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如何成为中国科学城：从“三线重镇”到“国字号”科技城

2026-03-25 00:29 旅游资讯 1 0

绵阳如何成为中国科学城：从“三线重镇”到“国字号”科技城的跃迁逻辑

在中国城市版图上，绵阳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既非省会，也不沿海，GDP长期位居四川第二、全国百强，却拥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国字号”头衔——中国（绵阳）科技城。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秀丽小城，是如何从“三线建设”的军工基地，跃升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承载地？

答案不在单纯的产业政策或招商引资，而在于一条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独特逻辑：以国家使命为牵引，将国防军工积淀转化为创新动能，最终实现从“国之重器”到“产业高地”的跃迁。

一、历史基因：三线建设埋下的“创新火种”

绵阳的科技城之路，起点在20世纪60年代。

1965年，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中央决定将一批国防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向“大三线”地区转移。绵阳因其地处内陆腹地、地形隐蔽，被选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享有“中国核武心脏”声誉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从青海搬迁至绵阳梓潼县的大山深处，邓稼先、王淦昌等“两弹元勋”在此隐姓埋名、潜心科研。此后，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西南自动化研究所等一大批国防科研院所相继落地。

这次战略布局，为绵阳埋下了决定其命运的“创新火种”。到改革开放前夕，绵阳已形成以军工电子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拥有全国一流的核科学技术、空气动力、激光等学科实力。这座原本偏居一隅的小城，在共和国的版图上异军突起。

正如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所指出的，绵阳的发展经历了“三线建设—三线调整改造和军转民科技兴市—新时代建设中国科技城”三个历史阶段。三线建设奠定了绵阳作为国防军工重镇的底子，而这份积淀，正是日后科技城建设的最大本钱。

二、战略升级：国家决策赋予的“唯一使命”

如果说三线建设是“埋下种子”，那么2000年的国家决策就是“让种子破土而出”。

2000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绵阳科技城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中国唯一以“中国”冠名的科技城，其战略意图清晰而深远——将绵阳丰富的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西部大开发和科教兴国战略探索路径。

这一决策的含金量，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国务院专门成立由科技部任组长单位、19个国家部委（单位）组成的“绵阳科技城建设部际协调小组”，至今已召开14次会议，为科技城建设作出部署安排。2001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绵阳科技城发展纲要》，此后又先后批复了4个五年发展规划，形成了“国家部委协调、省市联动推进”的特殊机制。

这意味着，绵阳科技城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地方自选动作，而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高位推动”的体制优势，让绵阳在争取重大项目、整合创新资源方面，拥有了其他地级市难以比拟的政策红利。

三、双轮驱动：服务国家战略与转化创新成果

成为“国字号”科技城之后，绵阳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一手托举国家使命，一手转化创新成果。

服务“国之大者”

绵阳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首要职责。“十二五”以来，绵阳供地3万余亩，拆迁安置群众3万余人，直接投入近100亿元、间接投入超400亿元，支持1500余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绵实施。从“神舟”系列到“天问一号”，从大飞机到空间站，“绵阳制造”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屡屡建功。

在服务保障过程中，绵阳同步布局了“科学新城”“空气动力新城”“航空新城”三大专项。科学新城的核心项目——某重大科学装置，在选址竞争中绵阳从六个城市中脱颖而出；空气动力新城的多功能结冰风洞、50兆瓦电弧风洞等设施相继开工建设；航空新城的发动机试验基地项目稳步推进。这些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平台，成为绵阳科技城的“硬核”底座。

转化“军转民”成果

军工积淀要转化为经济动能，关键在于“军转民”。绵阳提出“一院所一企业一产业一特色”的思路，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化。中物院孵化的利尔化学，是全球草铵膦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西南自动化研究所整合民品产业，维博公司产业园动工建设；九洲集团从军工电子拓展到民用领域，综合排名跃居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前列。

截至2021年，绵阳军民融合企业工业总产值超过815亿元，军转民企业达到120余家。这一过程中，绵阳探索出一条“科研院所出技术、地方政府搭平台、社会资本参与”的转化路径，让“两弹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产业活力。

四、创新生态：政府如何当好“护林员”

绵阳的成功，不仅在于拥有科研资源，更在于构建了让创新要素流动起来的生态系统。

人才集聚。绵阳没有沿海城市的区位优势，但通过制度创新弥补短板。实施“1+20”人才新政、“科技城人才计划”，每年拿出600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近8年累计投入近4亿元，引进领军人才397名、创新创业团队516个。作为全国首批科研人员激励计划试点城市，绵阳大胆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落实科研单位绩效工资分配自主权，最大限度为科技人才“松绑解套”。

资金保障。2018年，全国首个“政府+银行+平台”的“仪器设备贷”在绵阳诞生——无需抵押、纯信用方式放款，最快5个工作日资金到账，已为4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放款4000万元。作为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全国两个试点城市之一，绵阳开创了以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融资模式，累计为354家企业提供贷款资金312.3亿元。

资源共享。2017年，四川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17共享网”在绵阳建立，连接100多家科研院所，累计开放共享科学仪器6000多套，为2400余家企业提供服务超19000次。这个平台盘活了原本闲置的高端仪器，让中小微企业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科研资源。

云上协同。绵阳还创新性地建设了“云上大学城”——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元宇宙技术构建虚拟大学城，目前已入驻全球33所高校和35个团队。当企业遇到技术难题，可以通过云平台向全球高校“发榜”，武汉理工大学就曾为绵阳一家企业解决了玻璃晶化控制技术难题。

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构成了绵阳独特的创新生态：人尽其才、财尽其用、物畅其流、云上协同。

五、制度底色：战略定力与“一张蓝图绘到底”

回顾绵阳科技城建设历程，一个最值得深思的特征是战略定力。

从2000年获批至今，绵阳科技城建设已走过20余年。这期间，绵阳换了多任领导，但科技城建设的战略方向始终没有动摇。历任决策者接力推进“科技立市”战略，形成“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良性循环。2001年、2005年、2011年、2022年，国务院四次批复科技城发展规划，每五年一个台阶，步步为营。

这种定力体现在资源配置上。“十二五”以来，绵阳累计投入近500亿元支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支持京东方、惠科等百亿级项目落地，绵阳拿出最优的土地和配套资源；为保障“三新城”建设，绵阳不惜腾挪空间、拆迁安置。这种“算大账、算长远账”的格局，正是战略定力的具体体现。

六、结语：绵阳模式的启示

绵阳成为中国科学城，不是偶然的“天赋异禀”，而是历史机遇、国家战略、制度创新、战略定力四者共振的结果。它的底层逻辑可以概括为：

1. 以国家使命为牵引——将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立身之本，不计短期得失

2. 以军工积淀为根基——将三线建设积累的科研资源转化为创新动能

3. 以制度创新为杠杆——通过人才、资本、资源共享机制，撬动创新要素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