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正月初一，颍上县城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一支穿红着绿的队伍，从老街的巷口涌出来，锣鼓一响，整条街的年味就炸开了。花鼓灯、龙灯、推剧——一座“行走的非遗博物馆”，在老街上缓缓流动。窗户推开，探出脑袋的居民举着手机，游客追着队伍跑，有人边看边念叨：“这才是咱颍上的年味。”

这话我听过很多次。从八十年代到现在，颍上“踩街”的习俗，整整走了四十多年，一直没断过。为什么这里的年味这么浓？为什么花鼓灯的鼓点能响上千年？为什么管仲的祠堂，建了毁、毁了建，老百姓总惦记着？这些问题，你得往历史里找答案。

颍上这个地名，是从一条河来的。

在淮河北岸，有一条叫颍水的河。它不算长，地图上看，不过是中原大地上一道细细的蓝色线条。可就是这条河，在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给了一个地方名字，这个名字一用就是一千四百多年，直到今天，当地人还是管自己叫“颍上人”。

颍上，颍水之北。

我第一次从资料里注意到这个地方，不是因为它的名字，而是因为一个人。春秋初期，这里出了一个叫管夷吾的人，后人称他管仲。他在齐国当了四十年的相，把一个偏居东海的诸侯国推上了霸主的位置。司马迁写《史记》，在《管晏列传》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这句话，把颍上写进了中国历史的开头。

其实颍上的历史，远比管仲更早。

在南照镇的铜台孜，考古的人发现过陶器和石器，那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人住了。他们靠水吃水，在淮河和颍河的冲积平原上，种庄稼、捕鱼、烧陶，一代一代，把日子过成了文明。

到了西周，这里有了自己的名字——慎邑。

“邑”不是县，是城邑，是聚落，是有人烟、有围墙、有秩序的地方。那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按中国古城的标准算，慎邑在阜阳地区算得上比较老的县城。它在颍河的支流乌江东岸，今天的江口镇汤圩村附近，还能找到遗址。站在那里的土丘上，你会觉得脚下的泥土里，埋着三千年的人间烟火。

秦统一天下，慎邑变成了慎县，归泗水郡管。汉高祖的时候，这里还当过韩信的封地。韩信被诛之后，又划归汝南郡。这之后，朝代更替，归属变动，慎县的名字时有时无，但颍河边的这片土地，始终有人住，始终有炊烟升起。

颍上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段，是南北朝。

那时候北方打仗，中原的人往南跑。朝廷在南方设“侨置郡县”，把北方的地名搬过来，安置流民。山西雁门郡有个楼烦县，就整个搬到了慎地，改名“楼烦令”。而原来的慎县，被挪到了合肥以东，就是现在的肥东县梁园镇。

一个地方，两个名字，各管各的。这种行政区划上的错位，在今天看来很奇怪，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常态。它背后是战乱、是逃亡、是百姓流离失所的无奈。但也正是在这种动荡中，颍河边的这块土地，始终没有荒废。

直到隋朝，大业二年，楼烦县正式改名叫“颍上县”，合并了下蔡和楼烦两地的辖地。从那时候起，颍上这个名字才算定了下来。

所以你看，从慎邑到慎县，从楼烦到颍上，名字变来变去，但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就像一个人，换了衣服，改了名字，但骨子里还是那个人。颍上的“骨子”，就是淮河、颍河交汇处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就是这方水土上的人，一代一代，春种秋收，生生不息。

说颍上，绕不开管仲和鲍叔牙。

管仲的家乡在今天的建颍乡管谷村，往北三里，是鲍家庄，那是鲍叔牙的老家。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经商，一起游历。管仲家穷，做生意的时候，鲍叔牙多出本钱，分红的时候，管仲多拿钱，鲍叔牙不生气，因为他知道管仲家里穷，需要钱。

后来两个人分别给不同的公子当老师。齐国内乱，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君位，管仲辅佐纠，鲍叔牙辅佐小白。管仲还曾射过小白一箭，差点要了他的命。可后来小白当了国君，就是齐桓公，鲍叔牙却极力推荐管仲来当相国，自己甘居其下。

管仲后来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句话，两千七百年了，还在被人传诵。颍上人把管仲和鲍叔牙的这段交情，叫做“管鲍之交”。他们俩的祠，叫管鲍祠，在县城管仲商贸城里，面阔三间，不大，但庄重。祠里供着两个人的塑像，正殿悬着一块匾，写着“挚交万古”四个字。院子里还有管仲的衣冠冢，墓碑是明万历年间立的，上面刻着“管仲父墓”。

管鲍祠建了毁，毁了又建，明末毁于战乱，清嘉庆毁于火灾，咸丰年间又毁于大火，一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才募资重建。1986年，管鲍祠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去看，祠前的“九合桥”和“四维桥”还在，纪念管仲“九合诸侯”的功劳，也昭示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道理。

我总觉得，管鲍祠之所以能一次次重建，不是因为管仲的政治才能，而是因为鲍叔牙的胸襟。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知人、荐贤、谦让、忠诚，这些品质比权谋和功业更值得尊敬。所以管鲍祠不是管仲一个人的祠，是两个人“挚交”的见证。

除了管仲和鲍叔牙，颍上还出过不少人。

战国时候的甘茂和甘罗，祖孙俩都是秦国名臣。甘茂做到左丞相，甘罗更厉害，十二岁出使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就给秦国拿回了河间五城，被秦王封为上卿。今天颍上还有个甘罗乡，他的传说也被列入了市级非遗。

唐代的张路斯，是颍上百社村人，进士出身，当过宣城县令。他在宣城任上，领着老百姓开沟排水造田，辟出几百亩地，老百姓管那些田叫“张路斯田”。辞官回乡后，民间传说他“化龙”了，宋熙宁年间被追封为“昭灵侯”。苏轼在颍州当知府的时候，还专门写过一篇《昭灵侯碑记》。

明代的陈嘉庆，嘉靖年间中举，当过安陆县令，后来做到南京工部主事。他清廉得很，在安陆任上“一文不取”，老百姓说他“筹钱抽税，秋毫不染”。他还善断案，顺治《颍上县志》里记过一个故事：兄弟俩一起走亲戚，弟弟失踪，哥哥被诬陷。陈嘉庆暗访，找到了尸体，揪出真凶，帮哥哥洗清了冤屈。安陆人给他立了祠，说“后有冤，祷于祠，无不应”。

还有明代成化年间当颍上知县的李时仪，福建长乐人，在任上“省刑薄敛，立法惟一”，老百姓叫他“板李”。他离任的时候，颍上人把他穿过的靴子留下来，挂在谯楼上，以表思念。这种“留靴”的做法，在古代是老百姓对清官很高的褒奖。

近现代也出过不少人，学者常任侠、作家戴厚英、院士陈国良和郑守仁，还有感动中国的刘丽，见义勇为的姚仁全、徐义胜。这些人，都是颍上出去的。

一个地方，能出这么多人物，不光是地灵人杰，更是有根脉可循。管仲的“以人为本”“仓廪实而知礼节”，鲍叔牙的知人让贤，陈嘉庆的清正廉洁，李时仪的体恤民情——这些东西，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了风气，就成了传统，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底色。

颍上的文化，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花鼓灯。

这种民间舞蹈，被称作“东方芭蕾”。它不像宫廷舞蹈那么典雅，也不像西方芭蕾那么精致，但它热烈、奔放、有生命力。彩扇翻飞，步伐轻快，演员们踩着鼓点，时而模拟农耕，时而演绎婚嫁，舞姿里全是庄稼人的喜怒哀乐。每逢节日，花鼓灯的队伍走街串巷，老百姓追着看，笑着，鼓掌，说“这才是咱颍上的年味”。

花鼓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年，它的优秀作品拿过国家“群星奖”，上过央视，去过贵州交流，还到敦煌参加过大展。2016年，安徽花鼓灯艺术在世界舞蹈之星大奖赛上拿了两金两银。这些荣誉背后，是颍上人对这门艺术的坚持和传承。

除了花鼓灯，颍上还有推剧、淮河锣鼓、大鼓书、琴书，还有管仲和甘罗的传说，有剪纸、面塑、糖画、手工灯笼，还有回民龙灯。非遗项目的统计表上，写着三十四项，涉及九大类，从民间文学到传统技艺，从音乐舞蹈到戏曲曲艺，内容丰富得很。

鲁口镇的淮河锣鼓，被称为“锣鼓之乡”；颍上大鼓书，在县城北护城河休闲长廊里，每天下午都有演出，拉一张桌子，支一面鼓，说书人一拍醒木，就开了场。

这些东西，不是写在县志里的死文字，是活着的，是老百姓日子里的东西。

从三千年前的慎邑，到今天的花鼓灯和踩街，颍上这个地名一直在变，但有些东西没有变。

比如管鲍祠还在，管仲文化广场上，每年还有祭管大典。几百人，穿着传统服饰，诵读《管子·牧民》里的句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些孩子站在广场上，声音清澈，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比如管仲小学的校园里，五幢教学楼分别叫“尊管、崇管、尚管、慕管、思管”。校长说，学校不是简单讲历史，而是提炼“四维”里的德育价值。孩子们读校本教材《管仲文化伴我行》，学管仲的故事，也学鲍叔牙的谦让。这是一种很日常的传承，不急不躁，润物无声。

比如管仲老街，花船亮灯的时候，非遗传承人跳起花鼓灯，演“管仲拜相”的实景剧。老街旁边有家咖啡馆，名字叫“管豆”，年轻人走进去，点一杯咖啡，墙上挂着管仲的名言。

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就成了一幅图景：一个地方，把自己历史上最闪光的东西，用最当下的方式，一代一代往下传。

颍上人管这叫“乡愁情怀”，管这叫“文化自信”。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根”。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出过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心里就有了底。有了底，走路就稳，日子就有奔头。

淮河还在流，颍河还在流，它们在颍上南边的沫河口汇合，一起往东，进洪泽湖，入长江，最后到海。这三千年，不过是一河水的事。