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携程、京东、等十二家企业被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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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3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约谈和行政指导携程、去哪儿网、高德、京东、淘宝闪购、美团、飞猪旅行、同程旅行、途家民宿、小猪民宿、抖音、快手等十二家平台企业,集中通报开展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以来发现的第一批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此次通报的问题主要聚焦四个方面:

侵害商家自主经营权,如淘宝闪购擅自为商家上架活动、修改商品价格,且整改流于形式。携程自动跟价,剥夺酒店定价权。

设置不合理规则,如携程制定不合理“切客”判定和处罚规则。

虚假宣传行为,如第三方火车票网络销售平台虚假宣传。携程“大拇指”标识误导消费者。

高德促销标识未及时更新。

部分平台合规经营管理体系存在短板,如去哪儿网合规经营机制空转。京东合规经营管理弱化。

以史为鉴,这次约谈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我们回顾苏联历史,吸取教训,让互联网回归其本质,为交换产品消灭信息差。

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个结局都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荷】彼得·海尔《在历史中遭遇》

苏联的解体外部原因是欧美的和平演变,内部原因是其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结果。

当年苏联在完成工业化整合以后,后续应该是导向终端产品推进前端生产的生产组织结构,上层建筑应该向这方面改革,但是苏联却沉溺于中间产品生产,通过制造和生产大量中间产品到国际市场上赚差价。

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及其盟友的经济结构背离了其经济体系的内核。

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尽量消灭中间产品,即消费什么就生产什么,尽量避免浪费。

苏联的经济计划表无比详细,如同精密的仪器一般,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信息化革命应该率先发生在苏联,因为苏联的经济结构更加需要快速的信息传递来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

然而实际上苏联却在中间产品输出上尝到了太多甜头,比如直接出口石油、天然气给西方,出口初步制成品给其他经互会国家赚取高额利润。

结果就是苏联生产了大量的中间产品用于出口而把本应该作为生产最重要一环的消费终端放在了一边,这就造成了苏联的信息化也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没有得到发展。

其实,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如果按照计划经济的发展需要,最终所有的生产和消费应该都是集中到网上的,线下部分只负责展示、配送和维保。

也就是消费者在网上发布自己的需求,而生产者在网上组成生产链满足需求。这个过程完全透明消灭信息差,是最高效的手段。

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网上的交易仍然对消灭信息差有很大帮助,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层意思是对比回顾莱茵兰资本主义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垄断历史的教训,开始对互联网巨头进行平衡了。

首先我们看看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垄断历史。

在1859年宾夕法尼亚西部开挖出第一眼油井之后,以克利夫兰为中心形成了美国一股石油业的投资热潮。经过了十年之后,市场明显过热了,市场价格的不断下跌,让克利夫兰的炼油厂纷纷陷入亏损。

炼油厂主们决定进行谈判建立价格同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家卡特尔垄断组织,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

这个时候,洛克菲勒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是当地最大,也是经营的最好的炼油厂,但是他的规模也仅仅占当时炼油业总量的4%,远远没有达到支配其他竞争对手的体量。

洛克菲勒认为要想让炼油厂活下去就必须建立垄断组织,所以他的标准石油公司是卡特尔化的最积极推动者。

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这个卡特尔同盟没有任何进展,其他炼油企业都不愿意服从别人的指挥棒。

所以洛克菲勒决心放弃继续组织谈判的努力,另辟蹊径,从石油业外部的力量寻找突破口。

当时的铁路是美国除了华尔街银行之外,最有权势的组织,由于炼油业的不景气,也让经过克利夫兰的铁路面临经营压力。

于是洛克菲勒提出了一个建议,以标准石油公司为中心,联合几家大型炼油厂,与三家大型铁路公司达成一份协议,组建一个南方开发公司。在南方开发公司的框架下,炼油厂负责保证铁路拥有足够的货物运输订单,作为回报,铁路公司给炼油厂以运费折扣的同时,对拒绝参加这个协议的其他炼油厂提高运费,强迫他们加入协议。作为最大的炼油厂的标准石油是整个协议的监督者,它除了享受运费折扣之外,还向其他炼油厂征收运费的1%的提成。

这个体系给了以标准石油公司为首的协议内大公司,尤其是作为协议监督者的标准石油公司以巨大的价格优势碾压拒绝参加协议的其他炼油厂,在几个月时间里,协议内的公司迅速兼并了大量其他炼油厂,其中标准石油公司兼并了22家炼油厂,被称作“克利夫兰大屠杀”。

标准公司的迅速扩张引起了巨大的愤怒,其他炼油商告上宾夕法尼亚议会和联邦法院,南方石油公司的协议因为不合法被勒令停止,但是这个窗口期已经够了,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壮大到可以支配其他炼油厂的规模上,而且洛克菲勒也不想长期受制与铁路公司。

协议停止之后,洛克菲勒软硬兼施建立了美国炼油业的卡特尔组织,利用这个组织向上压迫采油企业降价,向下铁路公司继续降低运费,通过这个方式,洛克菲勒又摆脱了铁路公司的制衡。

到了1873年之后,洛克菲勒决定放弃这个缺少约束力的卡特尔组织,建立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新型垄断组织——托拉斯。

到了1878年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通过复杂的控股关系,掌握了全美90%的炼油产能,以及大量的油田和若干条铁路线在内的垄断企业。

这个垄断组织是洛克菲勒通过大胆的计谋,灵活的手腕和对企业出色的经营能力所完成的,是人类企业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壮举,但对于平民和国家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深有体会。

从好处来说,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定长远的计划,坏处是容易形成垄断后,让财团之外的较小的竞争者无法立足。

同样在后来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二战后的韩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不过在德国财团主要的控股人之间互相是生意伙伴关系,而在东亚往往这些主要控股人之间往往存在血缘关系,或者是义父义子的关系,所以有财阀的称呼。

国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修高铁修高速,集中力量攻坚中高端出口市场,国家富强了老百姓才能安康的生活,但是财富一定要流动起来,千万不能聚集到某一小部分人手里,历史上的教训是这样会出大事,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美国的大富豪,中小企业主,传统行业以及资产阶级中有一定良知的人士,已经对华尔街、石油、互联网垄断巨头、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各种精致利己主义者感到越来越不满了,但是有一些人的平台太低,而另一些人又太富有了,害怕冒险。

所以他们只能走群众路线,利用美国上下对暴发户们的不满,发动了一场“进步运动”,发动了反托拉斯运动,终于制服了这些暴发户,然后洛克菲勒和摩根们也开始学着旧精英们的方式生活,此后才有了美国一百多年统治阶级内部安定团结的大局面。

我们一起回顾莱茵兰资本主义垄断历史。

不过相对于美国垄断组织建立的过程中的绞尽脑汁,纵横捭阖,德国垄断组织的建立却是自然而然就形成。

早在德国统一之前,在关税同盟内部就已经存在了卡特尔组织,并且随着德国统一进一步扩大,到了70年代,洛克菲勒还在和同行们斗智斗勇的时候,德国在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组织。

按照马克思列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托拉斯相对于德国普遍流行的卡特尔和辛迪加是一种垄断组织的高级形态。

不过在美国各种低级形态的垄断组织似乎根本就没流行起来,就直接进入高级阶段,而在德国,低级版本却生生不息的流行下去,却不愿意进入高级阶段。

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是,双方的文化不同,在德国企业间更容易达成协议,而在美国,则必须有一个老大来监督整个垄断体系的运作,但是问题是,人人都想干这个老大,最后就只能用力量来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是以前被热炒的尼古拉·特斯拉的故事,1984年这个电气工程天才受到爱迪生在欧洲的一位合伙人的推荐进入了爱迪生在美国总公司的实验室工作,他负责改进爱迪生的直流发电机,他成功的把发电机的输出功率提高了4倍,但是爱迪生却没有兑现5万美元的奖金承诺,只是说,那是一个美国玩笑。

这件事现在被看作是一个天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但是按照当时的企业文化,爱迪生做的一点不过分,这恰恰是当时美国公司实验室里的典型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一个实验室里的工程师是善男信女,他们都是抱着积累经验,获取商业情报,为自己日后自立门户做准备的。

甚至来说,还有更恶劣的事件,比如一些研究人员故意对老板隐瞒自己的工作进展,然后带着研究成果辞职,去寻找新的投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新企业中获得股份,这种事情现在还美国时有发生,比如创建脸书扎克伯格当年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说,当时的老板都像防狼一样防着自己的实验室人员,竭尽全力的控制他们,让他们的聪明才智转化为自己的专利和金钱,如果爱迪生给了特斯拉5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爱迪生的公司起步时才4万美元),这个天才马上回脱出他的手掌心,会自己创业。

爱迪生被美国看作是第一个在公司内建立科研机构的企业家,这件事被看作一个里程碑事件。

但是实际上,爱迪生并没有创建一个稳固的公司科研机构,在爱迪生之前也有很多公司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招募专家进行科技研发,不过一旦达到研发的目标,就会立即解散这个机构,除了减少成本之外,最主要的困难是,在美国找不到愿意为了固定的工资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百万富翁,所以建立一家实验室,就要牵扯到老板太多的精力去监管这帮狼崽子。

所以对于一个美国公司来说,如果他们需要一些技术的话,第一的首选方案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专利。

如果没有,第二个方案是提供资助,帮助一些已经在这些领域有所建树的发明家继续试验,然后签订合同购买他们的专利,也就是一个研发的外包协议。

亲自上马一个实验室是最最下策的方案。

同样爱迪生的公司也一样,他的实验室也是目标导向式的,他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招募专家进行研发,达到目标解散团队,只不过因为一直有研发项目,最开始是电报机,然后是留声机,接着是电灯泡,为了支持电灯泡又开始发电机的研制,所以看起来爱迪生的实验室似乎是长期运作的。

作为爱迪生,他比其他的公司老板的一个优势就是,他自己就是研发人员,他亲自领导和监督实验室的工作,所以里面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什么阴谋诡计,人堆里有多少只猴子企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都瞒不过这个目光炯炯的老板。

真正最早在企业内部建立稳定的研发机构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企业,这些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之所以能够存在,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德国能够找到愿意为了一份稳定的工资待遇而贡献自己全部聪明才智的科研人员,这些实验室的存在,不断的改进德国的生产技术,让德国在19世纪末时,在机械、化学、电气等方面迅速走到的时代的前列。

在美国企业中,最早建立固定的研究机构的应该是1902年的杜邦公司,这个时间已经比德国企业晚了十几年,不过即便是杜邦公司也并不是引领了美国企业潮流,杜邦是一个法国移民创建的企业,长期以来他们的老板和职员都是来自于非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的天主教美国人,比如法国人和爱尔兰人。美国的企业主们很早就知道科研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赚钱机会,这一点甚至比德国人更早,但是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科研人员才不太情愿的逐渐接受这样一个理念,他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百万富翁,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可以是一份提供稳定薪水和良好待遇的事业。

当然如果按照一个通用的观念来看,美国人的理念更资本主义,每个人都渴望发大财,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洛克菲勒和贝索斯那样的人,每个士兵都渴望成为将军、元帅甚至皇帝。

这样的国民理念怎么能经济发展不好呢?

相对于德国人为了实验室的一份工作,早九晚五的干一辈子,在美国人眼里简直就是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

不过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可以反过来说,正式因为德国人的性格不太资本主义,所以才成就了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就像一支由渴望当元帅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更有战斗力,莱茵兰资本主义就像是一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队。

那个更有战斗力,这是很难预测的问题,具体要看战场的环境,面对的对手的类型来判断,如果对手比较弱,战利品又比较多的情况下,前者优势明显。

在第二帝国的内部,德国企业间的关系酷似行会组织,企业经理们开会决定市场定价浮动空间和各自的生产规模,用现在通用的观点来看,这个体制一点也不适合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德国的企业依然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德国的保护关税水平还不能像美国那样完全把外国货驱逐出国内市场,他们还有可能收到外国货的竞争,同时因为英国低关税的存在,以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靠近德国的非常有利可图的市场,让德国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

这样国内的稳定可以预期的市场为德国企业提供了平稳可预期的现金流,他们的工人、工程师和科研人员都愿意为企业长期工作,这一切都有利于德国企业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让德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更高竞争力。

不过从美国人眼里看来,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很邪恶,他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毫不留情的攻城掠地,抢走原来属于自己的生意,但是这些竞争者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却呈现一种共生状态,各种竞争都点到为止,看起来一点也不资本主义,至少不是他们认为哪种地道纯正的资本主义。

这就是当时英国的企业界看待德国的一种方式,认为德国的经济体制和英国的经济体制来说,不仅是一个可怕的竞争者,而且是一个另类,这种情感很大程度上让英国企业界为媒体中各种丑化德国,恶化英德关系的报纸和作家们提供赞助,逐渐的推动两个国家走向世界大战。

同样的事情大致也发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美日之间。

当美日之间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时,美国人建议日本降低关税,以便美国的商品可以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按照宗主国的要求调整关税之后,美国人发现自己的商品还是没法卖给日本人,这其中一部分是美国人自身的原因,美国人向来习惯于用标准化的商品向所有的市场铺货,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消费者都适应美国商品。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商业环境,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都有着稳固长期的合作关系,有的甚至维持了几代人的水平,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商家很难挤入这样的体系中,其中很多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

当然,最后美日不需要战争,因为两者的强弱之间差距太大了,尽管日本人自称可以说不,但是当美国将广场协议扔给他们时,他们发现自己没法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