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在西藏时，身上爬满了虱子，当地人叫我把衣服洗了挂在外面
01
我脱下衬衣的那一刻，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原地。
那件灰色的的确良衬衣，跟了我三年了，从成都一路穿到拉萨，又从拉萨穿到阿里的改则县。我以为它只是脏，只是被汗渍浸透了，只是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发硬。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我把里子翻出来的时候，看到的会是那样一幅景象——密密麻麻的虱子，趴在每一道针脚缝里，白花花的虮子顺着衣缝排成一条一条的线，像稻田里插的秧苗，整齐得让人头皮发麻。
我数不清有多少只。它们在我的衬衣里安了家，繁了衍，生生死死了不知道多少代，而我这个宿主，竟然浑然不觉地穿了它三个月。
我站在改则县招待所那间逼仄的房间里，赤着上身，手里举着那件衬衣，对着从窗户缝里挤进来的阳光照了照。光线透过薄薄的衣料，把那些虱子的轮廓照得一清二楚——它们在动，慢慢地、懒洋洋地爬着，像是在自己的领地里巡视。有几只大的，肚子圆鼓鼓的，大概刚吃饱不久，颜色比别的深一些，是暗红色的。
我的胃猛地翻涌了一下，一股酸水从胃里涌到嗓子眼，我硬生生咽了回去。
“扎西！”我冲着门外喊了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门外没有回应。招待所的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风从门缝底下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哭。这里是改则，海拔四千三百米，阿里地区最荒凉的小县城之一。一九九五年的改则，整个县城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两排土坯房夹着一条碎石路，路上跑的最多的不是汽车，是牦牛和羊。招待所是县里唯一的“旅馆”，六间房，一张床一块钱一晚，床上的被褥永远带着一股酥油和牛粪混合的味道。
我又喊了一声，这一次门开了。
进来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员，一个四十来岁的藏族女人，叫卓玛。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藏袍，腰上系着一条色彩斑斓的围裙，头发编成一根粗粗的辫子盘在头顶。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壶酥油茶，茶壶是那种老式的铝壶，壶嘴上结着一层黑乎乎的茶垢。
“解放军同志，怎么了？”她用的是藏语，但我听懂了。我在西藏待了快一年了，日常的藏语已经能听能说一些。
我把衬衣举到她面前，指着那些虱子，用半生不熟的藏语说：“卓玛姐，你看，这怎么办？”
她放下茶壶，凑近了看了看，然后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被揉皱的纸，但眼睛很亮，亮得像高原上的星星。
“虱子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用汉语说，带着浓重的口音，“我们这里的人，哪个身上没有虱子？你来了这么久，才长虱子，已经很厉害了。”
她说着，伸出手指在衬衣的领口处捏了一下，两个指头夹起一只肥硕的虱子，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轻轻一弹，那只虱子飞了出去，落在墙角的地上，不知道爬到哪里去了。
“把衣服脱了，都脱了，”她说，“衣服洗了，挂在外面晒。太阳这么大，晒一天什么都死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但我站在那里，赤着上身，手里攥着那件爬满虱子的衬衣，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羞耻、恶心、委屈，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想家。
我来西藏的时候，从成都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解放牌卡车，车厢里挤了十二个人，全是和我一样被分派到阿里地区的大学生。我们唱着歌去的，唱的是《青藏高原》，唱到“呀啦索”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笑，觉得西藏是诗，是远方，是青春最壮丽的注脚。
没有人告诉我们，诗里会有虱子。
02
一九九五年，我二十二岁，刚从四川师范学院毕业。
我学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全班三十二个人，毕业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自愿申请进藏工作。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女朋友林小曼。林小曼没有来阿里，她被分到了林芝，海拔低，气候好，号称“西藏的江南”。而我，被分到了阿里地区的改则县中学，当语文老师。
出发之前，小曼在成都火车站送我。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在肩上，站在站台上，哭得像个泪人。她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里面是一条新织的围巾，灰色的，用的是她攒了好几个月零花钱买的羊毛线。
“你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写信，”她抽噎着说，“每周至少一封。”
“好。”我说。
“你要注意身体，那边海拔高，别逞强。”
“好。”
“你要想我。”
“好。”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跟着车厢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站在站台上，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一个白点，像一粒落在地上的米。
我到了改则之后才知道，这里没有邮局。不，准确地说，有邮局，但邮车一个月才来一次，而且经常因为大雪封山断掉。我写给小曼的信，常常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寄出去，而她的回信，更是遥遥无期。我们之间隔着两千公里的山路和四五千米的海拔，那些写在信纸上的思念，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发黄、变脆，最后碎成粉末。
改则县中学不大，一栋两层的土坯楼，楼下是教室，楼上是老师宿舍。全校五个老师，教七个年级——小学一到五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混在一起上。我是唯一一个汉族老师，也是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其他四个老师都是本地人，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没读完就回来教书了，藏语和数学还能对付，汉语和英语基本靠念课文。
校长叫次仁多吉，五十多岁，脸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黑红黑红的，像一块烤熟的红薯。他对我很好，把楼上最大的一间房分给了我，大概有十二平方米，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剩下的地方勉强能转个身。窗户朝南，正对着远处的雪山，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小赵老师，”次仁多吉用他那带着藏腔的汉语说，“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大学生，你要好好教，把娃娃们的汉语教好。”
我说好。
但现实比我想象中难得多。那些孩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五六岁，大部分连汉语拼音都没学过。我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a、o、e”，转过身来，下面三十多双眼睛看着我，茫然得像一群迷路的小羊。
“跟我读，a——”
下面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个声音，像蚊子叫。
“大声点，a——”
“阿——”这一次声音大了不少，但拖腔拖调的，像是在唱歌。
我叹了口气，重新拿起粉笔。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的脸颊上都有两团高原红，红得像抹了胭脂。他们的头发乱蓬蓬的，有些孩子的衣领上能看到虱子在爬——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很快，那些虱子也会爬到我的身上。
03
我到改则的第三个月，身上开始痒了。
一开始只是后背，偶尔一阵刺痒，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上爬。我以为是高原反应的一种，或者是皮肤太干燥了，没有在意。后来越来越频繁，从后背蔓延到胳膊、腰、大腿，甚至连头皮都开始痒。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痒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伸手去挠，越挠越痒，越痒越挠，最后挠得皮肤上全是红印子，有些地方甚至挠出了血。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正站在讲台上讲《春天来了》，下面的学生忽然哄堂大笑。我回过头，看到黑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画了一只乌龟，乌龟的壳上写着“赵老师”三个字。我正要发火，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小女孩站起来，用藏语对旁边的同学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完全听懂，但我听到了一个词——“虱子”。
那天晚上，我脱了衣服，点了一盏蜡烛台，把衬衣翻过来，对着烛光一看——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那些虱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衬衣的缝线处，白的、灰的、暗红的，大大小小，层层叠叠。大的有米粒那么大，小的像针尖，它们挤在一起，蠕动着，像一锅煮沸了的粥。虮子更多，一串一串地粘在布纹里，白花花的，像是被人撒了一层盐。
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胃里的酸水翻涌了好几次，每一次都顶到了嗓子眼。我蹲在地上，把那件衬衣扔在面前，盯着它看了很久。蜡烛的火苗在风中晃了晃，光影在墙上跳动着，像是在嘲笑我。
我是大学生，我是老师，我穿着从成都带来的的确良衬衣，我以为自己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虱子不管这些。它们不管你是什么学历，不管你从哪里来，不管你穿的衣服是三十块一件的还是三百块一件的。你身上有人的体温，有汗味，有皮屑，你就是它们的家。
那一夜，我没有睡着。我把衬衣叠好放在桌上，自己裹着被子躺了一夜，但痒得更厉害了。没有了衬衣的阻隔，虱子直接爬到了被子上，又从被子上爬到我身上。我能感觉到它们在皮肤上爬动的轨迹，细细的、痒痒的，像有人用一根羽毛在轻轻地划。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爬起来点着蜡烛，用指甲去掐那些虱子。掐一只，“啪”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一小摊血——那是我的血。掐到第十七只的时候，我的指甲缝里全是血，手指酸得抬不起来了，但身上的痒丝毫没有减轻。我数了数，光是衬衣领口的褶皱里，至少还有四五十只。
我把蜡烛吹灭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像一个张开的嘴巴，在无声地笑。
我想起了小曼。她现在在林芝，那里海拔只有两千米，有树，有花，有从印度洋吹过来的湿润的风。她的身上不会有虱子，她的衣服一定干干净净的，带着洗衣粉的清香。她大概正在梦里，梦里的我还是那个穿着白衬衣、骑着自行车带她穿过校园的男生。
她不知道，她的男朋友现在满身虱子，躺在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上，连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
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温热的，痒痒的。我没有擦，就那么躺着，让眼泪流。
第二天早上，卓玛来给我送酥油茶的时候，看到我萎靡不振的样子，问了一句：“怎么了？没睡好？”
我把衬衣从桌上拿起来，抖了抖，几只虱子从上面掉下来，落在桌面上，慌慌张张地爬着。卓玛看了一眼，笑了，然后说了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把衣服洗了，挂在外面。太阳这么大，晒一天什么都死了。”
她说得那么轻松，那么自然，好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一夜的辗转反侧、羞耻和委屈，在她眼里，大概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摔了一跤而哭鼻子一样可笑。
“卓玛姐，”我问她，“你们不怕虱子吗？”
她想了想，说：“怕什么？虱子嘛，我们从小就有。洗了晒了就没有了。过几天又有了，再洗再晒就是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往炉子里添牛粪。牛粪在炉膛里燃烧着，发出一种青草发酵后的味道，不臭，反而有一种淡淡的草香。她添完牛粪，拍了拍手，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赵老师，你不要觉得丢人。在西藏，不长虱子的人，不算真正在西藏待过。”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站在房间里，手里拿着那件衬衣，想了很久。然后我脱了所有的衣服——衬衣、秋衣、秋裤、内裤、袜子——全塞进一个铁皮盆里，端着盆子走出了房间。
院子里有一口压水井，井水是从地底抽上来的，冰凉冰凉的，把手伸进去，骨头都疼。我咬着牙，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搓洗，搓了三遍，水换了三盆。最后一盆水倒掉的时候，盆底沉着厚厚一层虱子的尸体，灰白色的，像米粒一样。
我把衣服拧干，一件一件地挂在院子里的铁丝上。衬衣、秋衣、秋裤、内裤、袜子，五件，一字排开，在高原的阳光下随风飘动。那一刻，我站在院子里，光着膀子，穿着一条卓玛借给我的旧藏袍，藏袍太大了，拖在地上，像一条裙子。
几个藏族孩子从院墙外面探进头来，看到我的样子，咯咯地笑了。我没有躲，也没有觉得丢人。我冲着他们笑了笑，说了一句藏语：“今天天气真好。”
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叽叽喳喳地跑远了，像一群被惊飞的麻雀。
04
衣服在太阳下晒了一整天，傍晚收回来的时候，果然干净了。
那些虱子全死了，尸体被水冲走了，虮子也被搓掉了，衣服摸起来硬邦邦的，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那种味道，后来我在很多地方都闻到过，但在西藏的那一次，是最浓烈的。浓烈得像高原上的青稞酒，一口下去，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穿上那件衬衣的时候，皮肤接触到衣料的那一瞬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干干净净的，没有痒，没有爬动，没有那些细小的、让人发疯的触感。我坐在床上，摸着袖子，忽然觉得这件跟了我三年的衬衣，从来没有这么柔软过。
但好日子只过了三天。
三天之后，身上又开始痒了。这一次我没有慌张，也没有羞耻。我把衣服脱下来，翻过来一看——果然，又有虱子了，虽然不多，只有十来只，但它们已经在那里安了家，开始在缝线处产卵。
我又洗了一次。
这一次洗完之后，我去找卓玛，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虱子不再回来。她正在院子里捻羊毛线，两根手指捏着一撮羊毛，轻轻一捻，就成了一根细细的线，动作熟练得像变魔术。
“没有办法，”她说，“除非你不跟人接触。你的学生身上有，你隔壁的老师身上有，你去买菜的商店里也有。你走到哪里都有，怎么防？”
她说得对。在这个海拔四千三百米的小县城里，虱子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它们藏在藏袍的羊毛里，藏在被褥的棉花里，藏在牦牛毛编成的帐篷里。它们是高原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缺氧、紫外线、酥油茶和牛粪火一样，躲不掉，也避不开。
从那天起，我开始习惯和虱子共处。
每周洗一次衣服，雷打不动。每次洗完，用开水烫一遍，再在太阳下暴晒一整天。这样能保证至少有三四天是干净的，剩下的三四天，忍着。痒了就挠，挠破了涂点红霉素软膏——那种软膏是县卫生院的医生给我的，一小管用了一个月，管口都挤变形了。
但真正让我崩溃的，不是虱子本身，而是一封信。
那封信是林小曼写来的，邮戳上的日期是三个月前的。信纸很薄，只有一页，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不像是她以前的字。她以前写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像她这个人一样规规矩矩。但这封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在发抖的时候写的。
“维刚，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三个月我一直在想，想我们之间的事情。两千里路，五千米海拔，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是另一种生活。你在阿里，你在受苦，我知道。但我在这里，也在受苦。不是身体上的苦，是心上的。我需要一个人在身边，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倒一杯水，在我难过的时候给我一个肩膀。你给不了我这些，你也给不了我任何东西，除了信纸上的字。”
“维刚，我们分手吧。”
“对不起。”
我把那封信看了三遍。第一遍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遍的时候，看懂了，但觉得不真实，像是在做梦。第三遍的时候，什么都懂了，什么都清楚了，清楚得像高原上的天空，蓝得让人绝望。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塞在枕头底下。然后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雪山。雪山还是那座雪山，白茫茫的，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远处的天空蓝得不真实，像是有人用颜料泼上去的，蓝得让人想哭。
我没有哭。
我只是坐在那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太阳从窗子的左边移到右边，光斑在地板上慢慢地爬，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爬到墙角，然后消失了。房间里暗了下来，冷了下来，炉子里的牛粪烧尽了，只剩下一堆灰白的灰烬。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不是因为痒，是因为空。
那种空，比虱子咬在身上更难受。虱子咬你，你至少知道痒在哪里，挠得到。但这种空，你不知道它在哪儿，但到处都是。它在你的胸口，在你的胃里，在你的喉咙里，堵着，噎着，让你喘不上气。
我翻了个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封信。信纸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了，软绵绵的，像一块用旧了的布。我把信抽出来，在黑暗中举着，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记得每一个字的位置。
“你给不了我任何东西，除了信纸上的字。”
她说得对。我确实什么都给不了她。我给不了她一杯热水，给不了她一个拥抱，给不了她在下雨天撑一把伞。我只能在信纸上写字，而那张信纸，要翻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达玛拉山、东达拉山、米拉山，穿越两千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她手里。等它到的时候，字迹已经被汗水浸模糊了，信封被磨破了边，上面盖满了沿途各个邮局的戳，像一个走了太远路的旅人，疲惫不堪。
我把信塞回去，闭上眼睛。
窗外有风，吹得窗棂咯吱咯吱响，像是在说些什么。远处有狗叫，一声一声的，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哭。我听着这些声音，慢慢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05
分手之后的日子，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教学中。
我开始重新备课，不是按照教科书上写的那些课文，而是按照孩子们能理解的方式来教。我教他们唱汉语歌，《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桨》《春天在哪里》，一首一首地教，一句一句地教。他们的嗓子很好，声音洪亮，但音调总是不准，唱“小燕子”能唱成“小烟子”，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能唱成“让囊们荡起讲”。我一遍一遍地纠正，他们一遍一遍地学，不厌其烦。
次仁多吉校长站在教室外面听了一节课，听完之后，红着眼眶对我说：“小赵老师，你是个好老师。”
我说：“我还差得远。”
那段时间，我发现班上一个叫央金的小姑娘不对劲。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上课的时候总是低着头，不是在看书，是在发呆。她的头发乱蓬蓬的，比别的孩子更乱，藏袍上也脏兮兮的，袖口磨得发亮，像是很久没有洗过。
我走过去，轻轻敲了敲她的桌子。她抬起头，我看到她的眼睛红红的，眼角有泪痕，鼻子下面挂着两行清鼻涕，吸溜吸溜的。
“央金，怎么了？”我用藏语问她。
她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又把头低了下去。
下课之后，我去找卓玛打听央金的情况。卓玛正在招待所的前台记账，听到我问央金，手里的笔停了，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央金的阿爸去年冬天死了，”她说，“骑马的时候摔下来，脑袋磕在石头上，当场就没了。她阿妈一个人带着她和两个弟弟，大弟弟今年才六岁，小弟弟三岁。家里没有男人，日子过得很难。央金每天放学回家要帮阿妈放羊、挤奶、捡牛粪，有时候连作业都没时间写。”
我站在柜台前，听着卓玛说这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央金今年才十一岁，在我们那儿，十一岁的女孩应该在上学、跳皮筋、看动画片。但在改则，十一岁的女孩已经是半个劳动力了，要帮家里分担生计。
“她阿妈……”我犹豫了一下，“有没有想过再嫁？”
卓玛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谁愿意娶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这边男人少，光棍多，但大家都想找年轻的、没拖累的。央金阿妈今年才三十三岁，但看起来像四五十岁的人，脸被风吹得老了，手上的茧子比男人还厚。”
我沉默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她也是三十多岁就开始守寡，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知道那种日子有多苦，知道那种一个人扛着整个家的感觉。
“卓玛姐，”我说，“央金的学费是多少？”
“一学期三十块，书费另算，大概二十。”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柜台上。“这是央金这学期的学费和书费，剩下的钱，给她买点本子和笔。”
卓玛看着那五十块钱，没有伸手去拿。她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感动，又像是心疼。
“小赵老师，你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多块，你自己都……”
“拿着吧，”我说，“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
卓玛把钱收下了，用藏语说了一句“图及其”，谢谢。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小赵老师，央金的事情，你不要跟别人说。她阿妈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家里的困难。”
“我知道。”我说。
从那天起，我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交给卓玛，让她转给央金的阿妈。卓玛每次接钱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图及其”，然后从柜台上拿一壶酥油茶塞给我，说“喝点，暖和”。
但我不知道的是，央金的阿妈，那个叫德吉的女人，一直在打听是谁在帮她。
06
德吉找到我的那天，是十月底的一个下午。
十月的改则已经入冬了，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十度左右，晚上能降到零下二十度。院子里那口压水井已经冻住了，要用开水浇半天才能压出水来。我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铁皮盆里的水冰凉冰凉的，手指冻得通红，每根手指都像一根胡萝卜，弯都弯不过来。
“赵老师？”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院门口。她穿着一件旧旧的藏袍，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大概是深蓝色的，但洗了太多次，变成了灰扑扑的蓝色。她的头发用一根红头绳扎着，脸上蒙着一条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大，很黑，眼窝深陷，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像是被风刀刻出来的。
“我是德吉，央金的阿妈。”她说。她的汉语不太好，但能听明白。
我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德吉阿妈，你好。”
她走到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钱，十块、五块、一块的，还有几张毛票，皱皱巴巴的，叠得整整齐齐。她把钱递到我面前，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件圣物。
“赵老师，这是你给央金的钱，三百五十块。我一点一点攒的，现在还给你。”
我愣住了。“德吉阿妈，这钱是给央金交学费的，你不用还。”
“要还的。”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心疼央金，心疼我们家的日子。但我不需要别人可怜。我有手有脚，我能干活，我能养活我的孩子。”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围巾下面的眼睛红了。
“赵老师，谢谢你。但是真的不用了。央金跟我说，你是她见过的最好的老师。你教她唱歌，教她写字，还把自己的鸡蛋给她吃。这些就够了。钱的事，我自己能想办法。”
她走了之后，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沓钱，风吹过来，把钱吹得哗啦啦地响。我数了数，三百五十二块七毛。比我给的多出了两块七毛。那两块七毛，大概是利息，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在维护尊严。
那天晚上，我去了德吉家。
她家在县城边上，一间土坯房，门口堆着一人多高的牛粪饼，是过冬用的燃料。房子不大，大概二十平方米，隔成两间，外面是灶台和吃饭的地方，里面是一家四口睡觉的地方。灶台上有一口铁锅，锅里煮着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炉子里烧着牛粪，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央金看到我来了，从凳子上跳起来，脸上又惊又喜：“赵老师！”
两个弟弟也围了过来，大的叫扎西，六岁，小的叫顿珠，三岁。扎西的鼻子上挂着两行鼻涕，吸溜吸溜的，顿珠光着脚站在地上，脚趾头冻得通红。
德吉从里面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酥油茶，递给我。她的表情有些不自在，像是被人撞见了什么不想让人看到的事情。
“德吉阿妈，”我坐下来，把那沓钱放在桌上，“这钱你收着。不是可怜你，是给央金的学费。央金是个聪明的孩子，她学东西很快，唱歌也好听。她应该好好读书，将来考出去，到拉萨去，到成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德吉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肩膀在微微发抖。
“你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我说，“我小时候，我阿爸也不在了，是我阿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我知道那种苦。所以我不是在可怜你，我是在帮央金，也是在帮我自己。”
她转过身来，围巾已经摘了，露出一张被高原风霜磨砺过的脸。颧骨很高，脸颊上有两团红，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有一道疤，大概是被什么东西划过的。但她的五官很好看，鼻梁挺直，眉形修长，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
“赵老师，”她的声音哽咽了，“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我想了想，说：“因为在我最难的时候，也有人对我这么好。”
我说的是卓玛。是她在我不适应高原的时候给我煮酥油茶，是她在我的衣服被虱子爬满的时候教我洗衣服晒衣服，是她在我想家的时候用蹩脚的汉语陪我聊天。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让我在这个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上，没有冻死，没有饿死，没有孤独死。
德吉最终收下了那笔钱。但她提了一个条件——她不能白拿，她要帮我洗衣服、打扫房间，算是抵账。我答应了。
从那天起，每隔三天，德吉就会来学校，把我攒下来的脏衣服拿走，洗干净，叠好，再送回来。每次送衣服回来的时候，她都会带一小壶酥油茶或者几个糌粑团子，放在我的桌上，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
她的衣服洗得很干净，比我自己洗的干净多了。她知道哪里最容易藏虱子，领口、袖口、腋下、腰缝，她用开水烫，用刷子刷，在太阳下暴晒一整天。送回来的衣服硬邦邦的，带着一股太阳和牛粪火混合的味道，好闻极了。
07
十一月，大雪封山了。
改则的冬天不是闹着玩的。从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整整五个月，县城就像一座孤岛，被大雪围困在海拔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上。没有车能进来，也没有车能出去。邮路断了，补给断了，连县卫生院的药都开始短缺。
学校的教室没有暖气，只有两个铁皮炉子，烧的是牛粪。牛粪是秋天的时候各家各户自己捡的，晒干了堆在院子里，像一座一座小山。学校分到了大概五百斤牛粪，要撑五个月，根本不够用。次仁多吉校长把牛粪分成五等份，每个月用一百斤，教室里每天只烧半天，上午烧，下午就不烧了。
下午的课，孩子们裹着藏袍坐在教室里，手冻得握不住笔。有些孩子的手上裂了口子，口子里渗着血，一写字就疼得龇牙咧嘴。我把自己的手套剪了，把手指头那截剪掉，做成半截手套，给央金戴上。她看了看手套，又看了看我，眼眶红了。
“赵老师，你的手不冷吗？”
“不冷，”我说，“我是大人，抗冻。”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都觉得假。我的手早就冻了，手背上有三四个冻疮，肿得像小馒头，又痒又疼。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伸进被子里，暖过来之后痒得更厉害，恨不得把手剁掉。
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最难熬的不是冷，是孤独。
学校里除了我，其他四个老师都是本地人，雪一下大，他们就各自回家了，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整栋教学楼里，就剩我一个人。白天还好，有学生来上课，热热闹闹的。到了晚上，学生走了，天黑了，风刮起来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一个人。
我点着一盏酥油灯，坐在床上看书。看的是我从成都带来的《红楼梦》，已经翻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书页都卷了边，有些地方的字都被我的手指磨模糊了。读到“黛玉葬花”那一节，忽然觉得鼻子一酸，不是因为林黛玉，是因为我想起了小曼。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有没有人陪她过冬，有没有人给她倒一杯热水。
我把书合上，吹灭了灯，躺在黑暗里。
窗外有狼嚎，一声一声的，由远及近，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逼近。我裹紧了被子，把脑袋缩进去，被子里的味道是德吉洗过的，带着太阳和牛粪火的香味。我把脸埋在被子里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你不是一个人，有人惦记着你，有人给你洗衣服，有人给你送酥油茶。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雪地里，四周白茫茫的，什么都没有。我穿着那件的确良衬衣，站在雪地里，浑身发抖。忽然，天上开始往下掉东西，不是雪，是衣服。一件一件的衣服从天上落下来，衬衣、秋衣、秋裤、毛衣、棉袄，全是干干净净的，带着太阳的味道。我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捡起来，穿在身上，越穿越厚，越穿越暖，最后整个人裹成了一个球，站在雪地里，再也不冷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又湿了。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发高烧了。
大概是冻的，也可能是吃坏了东西，说不清楚。体温计是隔壁卫生院的医生借给我的，量了一下，三十九度八。我的脑袋像要炸开一样疼，浑身酸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躺在床上，裹着两条被子，还是冷，冷得牙齿打架，咯咯咯地响。
我想喝水，但暖壶里是空的。我想叫人，但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挣扎着坐起来，眼前一黑，整个人从床上栽了下去，摔在地上，膝盖磕在水泥地上，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我趴在地上，爬了两步，爬到桌子旁边，扶着桌腿站起来，伸手去够桌上的暖壶。暖壶是空的，拎起来轻飘飘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把暖壶放下，靠着桌子腿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吹得窗棂咯吱咯吱响，像是在嘲笑我。我觉得自己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张着嘴，却吸不到氧气，翻着白眼，等死。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
是德吉。
她裹着一件厚厚的藏袍，头上落满了雪，肩膀上也是，整个人像一座移动的雪山。她看到我坐在地上，脸色发白，嘴唇发紫，吓了一跳，快步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这么烫！”她用的是藏语，语气里全是惊慌。
她把我扶到床上，给我盖好被子，然后去灶台那边生火烧水。她的动作很利索，捡牛粪、点火、吹气，一气呵成。火苗在炉膛里跳起来，橘红色的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得亮堂堂的。
水烧开了，她倒了一碗，加了一勺酥油，搅了搅，端到我面前。“喝，喝了发汗。”
我接过碗，手在抖，碗里的水洒出来一些，烫在手上，我也没有感觉。我喝了一口，酥油的香味在嘴里散开，暖暖的，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里。我一口一口地喝着，喝完了整碗，额头上的汗珠开始往下淌。
德吉没有走。她坐在炉子旁边，往炉子里添牛粪，火苗舔着炉壁，发出呼呼的声音。她背对着我，肩膀宽宽的，藏袍的领子竖起来，露出后颈一小截皮肤，黝黑的，上面有几道细纹。
“德吉阿妈，”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你怎么来了？”
“央金说你好几天没有来上课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她没有回头，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大雪封了路，你怎么过来的？”
“走路。从家里走到学校，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外面零下二十多度，雪没过脚踝，她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在风雪里走了四十分钟，就因为她女儿说“赵老师好几天没来上课了”。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忍，就让它流着，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枕头上，一滴一滴的，像有人在轻轻地敲鼓。
“德吉阿妈，”我说，“谢谢你。”
她没有回答。只是往炉子里又添了一块牛粪，火苗猛地蹿起来，照亮了整个房间。橘红色的光在她背上铺开，像一件金色的藏袍。
那天晚上，她在我的房间里守了一夜。每隔一个小时，她给我倒一碗热水，看着我喝完。到了后半夜，我的烧退了一些，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到有人把我的被子掖了掖，把我的手塞进被子里，然后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轻轻哼着一首歌。
那首歌的旋律很慢，很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听不懂歌词，但觉得好听，好听得像小时候母亲在床边唱的摇篮曲。我在那首歌里沉了下去，沉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里，梦里没有虱子，没有寒冷，没有孤独，只有一片暖洋洋的、金灿灿的光。
08
第二天早上，我的烧退了。
德吉已经走了，炉子里的火还烧着，上面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着。桌上放着一碗稀饭和两个糌粑团子，旁边有一小碟咸菜。稀饭上面盖着一个盘子保温，用手摸了摸，还是温的。
我坐起来，头还是有点晕，但比昨天好多了。我端起那碗稀饭，喝了一口，稀饭里加了酥油和盐巴，咸咸的，香香的，是德吉的味道。我一口一口地把稀饭喝完，把糌粑团子也吃了，吃完了之后，觉得浑身上下都暖和了。
我穿上衣服，推开门，外面是一个银白的世界。雪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白晃晃的，刺得人睁不开眼。院子里的铁丝上挂着几件衣服，是我的，大概是她昨晚洗的，晾在外面，冻得硬邦邦的，像一块一块的冰板。但她还是把衣服挂出来了，大概是想趁着今天有太阳，让紫外线把虱子杀死。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冻成冰板的衣服，忽然笑了。
来西藏快一年了，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用牛粪生火，学会了喝酥油茶不皱眉头，学会了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一个人睡觉，学会了和虱子和平共处。但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接受——接受这个地方的贫穷、荒凉、寒冷，也接受这个地方的温暖。那些温暖，藏在德吉洗过的衣服里，藏在卓玛端来的酥油茶里，藏在央金递过来的半截手套里，藏在次仁多吉校长红着眼眶说的那句“你是个好老师”里。
这些东西，比任何一封情书都重。
春天来了。
五月的改则，冰雪消融，草色从枯黄中透出一点绿意，像是一幅褪色的画被人重新上了色。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山顶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汇成小溪，从山谷里流下来，叮叮咚咚的，像是有人在弹琴。
邮路也通了。四个月的信件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山。我翻了翻，没有小曼的信。不对，应该说，没有林小曼的信了。从去年那封信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来过信。我给她写过三封，一封比一封短，最后一封只有一句话：“小曼，我在这里很好，你多保重。”
她没有回。
我把那些信收好，放在抽屉里，和那件旧衬衣放在一起。衬衣我已经不怎么穿了，换了一件新的，是德吉用羊毛给我织的，灰色的，领口和袖口织得很密，穿在身上暖暖的。德吉说，羊毛是自家的绵羊身上剪的，捻了线，织了两个月。她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眼睛没有看我，手在围裙上搓了搓，搓得围裙沙沙响。
“赵老师，你不要嫌弃，我的手艺不好，织得不平整。”
我摸了摸那件毛衣，说：“很好，比我妈织的都好。”
她笑了，笑得很好看，眼睛弯弯的，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被风吹开的花。
那件毛衣穿在身上，虱子也少了。羊毛太密了，虱子钻不进去，只能待在表面的衣服上。我每周洗一次外衣，毛衣不洗，挂在外面晒一晒就行。德吉说，羊毛衣不能经常洗，洗多了就不暖和了。
六月的一个傍晚，我在院子里批改作业，德吉来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把衣服放下就走，而是站在我面前，欲言又止。
“赵老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她在围裙上搓了搓手，低着头，声音很小：“我……我想去学汉语。”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脸红了，红得发紫，和脸上的高原红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我想去县里的夜校学汉语，”她说，“央金的汉语越学越好了，她在家跟我说汉语，我听不懂。她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不想……不想以后跟自己的孩子都说不上一句话。”
我放下笔，站起来。夕阳照在她脸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她站在那里，双手绞着围裙的带子，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德吉阿妈，”我说，“我教你。”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你？”
“对，我。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你不用去夜校，我在这里教你。”
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眶红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点得头巾都歪了。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七点，德吉准时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她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一个本子，手里握着一支铅笔，跟着我念“a、o、e”。她的舌头很硬，发不出那些卷舌音，“吃”念成“次”，“是”念成“四”，怎么纠正都纠正不过来。她不急，一遍一遍地念，念到嘴唇发干，嗓子发哑，也不停下来。
我给她写了一首汉语儿歌，是《小燕子》的歌词，用拼音标出来，让她照着念。她把那张纸贴在灶台旁边的墙上，每天做饭的时候念几遍。央金放学回来，就坐在灶台边，听阿妈念汉语，念错了就纠正，纠正完了就笑，笑完了再念。
两个弟弟也凑过来凑热闹，扎西学着阿妈的腔调念“小烟子”，顿珠张着嘴跟着瞎喊“呀呀呀”，一家人闹成一团，笑声从土坯房的窗户里飘出去，飘到院子里，飘到巷子里，飘到整个改则县的上空。
09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县教育局来了通知，说要从各个学校选拔一批老师到拉萨参加培训，为期三个月，培训结束之后择优留在拉萨任教。
次仁多吉校长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教室里上课。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等我把那一课讲完了，才招手让我出来。
“小赵老师，”他说，“这是个好机会。你去了拉萨，好好表现，说不定就能留在那边。拉萨条件比改则好多了，海拔低，气候好，也有邮局，你给家里写信也方便。”
我知道他说的“给家里写信”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林小曼的事，虽然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但在这个小县城里，没有什么秘密能藏得住。
我没有马上答应。那天晚上，我坐在房间里想了很久。去拉萨，意味着离开改则，离开这所中学，离开这些孩子，离开德吉一家。拉萨有更好的条件，更高的工资，更广阔的前途。如果我留在拉萨，以后的发展机会会多很多，说不定还能调到更好的地方去。
但是，如果我走了，央金的汉语课谁来上？德吉的拼音谁来教？那些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愿意好好教他们的老师，我一走，他们又要回到从前那种混日子的状态。次仁多吉校长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他还能撑几年？
我把那件旧衬衣从抽屉里拿出来，展开，对着灯看了看。衬衣已经洗了很多次了，的确良的料子变得很薄，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光。领口和袖口的地方，还有几道浅浅的缝线，那是德吉帮我缝的，她用藏袍的边角料裁了几块布，缝在容易磨破的地方，针脚密密的，整整齐齐的。
我用手摸了摸那些针脚，每一针都很均匀，间距大概两毫米，线是黑色的，在灰色的衬衣上特别显眼，像一条一条小小的蜈蚣。她的针线活很好，比我的手艺好一万倍。我缝东西的时候，针脚歪歪扭扭的，间距忽大忽小，像喝醉了酒的人走路。但她缝的，每一针都一样长，每一针都一样深，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第二天，我去找了次仁多吉校长。
“校长，我不去了。”
他正在办公室里喝茶，听到我的话，茶杯停在嘴边，愣住了。“为什么？”
“这里需要我。”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把茶杯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条哈达，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哈达是白色的，丝绸的，上面有细细的纹路，摸起来滑溜溜的，像是一块凝固的牛奶。
“小赵老师，”他说，声音有些哑，“你是我们改则县中学最好的老师。你不走，是我们的福气。”
他把“福气”两个字说得很重，像是在说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
我留在改则的消息传开之后，德吉来找我。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壶酥油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高兴，也有担忧。
“赵老师，你真的不去了？”她问。
“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更有意义。”
她没有再问，把酥油茶放在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我听得很清楚。
“赵老师，你是好人。”
好人。这两个字，比我大学四年拿到的任何一张奖状都重。
10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我回了一趟成都。
不是调走，是探亲。我在改则待了两年，没有回过一次家。我娘来信说，你再不回来，我就去西藏找你了。信是托人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用力很深，把纸都戳破了。
我坐了三天的车到拉萨，又从拉萨坐了两天的车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我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看着满街的人流和车流，看着那些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女孩子，看着那些摆满了商品的小摊贩，忽然觉得不习惯了。我在改则待了两年，已经习惯了空旷、寂静、缺氧和虱子，回到成都，反而像一个外来者。
我在成都待了半个月，见了娘，见了亲戚，见了几个老同学。娘看到我的时候，哭了。她说我瘦了，黑了，老了很多。她说我的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煤灰和泥土，她不信。
“你在那边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她问。
“挺好的，”我说，“有吃有喝，有房子住，有工作干。”
我没有跟她说虱子的事，没有跟她说零下二十度的冬夜，没有跟她说大雪封山时的孤独，没有跟她说三十九度八的高烧和趴在地上爬不动的那种绝望。这些事，说了只会让她心疼，而她心疼了也帮不上忙，只会多一个人失眠。
临走的时候，娘塞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是几件新衣服、两双棉鞋和一包药。药是感冒药和消炎药，她用报纸包了好几层，外面又裹了一层塑料布，怕路上潮了。
“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她说，“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我说好。
回到改则的时候，是八月。高原的夏天很短，八月底就开始转凉了。德吉在招待所门口等我，看到我下车，快步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包。
“回来了？”她问。
“回来了。”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她穿着一件新的藏袍，深蓝色的，腰上系着一条红色的围裙，头发编成一根辫子盘在头顶，辫子上插着一朵小小的假花，粉红色的，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赵老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那朵花，“央金给我买的，说好看。”
“好看，”我说，“真的好看。”
她的脸红了，红得像高原上的格桑花。
那天晚上，德吉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牦牛肉炖土豆、青稞面疙瘩汤、酥油茶，还有一盘凉拌的野葱。牦牛肉炖得很烂，土豆也炖得很面，筷子一夹就碎了。青稞面疙瘩汤里放了不少盐巴，咸咸的，喝一口浑身都暖了。央金和两个弟弟围在桌边，吃得满嘴是油，扎西的鼻涕又流下来了，吸溜吸溜的，顿珠把汤洒了一桌子，德吉一边骂一边擦，骂完了又笑。
我看着这一家人，忽然觉得，这就是家的样子。不是房子有多大，不是家具有多好，不是衣服有多贵。是有人等你回来，有人给你做饭，有人在你生病的时候守在你的床边，有人把你衣服上的虱子一只一只地掐死。
这些东西，比任何一封情书都重。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和德吉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车队。次仁多吉校长给我们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在学校的小礼堂里，全校五个老师和几十个学生都来了。央金给我们献了哈达，扎西和顿珠站在旁边，穿着新衣服，扎西的鼻子终于擦干净了，顿珠的脚上穿了新鞋子。
德吉那天穿了一件新的藏袍，大红色的，是卓玛帮她缝的，缝了整整一个月。她把头发编成很多根小辫子，用彩色的丝线扎起来，头上戴着一顶金花的帽子，帽子上挂着一串珍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她化了妆，脸上涂了腮红，嘴唇上抹了口红，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德吉阿妈真好看。”央金说。
德吉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说：“哭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
次仁多吉校长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本经书，念了一段祈福的经文。念完之后，他把一条黄色的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说：“扎西德勒。”
“扎西德勒。”所有人一起说。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青稞酒，吃了牦牛肉，跳了锅庄舞。央金拉着我的手，教我跳锅庄的步子，我笨手笨脚的，踩了德吉好几脚，她也不恼，只是笑，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
夜深了，客人们走了，孩子们睡了。我和德吉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头顶是漫天的星星。高原的星星又大又亮，像是被人用刷子一颗一颗地刷过的，亮得刺眼，亮得不真实。
“德吉，”我叫她的名字，没有加“阿妈”。
“嗯？”
“你后不后悔嫁给我？”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后悔什么？”
“后悔嫁一个满身虱子的人。”
她笑了，伸出手，在我头发上摸了一下，两根手指捏起一只虱子，举到我面前。“你看，又有了。”
她把那只虱子放在掌心里，看了看，然后轻轻一吹，虱子飞走了，消失在夜色里。
“赵老师，”她还是习惯叫我赵老师，“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手冻得通红，盆里的水都结冰了，你还在一件一件地搓。我那时候就想，这个汉族小伙子，不容易。”
她顿了顿，又说：“后来你帮央金交学费，帮我学汉语，给孩子们买本子和笔。你把自己的工资花了一大半在别人身上，自己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我那时候就想，这个汉族小伙子，心好。”
“再后来，你生病了，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烧到三十九度八，连水都喝不上。我赶过来的时候，你坐在地上，靠着桌腿，脸色白得像纸。我那时候就想，这个汉族小伙子，不能再让他一个人了。”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头发上的丝线蹭着我的脸，痒痒的，像虱子在爬。但我不想去挠，我只想就这么坐着，坐在这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上，坐在漫天的星光下，坐在一个愿意在风雪里走四十分钟来看我的女人身边。
“赵老师，”她轻声说，“你不走了吧？”
“不走了。”
“真的？”
“真的。”
她笑了，笑得很轻，很柔，像高原上的风，吹过草原，吹过雪山，吹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
我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那些星星在高原的夜空中闪烁，一颗一颗的，像无数双眼睛。我想起了那个第一次洗衣服的下午，想起了那件爬满虱子的衬衣，想起了卓玛说的那句话——“在西藏，不长虱子的人，不算真正在西藏待过。”
她说得对。虱子会咬你，会让你痒，会让你觉得羞耻和委屈。但它们也会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会帮你洗衣服，有人会在风雪里走四十分钟来看你，有人会坐在你的床边守一整夜，有人会给你煮一碗热乎乎的酥油茶。
这些东西，比任何一件干净的衣服都珍贵。
二零零八年，我带着德吉和孩子们回了一趟成都。
我娘在厨房里做饭，德吉进去帮忙。两个人在灶台前忙活，我娘用四川话指挥，德吉用藏语回应，谁也听不懂谁，但配合得很默契。我娘递盐，德吉接过来撒在锅里。德吉递葱，我娘接过来切碎。两个人你来我往的，像是合作了很多年的老搭档。
吃饭的时候，我娘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德吉碗里，说：“吃，多吃点，你太瘦了。”
德吉听不懂，但她笑了，把那块肉吃了。
我娘又夹了一块，放在我碗里，说：“你也吃，你也瘦了。”
我笑了，把肉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我端起酒杯，敬了我娘一杯。
“娘，我在西藏很好，您别担心。”
我娘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你高兴就好。”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那件旧衬衣。衬衣已经很旧了，薄得能透光，领口和袖口上的补丁都磨破了，露出里面一层一层的线头。我把衬衣叠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塞进行李箱的最底层。
德吉看到了，问：“你还留着这个？”
“留着，”我说，“这是我的‘西藏身份证’。”
她笑了，笑得很响，笑声在房间里回荡，把我娘都引来了。
“笑什么呢？”我娘站在门口问。
“没什么，”德吉用她学了十几年的、依然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说，“他在说他以前身上有虱子的事。”
我娘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三个人站在那间小小的卧室里，笑成了一团。
窗外的成都，霓虹灯闪烁着，车水马龙。但那一刻，我忽然想念起了改则的星空，想念起了院子里的铁丝上挂着的衣服，想念起了牛粪火的味道，想念起了德吉在风雪中走了四十分钟来看我的那个夜晚。
那些年，那些虱子，那些洗了又晒、晒了又洗的衣服，那些在高原上被风吹散的时光，都成了我生命中最深的印记。它们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一颗愿意为别人付出的心。一个人可以满身虱子，但只要有人愿意帮你洗衣服，你就不是孤独的。
三十二年过去了。我还在改则，还在那所中学里教书。学校已经变了样，土坯房变成了楼房，铁皮炉子换成了暖气，孩子们也有了崭新的课本和文具。但虱子还在，它们依然藏在藏袍的羊毛里，藏在被褥的棉花里，藏在每一个角落。
但我不怕了。
每年冬天，我还是会把衣服洗了，挂在院子里的铁丝上。高原的阳光依然强烈，紫外线依然充足，晒一天，什么都死了。衣服收回来的时候，硬邦邦的，带着太阳的味道。
我把脸埋在衣服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是我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