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有横木为门的释义，说的是一根横梁架在两根柱子上形成结构简单的门，有观点认为这就是牌坊的雏形。

早在西周至秦汉时期，城中居民居住的单元称为“里”。自北魏起，“里”也被称作“坊”。“坊”与“坊”之间由墙相隔，墙中设有坊门，依时开启、关闭，这种城市布局与管理模式称为“里坊制”。

来到后周时期，城市的布局出现新的形式。《城郭》中记载发现，城市的规划在确定军营、街巷、仓库、官署用地后，百姓可在剩余地方进行营造。换言之，百姓不必住在里坊内，由此“里坊制”开始向“街巷制”过渡转变。曾经坊门具有的“闭其门，塞其途”的功能开始消失，转而成为留下标着坊名、起到标志作用的坊门。

随着时间推移，坊门开始与围墙脱离，框槛与门扇也不复设置，“衡门”的演变开始具象化，一种表征性、象征性、纪念性的门——牌坊，应运而生。

如今，在东城区还能看到许多牌坊，我们来细数一些——

在东四北大街紧邻隆福寺东口处，一座牌坊矗立于此。从下往上看，左右两侧硕大的柱子支撑起牌楼的主体架构。牌楼上，挑檐斗拱层叠交错、雕梁画栋精致入微，牌匾正中四个金字“隆福寺街”在阳光照耀下，格外引人瞩目。

对于到底是“牌坊”还是“牌楼”的争论，在坊间有着各持己见的看法，多半是由“有楼曰楼，无楼曰坊”这一建筑外形的差异来展开讨论。

早期，牌坊与牌楼建筑多采用木架构形式。随着时间流转，鉴于对其纪念性与永久性特质的考量，为有效防范火灾、虫害等灾害对其的破坏，以石、砖、琉璃等材质为主的新型牌楼开始出现。直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用于表彰功德、宣扬孝礼的需求日益增多，大量的牌坊与牌楼建筑就此出现。

与此同时，建筑水平的大幅提升，“牌坊”“牌楼”的建筑样式逐渐趋于同化，“坊”与“楼”的概念界限也开始模糊起来，就此坊间对“坊”与“楼”的争论也就存而不论，只是保留习惯性的叫法罢了。

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桥”牌楼也称“五牌楼”，是前门大街的标志性建筑。牌楼的六根冲天柱沿街道两侧方向依次排开，挺拔、高耸的姿态彰显出的视觉力与冲击力增加了牌楼的气势。“五牌楼”采用“五间六柱五楼”的复杂高规格牌楼建筑，与前方的正阳门箭楼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

在北京中山公园孙中山雕像前，著名的“保卫和平坊”屹立于此。牌坊建筑以白色的坊身、蓝色的瓦顶置身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之中略显出奇。牌坊正中镌刻着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保卫和平”四个大字，为其赋予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全长近七百米的国子监街上，有四座牌楼跨街而立。东西街口各一座，牌匾上书“成贤街”之名。国子监大门两侧各一座，牌匾所题“国子监”。建筑以“一间两柱三楼”的规模将悬跨楼、垂柱等元素串联，起到标志性、引导性、空间性的作用，并且与国子监内的“琉璃牌坊”相互映衬，构成统一的整体。

国子监内的“琉璃牌坊”，是专为教育而设立的牌坊。黄绿相间的色调占据了牌坊的上半部分，呈露出华美而庄重的韵调。下方“三门”外侧的石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整座建筑保存完好，各种建筑元素也赋予了美好的寓意。琉璃牌坊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与象征，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传承。

与国子监一街之隔的雍和宫正门前有三座牌楼，位于广场的东、西、北三个方向，广场也被称作为“宝坊院”。三座牌楼之中，以北面牌楼最为壮丽。东、西牌楼为“三间四柱七楼”，而北面牌楼为“三间四柱九楼”。规格上的差异在整体布局上清晰划分出主次关系，更显庄重之感。

尽管这里的牌楼在等级上有较为明显的区分，然而以建筑工艺的视角审视，却丝毫没有半点差异。雕梁画栋、飞檐斗拱，乃至牌楼匾额上的“御笔题字”都彰显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地坛公园西门，一座气势雄伟的高大牌楼矗立于此。这座标志性建筑是公园西门入园的必经之地。牌楼前后的牌匾上，有“地坛”与“广厚街”字样，在绿色琉璃瓦顶的搭配下显得格外庄重。

每年秋末冬初，地坛公园黄叶漫天，透过牌楼远远望去，金黄与翠绿色彩交织融合，让牌楼看起来愈发稳重敦实，又不失华丽美感，散发独特的秋韵。

策划：高明

文图：闫文

内容顾问：北京中轴线智库专家 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