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蓬莱，你心中是否会浮现出那如梦如幻的“八仙过海”场景？除了仙道文化之外，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在古代却有着另一番辉煌的历史。它曾是北方第一大港，与泉州、扬州和明州（宁波）并称中国四大古港，见证了无数的商船贸易往来；它又是海防重镇，一代战神戚继光曾在这里操练水军保卫海防，是中国建筑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军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蓬莱水城。

蓬莱水城古称登州港，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自古以来就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防御外患入侵的战略要地。21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由于胶东半岛具有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悠久历史，汉王朝便以登州港为起点，开设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东西方国家的交流，这条海上航线在历史上被称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到了唐代，登州港在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更为重要，许多日本、朝鲜的遣唐使由此登陆，前往唐都长安，登州港作为商港也达到了鼎盛，一跃发展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

港口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彼时，登州城内馆铺交错、商贾云集，朝鲜和日本的使节、商人、僧侣来此通关，进行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了多种文明交流互鉴。由于外事活动频繁，人员大量聚集，登州港的口岸功能趋重。为了加强外事管理，蓬莱城内和沿岸海口设置了新罗馆、渤海馆，用来接待新罗、渤海等国使团，但即使这样，接待外国客人的旅店也经常“一床难求”，就连为过往僧人提供食宿的僧房也常常被外宾占用，可见当时蓬莱城中外来往频繁的景象。

“当时的登州港热闹非常，呈现出‘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荣景象。”蓬莱阁景区管理中心文物部副部长刘莉告诉记者，唐代以前，登州港是一片较大的水域，水面面积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倍，停泊着来自各地的商船。

眼前的蓬莱水城，面积为27万平方米，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2400余米，布局基本保持的是明代风格，水城有南北两门，南门振扬门，与陆路相连。北门水门，是出入水城的海上咽喉，城中的小海面积为7万平方米，是停泊船只的港湾。刘莉介绍，蓬莱从通商功能转向军事防御，主要是从宋朝以后，宋仁宗庆历二年，为了防御北方契丹族从海上来犯，时任登州郡守郭志高修建了一座港口，“因为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因此命名‘刀鱼寨’，这也是蓬莱水城的前身。”刘莉说，刀鱼寨置有刀鱼巡检，水兵 300 人，常年驻扎在庙岛，港里主要停泊战船、操练水军等。苏轼任登州知州期间，曾向朝廷上书《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进一步强调登州的军事战略地位，请求加强海防建设。

明朝洪武九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在宋朝刀鱼寨的基础上又建起了码头、土城墙、炮台等建筑，并正式得名为“蓬莱水城”。“提起抗倭，就不能不提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这里曾是他操练水军的地方。”刘莉说，戚继光17岁就承袭父职投身军旅，当时倭寇在沿海一带烧杀抢掠，这个英气勃发的少年，提笔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壮丽诗句。这句话也成为他一生理想抱负的写照。由于戚继光在山东备倭卓有成效，得到了明廷的肯定，而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黎民百姓惨遭荼毒。戚继光临危受命，于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书，从此走上了东南抗倭之路，并开创了不朽功业。到崇祯年间，朝廷又建立了登州火器营，由葡萄牙炮手教习炮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洋火炮营，也是明朝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登州成为当时中国火器制造、使用和演练中心。

明代登州的海防达到了鼎盛，但是到了清代，随着海禁政策的进一步加强，登州的海防开始衰落。清朝末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曾将登州港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但经过英国使节毛礼逊的亲自考察，发现此时的登州港湾水位较浅，且泥沙淤积比较严重，不适合停泊大型机动船只，遂将口岸改辟烟台。

从此，胶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曾经地位显赫的登州港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