莲河塑造了地理的骨架，那么今天的平凉与庆阳，正迎来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博台线与胡焕庸线在这里交汇。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线：东南半壁43.8%的国土住着94.1%的人口。它是中国人口与城镇化分割线，也是气候分界——东南季风区与西北非季风区的过渡带。2020年，中科院地理学家方创琳经过长期探索，发现垂直于胡焕庸线的“博台线”（连接新疆博乐市与台湾省台北市的西北—东南走向的轴线）可建成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研究发现，博台线与胡焕庸线交汇点位于甘肃镇原县，垂直区域涉及甘肃平凉、庆阳和陕西宝鸡、咸阳4市交接地区。

正是位于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庆阳得以成为“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这四大国家资源调配战略工程唯一集聚之地。这绝非偶然，而是国家在进行宏观布局时，对这个地理支点战略价值的确认。

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从庆阳到西安、兰州的网络延时不到3毫秒，到粤港澳大湾区也只需14毫秒，形成了服务全国的“1-3-7-14”毫秒时延圈，实现了数据交互的“同城体验”。古老的黄土之上，数据在飞速流转；厚重的土地之下，光缆在默默延伸。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相遇、相融。今天的人们向黄土要的是——未来的可能。

在董志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边是抽油机在晨光中不知疲倦地起落，一边是农人在田间耕耘着千百年不变的庄稼；一边是古老的窑洞村落静静卧在塬边，一边是现代化的数据中心灯火通明。这片土地，正从单一的能源输出，迈向“资源—算力—产业”全链条发展的新阶段。

离开庆阳前的夜晚，在西峰老城广场踱步。晚风带来泥土的气息，潺潺的水声隐约在耳。那一刻忽然懂得：真正的深厚，是水土亿万年的相守；伟大的文明，总有一条最初的河流，在无声处提供不竭的给养，在悠远中预示永恒的归途。

这片承载着周人农耕文明、被泾河与马莲河冲刷了千年的厚土，既保存着地坑院的古老智慧，也跳动着“中国算谷”的时代脉搏。佛与道在小崆峒山和谐共处，古老民俗与现代文明在此相融。黄土最厚的地方，生长出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从大地深处生长出来、浸润了千年岁月、又依然充满活力的文化。

离开时，马莲河的水声仿佛融入血脉。它将带着黄土高原的故事与重量，汇入泾河、奔向黄河，流进每个追寻根源的旅人梦里，成为永恒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