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包场镇濒临南黄海，距离东灶港、吕四大洋港都很近，海产品成为包场市场的“半壁江山”，不仅货多品种齐全，而且新鲜价格便宜，四邻八乡都乐意来此购买海产品，因此包场市场犹如十五的潮水——旺盛得很，连年销售额均超过3个亿。如今，那些海产运销户“机枪换大炮”，用的是卡车运、冷库储，方便多了。可是在往昔，运销海鲜全靠自行车驮运，踏鲜者起早贪黑，赶潮汛、抢时间，蹬着自行车，驮着二三百斤的海鲜，顶风冒雨，往返于海港和市场之间，用辛劳和汗水把新鲜的海产品奉上人们的餐桌，这也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重要活计。

包场老街上就有一支二十多人的潮鲜运销队。这支运销队多由镇上无业居民和附近大队的青壮年组成。他们家庭贫困，但有的是力气，又有近靠海港的优势，于是就“靠海吃海”，干起踏海鲜的活计，靠拼力气挣钱来贴补家用。踏鲜者的工具很简单，每人备有一辆二八杠自行车，两只竹鲜篮和网袋绳索等。后座改用牢固的书包架，两侧并配有铁打的挂钩。他们就凭这些家什奔波于港口和街市之间，把刚捕获的潮鲜一车车运送到市场。

吕四大洋港海鲜多且便宜，但距包场镇有四十多里路，年轻的踏鲜者不怕路程远，依然选择去那里。为赶早市，他们候好潮汛，半夜就出发，长长的自行车队浩浩荡荡向东驶去。夏天，他们穿着背心，挂着毛巾，一路铃声一路歌驶向渔港。冬天，他们身裹棉衣，头戴“雷锋帽”，顶风骑向港口。领头的曹叔头脑活络人缘好，结识了港口的几个船老大。每次渔船进港，老大们优先将渔货留好，提供给曹叔他们。因此，他们运回的潮鲜品质好，价格也便宜。骑空车去轻松，可回来就不一样了。自行车后座两边挂着两只大拖篮，装着满满的渔货，上面还横着文蛤的网袋。为能压住车头，车前的横杠上还要挂着一袋文蛤，一车货足足有三四百斤重。这沉重的车只得靠力气一脚一脚踩回家。无论晴天下雨，还是天寒地冻，他们喊着号子，擦着汗水，吃力地往家赶。

回家后，卸下货，一家人借着微弱的灯光，对运回的渔货进行分拣整理，只打了个盹，第二天一早就出摊销售。摊板上，金闪闪的梅头鱼、水淋淋的青虾、爬动的梭子蟹……这些深受市民青睐的新鲜渔货，顷刻间便一销而空。就这样年复一年，这支自行车踏鲜队成为老街上一道独特风景。

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有人竟把这种拼苦力的活也当作投机倒把禁止，尤其农民是不务正业，更不允许。就近不行，就去城里。他们了解到南通城里人喜欢“天下第一鲜”——文蛤，于是弃近求远，结伴踏着文蛤去南通城里卖。从最近的东灶港到南通城有一百多里路，可骑鲜者说，多跑些路程没关系，睡一觉力气又来了。于是他们傍晚拿了货，然后沿着通吕公路直奔南通。一车文蛤足足载有三四百斤，去南通的路上，有几座较高的桥，三四百斤的车头，使出浑身力气有时也上不去。于是，大家停下来，互相从后面助把力，把一辆辆车推过桥。夏季的天气说变就变。有时半路遇上雷阵雨，他们来不及躲避，个个淋得像落汤鸡。雨稍停，他们拧干汗背心，穿上继续前行。

到南通小石桥市场，已是后半夜了。一身疲惫的他们蹲在居民的屋檐下，吃着带去的路饭（多是麦饭加咸瓜），然后背靠着墙打个盹。天蒙蒙亮，他们就忙着摆摊做早市。果然不错，冬瓜文蛤汤是南通人夏令的一道美味。没等到散市，文蛤就销售一空。大家手数着票子，计算着又赚到几块钱，脸上绽露了笑容，一身疲惫顿时消失，嘴里哼起小调，踩着自行车又往回赶。

南通城里也有市场管理，他们常遭市场管理人员驱赶，甚至扣押他们的货。他们就学着与市管人员“打游击”。发现来管了，就将文蛤袋藏在别人摊位底下，或寄放在附近居民家，避一避风头；等管理人员走了就拿出来销售。时间长了，他们与市管人员混熟了，市管人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们经营了。

这样的活计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放开了运销业。如今搞海产运销是车装船运，不仅满足本地市场，还运销到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而街市潮鲜靠车驮已成为那个年代的记忆。

文：林炳堂

图：爱启东

编辑：黄梦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