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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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地名文化正面临“符号淡化—使用弱化—记忆断链”的三重冲击，如何实现从“静态符号”到“动态资本”的范式转换成为亟待解决的实践难题。本研究基于语言景观理论视角，以四川省古蔺县为典型案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形式解码—文脉溯源—功能再生”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地名文化的多维特征与传承路径。研究发现：在语言形式上，古蔺地名作为多民族语言接触的“活化石”，保留了苗语、彝语等独特的语音遗存与构词逻辑；在内涵层面，承载了自然地理，民族迁徙、历史文化与民俗信仰等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功能层面，具备地域文化认同构建与旅游价值转化的潜力。因此，本研究提出“文脉活化+产业赋能”双轮驱动的当代传承实践体系，构建以“地名文化+”为核心的产业链，探索主题教育、场景化叙事与体验式传播等活化路径。研究构建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地名文化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工具，为民族地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地名文化；语言景观；文旅融合；文化传承；民族地区
一、引言
地名作为镌刻在大地上的语言符号，意义远超越单纯的地理标识。它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人类群体对生存环境认知、利用与情感投射的结晶，是地域文脉的“活态年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他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同时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地名文化遗产是“两创”方针最直接、最生动的载体之一，对其实施保护、阐释与传承，正是赓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然而，高速城镇化与现代化浪潮汹涌而至，传统地名遭遇“符号淡化—使用弱化—记忆断链”的三重冲击；加之公众对地名文化价值认知不足、保护制度缺位，加剧了城市文化遗产流失、本土文化特色淡化的趋势。将静态的历史标识转化为动态的文化资源，实现其“活起来”的当代使命，已成为一项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紧迫性的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部署“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为传统地名资源的当代表达指明了方向。在此政策指引下，文旅融合作为促进文化价值传播与经济价值实现的关键路径，为地名文化的当代传承与活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场域与创新引擎。
川南黔北交界处的古蔺县，旧称“蔺州”“柏雅妥洪”“落鸿”，自古以来便是汉、苗、彝等多民族的迁徙走廊与聚居区。该地地名融合了多语言、多文化的历史层积，其嬗变与存续映射了古蔺县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振兴的完整图景。近年来，该县实现了从国家级贫困县到西部百强县的跨越。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地名文化流失与文旅发展不足往往互为因果，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系统性转化，因此地名文化保护与传承、传统与创新的互动关系亟待深究。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古蔺地名所蕴含的语言文化特征及其在文旅领域转化的实践，通过分析当地的地名文本，深入探讨其在多语接触背景下形成的隐喻文化与历史叙事，进而探索地名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从视觉、听觉、体验等多个维度构建地名语言景观的创新表达体系，提出“地名文化+”的全链式融合策略，以此推动地名文化在当代旅游语境中实现价值的重置与功能的再生。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从语言景观到文脉解码
语言景观研究源自社会语言学与符号学的交叉领域，聚焦公共空间中语言标识系统的社会文化意涵。根据语言学家Landry和Bourhis的概念界定，语言景观是设立于公共空间的路牌、广告牌、地名、商业招牌以及政府建筑标识等共同构成的可视化语言文字系统，具备信息功能与象征功能的双重属性。这一界定为系统分析地名作为公共语言景观的可视形态、语用实践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政治意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分析起点。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将地名视为文化记忆的特定“存储形式”与“传承媒介”。地名不仅通过其语言形式（语音、词汇、结构）记录了一个地方的自然特征与命名过程中的社会认知，更兼具记忆承载、文化认同、历史建构、信息传递等多重功能，它的独异性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更是其建构文化高辨识度的核心。因此，对地名的“形式解码”，目的不止在于语言学描述，而在于透过符号表层，追溯其编码的深层历史脉络与复原文化意义，完成“文脉解码”，为地名文脉传承的提供先决条件。
（二）文旅融合作为文脉活化的实践路径
文旅融合是文化、旅游、科技等产业要素在多领域系统性集成与重塑的全新业态模式，它既是文化传承创新、旅游提质升级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播发展的具体机制。文旅融合可以实现文化和旅游互相渗透、互惠互利、价值共创，在融合发展中充分盘活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通过文旅融合加以创新利用。在明确地名文脉价值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其当代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Timothy曾提出，文化遗产必须转变“静态保护”的传统模式而走向“动态利用”，不仅要注重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与延续，更要关注文化遗产在体验经济下功能和价值的转型再生，以及自身经济价值转化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将文旅融合理论视为推动地名文脉从“静态知识”走向“活态实践”的关键转化机制与价值再生路径。在实践中，文旅融合体现为产品、业态、要素、市场以及价值五个方面融合形成的整体化结构体系中。这五个方面互为前提条件、互为推进因素、互为表里，共同构成文旅融合生态化的演进路径。以价值共创为内核，不断积累、历练、升华，在动态化的发展过程中共生共存，最终形成文旅融合发展的演进规律。
地名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及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本，是区域文化身份和地方感的重要载体之一，更是旅游目的地构建旅游叙事、塑造体验情境、彰显旅游地品牌特色的关键要素。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地名不仅是地理指称符号，而且是可阐释、可消费、可体验的文化资源。随着地名所附带的消费意义与品牌价值的增加，地名研究与品牌命名理论概念相互重叠，地名成为地方品牌化，尤其是地名商品化的必要构成要素。
地名文化与旅游要素彼此融合渗透、消解边界，形成互嵌式共生，产生协同增益的溢出效应，以文促旅，为文旅赋能，激发地名文化的新质生产力，实现文旅共同成长。同时，地名文化在叙事重构、节事活化、产品创新与空间再现等方面，通过具体化的场景实现从静态资源向旅游资本的转化；反之，地方群众积极性的充分调动，游客沉浸式体验的效果提升，亦能助推地名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大众传播的长足发展。
三、古蔺县地名文化的多维阐释
（一）古蔺地名的语言形式解码
地名作为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结构是理解地域文化基因的首要层面。古蔺地名系统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多源性、层次性与接触性特征，堪称一部记录汉、苗、彝等多民族语言长期互动与融合的“活态档案”。对其形式结构的解码，是理解其文化内涵与传承机制的前提。
1.用字概况与命名理据的结构化呈现
在古蔺县地名用字体系中，自然地理实体通名用字共计有“沟、湾、塆、弯、坪、坝、山、坳、坡、岭、河、窝、洞、滩、溪、水、岩、坎、凼（氹）、嘴（咀）、榜（塝）、池、塘、坑、梁、槽、台、包、埂、盆、口”等31个。这些通名用字在统计样本中累计出现957次，占古蔺县地名总字次的46.05%，显示出自然地理要素在地名命名中的基础性地位。
古蔺县地名中有“水、溪、河、塘、池”等五个明确表征水系的通名，除此之外，其余通名均指涉该区域典型的山地地貌。据统计，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表征山地地貌的通名分别为“坝”“山”“沟”“坪”“湾”，如下表1所示：
这五类高频山地通名累计占古蔺县地名总字次的一半以上，构成了该县地名用字系统的主体结构，揭示了该县内“山峦耸立、沟壑纵横”的典型山区地貌格局。
古蔺县的人文类地名共计1921个，占该县地名总数的92.44%。从地名类型的构成来看，纪念与民俗地名（31.3%）和民族历史地名（23.1%）共同构成该地地名的主体框架，彰显了地方文化中以集体记忆传承和多民族语言交融为核心的鲜明特征；经济与产业类地名（12.5%）则见证了历史上盐运贸易与酿酒产业对地域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同时，政区聚落（9.6%）、军事关隘（5.8%）、宗教信仰（7.7%）等地名类型的空间分布，承载了当地的历史与族群文化记忆，完整呈现了人地互动的文化图景，为文化地理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文（如表2所示）。
2.语音特征
古蔺县地名语音上呈现出多语言接触与交融的鲜明特征。从音节结构来看，该地区地名以双音节和三音节为主，如“彰德”“大寨”“皇华”“石屏”“府前街”（古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落鸿桥”“白沙场”“红军街”等，音节结构简明、节奏清晰，符合汉语地名的主流音节模式。同时，古蔺县方言受少数民族语言及川黔毗邻方言影响存在泥来母相混（[l]、[n]不辨）、非晓组字混读（[x]与[f]不分）、[ʦʰ]、[s]与[tʂʰ]、[ʂ]不分等现象，部分地区存在前后鼻音韵尾混读现象，[iŋ]与[in]、[ən]与[əŋ]均归并为前鼻音，这些特征参与了地名的口传演变与书写定型。例如，“流星村”原名“牛心村”，因位于牛心山得名；古蔺话中“牛”[niəu]与“流”[liəu]因泥来相混而音近，谐变为“流星”。“苦柴沟”本名“苦菜沟”，因沟内早年遍生苦菜而得名。古蔺话中，平舌音与翘舌音合流，[ʦʰ]与[tʂʰ]无别，“菜”读成“柴”，口耳相传演变为“苦柴沟”。“狮里坪”源于“撕栗坪”，因境内多生撕栗树而得名。古蔺方言中[s]与[ʂ]混读，“撕”音同“狮”，“栗”在快速语流中弱化，谐音雅化为“狮里坪”。“浮云村”则由“马湖营”讹变而来，古蔺方言“湖”与“浮”音近，故先作“浮营”，再雅化为“浮云”。“迎风村”之名源于境内“银方沟”。古蔺话中，后鼻音韵尾[-ŋ]与前鼻音韵尾[-n]均读为前鼻音[in]；“银方”因方音渗透而音近“迎风”。此类谐音现象，反映了方音系统对地名用字的影响，为理解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接触与地名文化提供了微观例证。
3.词汇结构特征
在词汇结构方面，古蔺地名主要分为复合、派生与重叠三大类型。在复合构词中，偏正结构占据主导地位（约83.4%），“修饰语＋中心通名”的模式，如“赤水河”“苗王寨”，既凸显地理属性或社会文化内涵，又遵循汉语地名“专名定位、通名别类”的命名通则；并列结构则通过语素并置，凝练勾勒复合地貌意象，如“山岩沟岔”；而主谓/述宾式地名虽数量较少，却具有较高信息密度，如“牛滚凼”，以动作与客体的组合留下了古人在地貌认知与使用方式上的语言痕迹。派生构词主要借助方言词缀“子、头、儿”实现范畴化与口语化表达，其中“子”“儿”缀并无实在意义，“子”缀可出现在地名词尾或中间，如“双沟子”“蜂子岩”；“儿”缀在语音上保留了川南地区特有的“非儿化”读法，如“麻儿窝”读作[ɚ4551]；“头”缀兼具序数义与方位指向，如“头道河”“沟头”“田坝头”“庙后头”。重叠构词则集中见于口语化地名，分为AAB与ABB两个类型，如“包包上”“石板板”，其功能不是普通话中的小称或爱称，而是西南官话“重言显状”构词法的具体体现，并与苗语等少数民族语的形态结构形成类型学呼应。总体来看，古蔺地名通过“偏正并列—词缀派生—方言重叠”三级构词编码，一方面遵循汉语地名的构词逻辑，另一方面又在词缀使用和重叠形态上保留并融合了苗、彝语的底层结构，展现出多语言接触背景下词汇构造的功能互补与系统整合，为理解川滇黔民族走廊地区的地名语言景观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活化石”样本。
（二）古蔺县地名的文脉溯源
地名不仅是空间标识，更是时间层累的产物，是特定地域历史文脉的物质化表征与空间性载体。古蔺地名系统通过对多重文化记忆的编码、存储与传递，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空间叙事体系，形成了具有多维复合特征的空间叙事网络。六大空间维度承载并传递着完整的文脉记忆，形成了一个多层复合的文化叙事体系，揭示了地名在文化传承中的动态逻辑。
1.自然地理地貌的空间映射
古蔺县地名系统是对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系统性空间映射与语言编码。在地名通名层面，“沟”“梁”“坡”“湾”“坝”“槽”“埂”等通名精确对应了该区域“两山夹一谷”的地貌格局：山脊线用“梁”标识，如“笋子山梁”勾勒出山脊线的空间形态；岭腰缓坡称“坡”，如“太阳坡”“石滚坡”；深切河谷为“沟”，如“龙泉沟”“田沟”；山间坳地、水流弯曲处曰“湾”，冲积平地命“坝”，如“高田坝”“核桃坝”；狭长洼地唤“槽”，如“李子槽”“黄泥槽”；岭间微隆谓“埂”，如“长岭梗”“青龙梗”。这种命名机制将复杂的地貌形态凝练为精准的地理标签，实现了三维地形向二维符号系统的空间转化。
2.历史记忆的空间载体
作为承载着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空间载体与“存储器”，古蔺地名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赓续传承。譬如“奢香广场”的地名景观，记载了明代彝族杰出政治家奢香夫人开辟驿道、扩大交通、推行汉学，为汉彝民族搭起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的桥梁，并以此为着力点开启彝汉民族和睦团结新篇章。该地名不仅象征着彝汉民族和睦共处、协作发展的空间符号，还记录了该地人民对民族团结历史叙事的情感认同和传承。不仅如此，古蔺地名还记载了民族迁徙、聚落发展的历史脉络。如箭竹苗族乡的“麻窝凼”“箭竹坪”“大竹坝”等苗语地名，对应的是苗族自黔西北迁徙至川南的行迹与定居过程，每一个地标式地名都是民族迁徙史实档案的活态见证与空间印记。2024年11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双沙镇”更名为“白沙场镇”。该地因是红军四渡赤水的重要军事遗址，此次更名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该地名所承载的厚重红色文化、历史记忆得以重现和记录。
3.民族交融的空间宣言
古蔺县地名中以民族称谓命名的聚落类地名，构成了独特的民族地理标识体系。“马嘶苗族乡”“箭竹苗族乡”“大寨苗族乡”“石屏彝族乡”等名称，不仅勾勒出苗族、彝族等民族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从行政制度层面体现了多民族共存的地域特征。这类地名既是对民族群体地域归属的确认，也是对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空间宣言。
一些民俗活动地名化现象，通过地名来彰显民俗活动的空间特征、固化民俗活动，使地名文化代代传承。比如苗族的“踩山坪”象征着苗族的踩山节固定场地，已成为维系苗族文化认同和社群凝聚的重要空间符号；“雷火坪”等与彝族的火崇拜相关联的地名，也发挥着标记特殊仪式实践场地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这类地名已成为语言景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空间标识物，而是承载着丰富社会文化意涵的“记忆标识”。根据Landry和Bourhis对地名定义的理解，这类地名包含着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一方面，给人们区域的空间秩序感，标示出苗族、彝族等民族的聚居区，有利于更精准地勾画出不同民族的生活空间圈；另一方面，通过符号化表达方式把民族身份、文化记忆、地域空间联结在一起，使地名演变为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4.红色文化的空间印证
红色地名构成了一套政治记忆的象征体系。古蔺县是红军长征入川的第一站，既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主要发生地之一，也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历史遗址地。长征红色文化浩瀚恢宏的历程深深地镌刻在古蔺的地名系统之中，塑造出相对完备的红色文化空间叙事系统。“太平渡”“白沙场”“红军桥”“胜利村”等兼具指代和象征意义的红色地名，是该系统的符号。太平渡渡口是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重要渡口之一，是不折不扣的胜利之渡；2019年建成的赤水河红军大桥连接四川太平镇与贵州习酒镇，其命名延续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记忆，见证着革命老区的新时代发展。
这些红色地名的空间分布从宏观上表现出比较典型的聚集状分布特点，主要集中在赤水河流域的古蔺段，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红色文化廊道。这类空间分布正好契合了当年红军的行军路线和战斗序列，并以一定的空间规模再现了红军转战川黔54天的完整时空历程。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每一个红色地名都是一条独立的历史叙事线，组成了由无数条叙事线叠加的立体革命历史图景。因此，古蔺县的红色地名体系不只是对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生产实践，使抽象的革命精神得以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中获得物质形态，既确保了革命历史传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也为研究中国革命史、军事战略演变史及地方社会变迁史提供了独特的空间视角和珍贵的实证材料。
5.酱酒文化的空间标识
古蔺坐落于“中国酱酒黄金三角”的核心产区，其地名依托地方语言文字系统和酿酒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景观，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该地的产业特征，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酱酒文化空间叙事图。
从地理产业布局来看，与白酒产业关联的地名相对集中在赤水河流域古蔺二郎镇至贵州仁怀茅台镇一线，呈带状集群分布的状态，十分契合“水为酒之血”的传统酿酒经验表述，体现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对产业布局的深刻影响。“酒厂沟”“酒坊坪”“窖池湾”“吴家沟”等地名犹如一幅活态的产业地图，清晰地呈现了赤水河沿线白酒全产业链从原料种植、酒曲制作到酿储空间井然有序的分布情况。
从时间维度来看，古蔺酱酒地名沿革也代表着当地白酒产业发展的三个时期——早期以“二郎滩”为代表的原料集散和初级加工阶段，中期以“酒坊坪”等为代表的手工作坊集聚阶段，以及当代以“郎酒庄园”为代表的品牌化、集群化发展阶段。
在品牌符号层面，“郎酒庄园”“天宝洞”“地宝洞”等现代地名，已从地理性名词跃升为具有强辨识度的商业文化符号。尤其“天宝洞”“地宝洞”以自然山洞作为天然储酒之所，不仅体现了先民们因地制宜的储酒智慧，更通过“天地”对应的命名方式，构建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宇宙观的古蔺酱酒品牌叙事架构，将“郎酒”系列产品所承载的抽象情感内化于品牌的有形之物中，赋予了地名以品牌独特的价值意义。
古蔺地名从地理标识演变为文化符号，并通过持续的命名实践，参与了该区域文化标识的建构，使古蔺县在中国白酒文化地理版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进而助推古蔺县由原国家级贫困县发展为如今的“中国西部百强县”和“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古蔺酱酒地名的功能跃迁。此类地名与当地产业的互文关系，实为中国白酒酿酒史、区域经济地理和商业文化传播的珍贵活态样本，同时也是了解语言文化景观形成机理的良好个案。
6.信仰愿景的空间符号
在古蔺县的地名系统中，可见不同的民族通过特殊的命名方式将自己的信仰愿景镌刻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构成了多个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带有“和”“顺”“兴”“乐”等吉祥字眼的地名，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心理习惯。比如，“太和山”“顺龙榜”“德兴坪”“永乐镇”等地名反映了人们对“和谐安定、繁荣昌盛”社会秩序的追求。
还存在一些传统信仰符号在地名中的遗存现象，比如“龙”“凤”等神话意象在“龙山镇”“红龙湖”“三凤坝”等地名中的运用，既是中国传统龙凤崇拜在地理命名中的直接体现，也是“天人感应”传统宇宙观的反映。
就地名演变而言，当地的地名变更遵循趋吉避俗的原则，比如“德耀关”取代“得要关”。“德耀关”地名源于明末军事事件与后世文化雅化的双重层累。明天启初年（1621年），四川总督率军平定奢崇明叛乱，进军蔺城途中占领一处关键关隘，因该地扼守进军要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明军取“得到要害”之意，命名为“得要关”。清代以降，“得要”因方言音近逐渐讹变及地方文人雅化为“德耀”。
四、古蔺地名文化当代传承的实践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时强调，要充分绽放四川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谱写美丽中国四川篇章。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四川省古蔺县正着力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以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为基础的文旅可持续发展路径。当前，古蔺县已在地名文化遗产的挖掘利用和旅游产业融合方面开展初步实践。地方政府围绕“红、绿、金”三色资源禀赋，以“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为根本理念，持续推进地名资源的系统整合与价值提升。在“生态立县、酒业强县、农旅富民”总体战略指引下，全县以太平古镇、郎酒庄园为核心建设东部文化体验区，以黄荆老林为核心打造北部生态康养区，以美丽乡村为依托布局西部休闲旅游区，初步形成“景域融合、全域联动”的旅游发展格局。
在这一背景下，古蔺县进一步深化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构建“文脉活化+产业赋能”双轮驱动的当代传承实践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一方面，古蔺县通过学术研究、数字化建档与社区教育推进地名“文脉活化”，促进地名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与生态智慧转化为公共知识与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古蔺县着力构建“地名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推动地名资源转化为主题旅游、品牌衍生、文创体验等消费形态，打造“红色古蔺”“酱心古蔺”“绿色古蔺”三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名片。该模式不仅促进了地名文化从资源形态转化为产业价值，也为我国多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区域发展协同推进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古蔺经验”。
（一）推动古蔺县地名的文脉活化
地名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关键在于推动其完成从“静态历史档案”到“活态文化资本”的根本性转化。古蔺县通过系统性解码地名背后的语言层积、历史叙事与社会记忆，将这些文化基因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知识体系与内化于心的集体认同，从而为地名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
1.打造红色地名主题教育体系
围绕“太平渡”这一长征标志性红色地名之一，古蔺县构筑了“遗址保护—展馆陈列—研学讲解”的传统阐释体系：古蔺县于1958年建成“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1977年设立渡河纪念碑，2013年太平渡渡口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起以太平镇为核心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古蔺段），整合了256处革命遗址，开发了30余门微党课与5条教学线路，年接待研学游客逾50万人次。未来古蔺县计划借鉴高校VR红色教学实验，进一步植入沉浸式情景剧与AR导览，探索面向研学市场的“红色地名工作坊”，推动地名文化的知识化、体系化实现地名由“空间标签”向具身化教育媒介的升级。
2.构建场景化叙事与体验式传播
古蔺县融媒体中心以中国二十四节气、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为主题，结合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酱酒文化、生态文化等元素，组织拍摄了多期《二十四节气》古风短视频。这些视频满足年轻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依托网络传播，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古蔺地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旅游影响力；由古蔺县文化馆原创的苗族风情歌曲《画眉叫》，以歌曲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结合“大黑洞”景区和“箭竹苗族乡”丰富的物产资源和风景元素，以抖音短视频等媒体为传播平台，直观地展示了苗族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恋爱故事。除此之外，古蔺县还着力推进非遗工坊业主将地名元素融入点滴服务中，“古蔺麻辣鸡”“古蔺手工面”等地理标志特产在CCTV“舌尖上的中国”频繁出镜。
（二）打造“地名文化+”复合型产业链
古蔺县通过系统挖掘地名文化的深层结构，将语源、历史与民俗要素成功转译为可消费、可体验、可再生产的一系列文旅产品，不仅提升了旅游产品的文化差异化竞争力，也促进了地名文化遗产在当代旅游语境中的价值再生与功能活化。
1.培育“产业地名+”品牌价值链
依托“二郎镇”这一历史地名，古蔺县推动酱酒文化与地域产业的协同发展，打造出“赤水河左岸·郎酒庄园”这一高端“地名文化+”旅游产品。
郎酒庄园通过“原址—原艺—原仪”三级耦合策略，将酱酒历史转化为可参观、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动线。庄园在原址层对明代老糟坊、清代天宝洞及20世纪60年代红花坝车间实施分级修缮，以“时间切片”展墙呈现酿造器具，强化地名与产业记忆的时空连续性；在原艺层设立“粮、曲、酵、馏、藏、调”六大开放节点，游客凭借RFID“酿酒护照”实时记录投粮、上甑、接酒数据，生成个人“酿造履历”，实现从“观看”到“共创”的具身化技术消费；在原仪层将民间“祭酒祖、拜天宝”仪式上升为省级非遗，在重阳与春分举行“封仓祭”“开坛礼”，游客完成敬香、灌坛、系红绸后获赠刻有“二郎镇·天宝洞”坐标纪念酒，完成“地名—仪式—商品”三重符号交换。
庄园每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带动二郎镇关联就业9600余人。二郎镇探索出“红粱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粱”种养循环产业模式，二郎镇“酒业+红色+特色”的文旅消费新高地加速形成。2024年全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万元、同比增长22.7%，这一模式将“金色符号资本”转化为地方财政与居民收入的“金色经济资本”。同时，郎酒集团与江南大学等10余家知名高校深度合作，依托“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养酿酒工程师等技术人才330余名。“二郎”已从空间指位升华为集产业记忆、身体消费、地方认同与经济增值于一体的“金色符号资本”，为传统地名在文旅融合时代的功能跃迁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2.发展“生态地名+”绿色经济体系
古蔺县以自然地貌类地名“黄荆老林”为IP核心，系统整合现存面积最大的北纬28°原始常绿阔叶林资源，构建“地名—生态—康养”三维耦合的复合型产品谱系。黄荆老林景区总面积约43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拥有八节洞瀑布群、环岩等核心景点。景区位于川黔渝生态旅游“金三角”旅游圈，与重庆四面山、贵州赤水等国家级风景区形成区域联动。黄荆老林凭借其原始生态环境和丰富生物多样性，成为川南地区重要的生态康养目的地，依托年均气温13.5℃的气候优势，发展避暑康养产业，让当地老百姓吃上“旅游饭”。在体验设计层面，景区计划将“黄荆老林”地名转译为叙事符号，构建“林名溯源—物种图鉴—生态故事”交互展墙，通过AR望远镜识别珍稀动植物并显示地名传说，实现从“地名识别”到“生态认知”的语义跃升。
3.创新“民族地名+”创意产业生态
箭竹苗族乡以苗语地名“踩山坪”为核心，打造“民俗节庆+地名体验”产品。箭竹苗族乡通过恢复苗族传统“踩山节”节庆仪式、苗族歌舞展演、踩花山竞赛等活动，将原本仅具指位功能的地名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民俗旅游产品，实现了从地名语义到文化场景的沉浸式转化。
石屏彝族乡则依托彝汉融合地名“洛乌沟”（彝语“洛乌”意为石头寨），开发“生态—文化协同型”产品。项目深度融合彝语地名语义与生态资源，建设彝家石寨景观群、生态徒步路线及非遗工坊，使地名不仅标识空间，更成为引导游客理解彝族自然观与聚落文化的媒介，构建“以名导览、以景释名”的体验闭环。
古蔺县的文化实践践行了“以文脉滋养产业内涵，以产业焕发文脉生机”的理念。通过该“双轮驱动”的实践体系，古蔺地名文化的传承从被动保护和功利开发，上升为以文化自觉为内核、以创新驱动为路径、以区域共生为目标的系统性社会工程。这一实践不仅为古蔺自身的文化振兴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同类地区探索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与价值再生，贡献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古蔺范式”。
五、结语
地名是铭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延续和时代精神的再造。本研究以四川省古蔺县为典型案例，通过构建"形式解码—文脉溯源—功能再生"的三维阐释框架，揭示了地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多维价值和传承逻辑。
古蔺县的实践探索，为我国多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资源型城市的地名文化传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启示。一是构建“三维解码”方法论。本研究提出的形式解码、文脉溯源、功能再生三维框架，为系统挖掘地名文化价值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可应用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地名文化研究。二是确立“双轮驱动”实践模式。古蔺县“文脉活化+产业赋能”的双轮驱动模式，为地名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提供了实践范式，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共赢。三是探索差异化传承路径。红色地名可构建主题教育体系，产业地名可打造品牌价值链，生态地名可发展绿色经济，民族地名可创新创意产业生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四是建立多方协同机制。地名文化传承需要政府主导、学术支撑、企业参与、社区共建的协同机制，方能确保传承的可持续性。
当然，地名文化传承面临城镇化冲击、商业化稀释、多元利益协调等挑战。未来研究可借助GIS量化、问卷调查、数字技术手段等拓展跨区域比较分析和经济价值测算，推进地名文化IP从点到面、从示范引领向多维协同、共赢联动、可持续迭代研究阶段深化。
作者：童舟，周文德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汪鸿琴
校对：江 桐
审订：汪依婷
责编：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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